向勇：彰显大国首都气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向勇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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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我们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风雨无阻、砥砺前行，坚定不移从北京发展转向首都发展，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展，从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报告还特别提到“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四个中心”是党中央赋予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指的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2020年4月，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特别提到“建设面向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首要窗口”。我们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和对外发展战略，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对接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北京故事，把阐释推介当代中国价值贯穿于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的方方面面，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首要窗口，展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良好形象。《规划》还提出，积极参加国家年、文化年、旅游年和“感知中国”“文化中国”“欢乐春节”“四海同春”等国家级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让更多国外受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涉及方方面面，但彰显大国首都气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尤为重要。

一、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时代背景

我在2021年接受委托，开展关于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战略研究。借此课题，也做了一些与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文化软实力相关的前期调研，产生了一些成果。

（一）全球发展新秩序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多元格局下，文化、贸易、教育、艺术、时尚，以及国家声望、国民素质、公民满意度、文化现代化程度等诸多方面，都反映出国与国之间国际影响力的差距。

近年来，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比如我们在防控新冠疫情、处理气候问题，以及消除贫困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方面收获可喜成果。受限于国际社会总体格局，中国在国际社会或国际关系中很难争得最主流话语权，虽然近些年我国国际话语权有所提升，但与西方大国相比，我国仍处于弱势地位。

当前，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和复杂，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国际影响力之间的较量也日渐凸显。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由于国际影响力发展程度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力量分配。这也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出更高要求。我们要认真总结现代化建设当中的中国经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

（二）经济发展新格局

亟需提升中华文化吸引力，为经济领域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保驾护航。随着我国在经济领域实施走出去战略，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20世纪末以来，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很多国家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不断增强，为提高软实力奠定基础。相对于政治观念、对外政策等方面，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明显优势。一是我们坐拥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二是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大幅增长，我们已由基本解决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文化发展提供巨大需求动力。三是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显著增强。他们对中国文化一直保有高度认同，本身就对中国文化产品有巨大需求，而且他们了解国外文化市场的特点，有利于带动中国文化产品的消费。

 

（三）文化强国新目标

亟需增强中华文化推动力，实现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 “十四五”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我们逐步站在世界舞台的重要位置，参与塑造全球化新格局。到2035年，我国将建成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将显著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也将大幅提高。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中国也曾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有人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部分传统文化，甚至出现过于否定传统文化，大肆宣扬西方文化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文化优秀的品质内涵得以充分展现。经过长期奋斗，我们基本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话语权就是用来解决挨骂的问题，只有牢牢掌握话语权，才能真正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核心价值观、提高文化软实力及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展开，特别重视增强中华民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四）国际治理新议题

亟需提升中华文化亲和力，彰显我国制度优势，引领全球绿色发展。当今世界，全人类都面临巨大挑战，比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一直是全球新闻舆论的焦点。如何在抗疫防疫过程中重塑国家形象，赢得世界的理解和支持，当时是我国面临的很大挑战。两年多的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深刻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指而不是虚指，是写实而不是比喻，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稳定经济社会的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生产生活保障当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我们推出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后疫情时代，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较于其他产业来说恢复更快，现在网上理财、网上购物、网上会议等服务，以及智能物流、智慧城市等都在全民抗疫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数字经济领域存在巨大发展空间，是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领域。

（五）共同价值新理念

亟需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理论强有力的批判，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和西方话语霸权，纠正了西方舆论界在价值观上对中国的抹黑和贬损，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实践中占领了道义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和西方少数国家标榜的“普世价值”完全不同的。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是“普世价值”的提出者、倡导者和操纵者，我国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者、倡导者和推动者，代表着中国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发展现状

过去几年，我们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上，取得非常明显的成绩。文艺创作繁荣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卓有成效，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文化和旅游产品更加优质丰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从历史上看，长三角等区域节点上的创意城市的联动效果非常明显。从共识性上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推动我国文化产品不断创新范式，不断向外输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球民众带来了更为真实可感的视听体验和即时互动，也为在社交媒体时代下推动构建新媒体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重大成就

1.国家层面

中华文化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赞同。新时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处于新的历史方位，要在中华文化复兴中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在海外充分传播，并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认识和认同，中华文化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这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在新时代的一个基本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既展示出更加自信的文化形象，也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加充分地了解中国“和”的善意，以及追求人类共同福祉的人文温情。

以“欢乐春节”为代表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是近年来海外文化传播有效的尝试。通过打造系列活动，“欢乐春节”形成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对外文化交流品牌，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推动企业走出去，进一步鼓励文化贸易的双重平台。2020年以来，很多线下活动不得不暂停举行，但是“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依然通过线上的方式邀请全球人士共度中国新春佳节，并取得非常好的效果。2022年，在农历春节来临之际，中国驻泰国使馆、泰国文化部举办了“欢乐春节，喜迎冬奥”线上新春音乐会，并通过各大视频平台直播。无论是认知层面还是情感层面，“欢乐春节”等活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受众普遍反映，典型的春节文化元素有了较高的辨识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许多受众对于“欢乐春节”所营造出来的欢乐、热闹、祥和的气氛产生了普遍的好感。

作为全球性的体育盛会，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向世界传递了乐观向上、奋发进取的中国形象。冬奥会不只为体育健儿提供了展示自我的竞技场所，也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相互了解、实现文化交融、传递文明友谊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奥林匹克运动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交融互惠的现实平台，多元创造、对话交往、和谐共存、共同参与，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理念。北京冬奥会是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相融合的一次完美展现。冬奥会开幕式上传达中华优秀人文精神，从以二十四节气的方式倒计时，到雪花火炬台，每个环节都让人眼前一亮。冬奥会以更高的姿态，更加自信包容的形象，向世界讲述今天的中国人，讲述中国人如何理解并参与世界格局演变。现在全球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传播技术新革命，北京冬奥会利用科技赋能，收获了不同以往的传播效果，是百年奥运史上第一届全面“上云”的奥运会。有媒体报道，澳大利亚持权转播商透露，其直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收视率比上届提升331%。北京冬奥会已经成为迄今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

2.城市层面

中国的城市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强。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创意城市网络”评选项目。该项目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加入，充分展示中国城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创意城市是近年来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打造城市品牌形象、凝聚城市内涵精神、传播交流城市文化的突破口和助力器。目前，中国共有16座城市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如长沙、澳门、青岛、武汉等。多元的文化内涵、海纳百川的文化环境，丰富了创意城市发展的价值理念，对于秉持传承、发展、弘扬传统文化的理念，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企业层面

越来越多的企业担负起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企业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当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变产品输出为文化投资，将传播中国文化观念、推出中国文化符号作为主要的投资方向。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要了解国际贸易的规则，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开发产品，并巧妙地融入中国元素。

4.个体层面

越来越多的人主动传播中华文化。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主动与中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以来，中国在世界创造“中国奇迹”，加之五千年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积极参与，掀起了如汉字热、戏曲热等国际潮流，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事业创造大好前景。很多海外的自媒体平台上有非常多的外国博主主动传播中国文化，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北京冬奥会期间，我们也看到像谷爱凌、任子威、武大靖等个体传播的影响力。北京冬奥会借助社交媒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多维的、立体的、全面的“动感中国”“萌感中国”和“乐感中国”等国际传播形象。冬奥参与者不仅在各自领域展现出独特的东方高度、东方速度和东方美感，而且建构了超越单一文化边界的跨文化主体想象。新生代青年群体正在解构传统欧美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一元文化主体”叙事，展现出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体”生成。

海外华人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群体。华人长期居于海外，既熟悉中华文化，又了解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情况，我们要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优势，多措并举、务实创新，创造更有针对性的中华文化传播形式。

 

（二）挑战与不足

1.文化贸易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

文化影响力与国家经济实力不符，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额占商品进出口总额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低。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影响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个国家对外文化贸易规模的大小，反映了其文化的流行程度和接受度。我们要进一步优化文化贸易的结构、模式、形态。视觉艺术和工艺品类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中占比很高，此类产品主要满足国外受众的物质需求，而那些有助于增进文化认同、满足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的产品占比很低，比如书籍和新闻产品、视听和互动媒体产品，这说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材料加工型的产品，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目前文化走出去依然处在洼地，而且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代工生产，在质控（品质的控制）、技术、设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小，但是我们缺乏原创的设计，营销品牌打造等能力都处在中低端水平。

如果深入调查就会发现，中国被低端锁定的“半壁江山”行业，诸如鞋子、服装、眼镜、玩具、箱包等，都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分不开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业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是生命周期短，在产业链当中也更加接近消费者，我们需要在原创设计、美学营销、体验服务等方面加大审美资本的投入，改变国内外市场双重价值链的“两面夹击”。

2.文化物化形式符号当代感有待加强

文化物化形式符号当代感不强。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过程中，那些能够反映当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人们精神面貌和文化发展成就的文化符号较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导致了国外民众难以形成对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完整的、全面的认知，不利于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国文化发展成就。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很多具有中华特色的文化符号，比如长城、熊猫、汉语、京剧等。《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中餐、中医药、武术是海外受访者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2020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出品单集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讲述杜甫颠沛流离、跌宕起伏的一生。海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首先要从符号层面、形象层面入手，再进一步提升到价值层面、精神层面。

3.文化商品叙事逻辑有待提升

内容质量不高，这是对外文化商品输出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痛点。近年来，虽然涌现了一批如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中国杂技团的大型情境杂技《一品一三绝》等对外文化交流的精品，但是总体来说，精品项目还是比较缺乏的。

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文化产品的刻板印象，提升自身产品质量，才能更好地引起国外受众的共鸣。在对外文化宣传推广时，可以展现中国社会的进步、普通民众的生活，将真实的中国、具体的中国展现给国外受众，表现出我国的真诚和真实。

4.文化传播渠道有待进一步优化

渠道不畅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政府间的交流活动比较多，市场自发性的交流较为有限。国外民众了解中国的渠道主要来自其本国的新闻媒体，而国内媒体的声音很难被国外民众听到。认知渠道单一导致国外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相对片面，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

经费投入不足是难点。我国文化交流经费来源比较单一，主要以政府为主，企业和个人捐赠赞助比较少。我们下一步要拓宽文化传播渠道，增加文化传播的经费投入。

缺少统一有效的组织协调和高端的创意人才。总体来说，我们缺部门、缺制度、缺人才。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工作内容跨度较大，涉及多部门、多领域，我们要从制度上促进部际之间的协作，避免各部门各自为营，造成资源浪费。制度上，相关部门的出访需求和审批制度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文化团体临时接到较多出访任务，有时可能会出现提前报备不足导致交流项目难以实施的情况。文化产品的出口和海关部门的统计制度也存在矛盾的部分。人才方面，能够将中华文化资源转化成优秀文化产品的国际化的高端创意人才极为欠缺。我们要进一步强化专业内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开阔国际视野，提高跨文化传播意识，增强了解国际文化市场和具备国际化项目运营的能力。

数字虚拟世界挑战传统价值。这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出新的挑战。数字化是当前信息记录呈现以及传播的重要载体。随着VR、AR等高感知、高体验的终端设备进一步普及，5G技术进一步商业化，大数据、区块链的进一步应用，新的数字技术增强了我们的体验感，并为文化传播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数字化虚拟技术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带来很大冲击。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体验、阐释。艺术的传播手段可以多元化，但是在数字技术的洪流当中，通过消除最初生活和艺术之间的陌生感，从某种程度上把陌生感置换成新鲜感，让观众欣赏的期待值大幅提升，而新鲜感转瞬即逝，在新鲜感消散后，数字虚拟带来的价值会变得难以为继。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更好结合。目前元宇宙备受关注，但距离这项技术真正在日常生活或生产中发挥理想作用还有很大空间。

 

三、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我们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从一个封闭的状态走向了一个开放的状态，可以说我们走过了一段非常成功的转型之路。一方面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话语权得以重新分配，另一方面短时间内，新兴技术推动跨越式发展。在此背景下，文化消费的趋势呈现出与经济地位和社会话语权脱节的现象，代际之间的文化消费差异越来越大，同一代际之内，群体间趋同性也越来越明显。我们认为，推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关注重大发展议题，如生态、民生、安全，同时也要考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一）四大发展战略

1.系统化战略

系统性加强文化软实力输出，做好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之间、政府和民间力量之间的协同发展工作，制定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的整体发展战略规划。

文化软实力根植于文化理念和精神价值，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优势、社会背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央全面统筹，也要发挥地方能动性，发掘传统文化的底蕴，扶持优秀文化企业，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共同推动文化软实力提升、推动文化资源转化的战略部署，形成枝繁叶茂、花团锦簇的文化发展格局。推动一省一印象、一市一印象、一县一印象、一村一印象的层层深入，从宏观到微观，逐步促成文化系统的大开发。

各部门要深化文化领域的制度化、常规化的业务协同。我们要梳理文化领域各部门的职能，中宣部为宏观统筹，文化和旅游部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动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媒体融合事业发展，中央网信办推动网络文化事业发展，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电影局推动相关领域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还要发挥民间文化组织的作用，激发文化中介机构在“一臂之距”中的活力，做好行业协会宣讲工作，引导形成行业伦理、行业规范。

2.数智化战略

增强数智技术与行业之间的耦合度，推动新技术在新兴文化和文化产品中的不断创新。后疫情时代是数智技术螺旋式上升的关键期，新冠疫情暴发后，数智技术开拓了互联网平台的各种业务。数智技术具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特点，在向不同行业渗透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产品。推动数字化产品走出去，要明确文化体系的国际规则，抢占新兴领域，比如依托国家新基建战略规划，增强数字底层技术的构建，做好底层规划，尤其关注智能工业、智能机械、数字引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以及区块链、NFT、大数据、云计算等底层技术的创新。我们要把握数字时代新的生产要素，促进数字文化资源的储存和应用，打造新型数字生产力新的规则，推动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构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找准技术切口，一方面鼓励数字场景与传统产业和技术的结合，比如游戏引擎、实景三维采集等全景全维技术的使用，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向虚拟数字人、虚拟数字形象广泛应用的探索。

3.差异化战略

建立立体的、人文的交流网络，展开区域性和次区域文化交流合作。要进一步加强战略对话，及时消除分歧和误解，尊重各界战略利益，这是我们在参与全球事务中坚守的原则。所以，建立广泛交流的机制非常重要，这就涉及发挥学术共同体、智库、媒体的协同作用，推动国家主体之间的互动。比如，基于欧亚战略空间文化合作的顶层设计，我们可以考虑成立中俄主导、欧亚各国参与、辐射周边地区的人文交流合作促进机制。在这个具体的过程中，呈现文明和文化的多元化而非统一性。文化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对霸权扩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的重要解构。我们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更多地关注具有一定优势的文化产业，比如短视频、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新业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些具有新的文化表征的文化产品，一定程度上起到非常好的文化传播的作用。我们要通过打造中华优势文化资源，培育泛中华文化圈。

4.融合化战略

打造科技手段支撑下的融合式的产品，促进行业间的融合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融合化战略既包括微观意义上科技手段支撑下的融合式创意，也包括宏观意义上行业间的融合协同发展。提高文化行业与相关行业的耦合度，归根到底是通过规模性带动消费，比如美国纽约百老汇戏剧演艺集聚区容纳了多品系、多空间、多品牌的消费生态，在百老汇每1美元的戏票能带动4.2美元的联动消费，可以广泛拉动周围的酒店业、餐饮业、出租车服务、停车场以及零售行业。要发挥文化创意的引擎作用，引导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要通过打造自主品牌带动特色文旅行业和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促进内容多元化，推动从内容输出转向价值输出，进一步调整文化贸易结构。以演出行业为例，要特别重视线下体验消费与线上的结合，比如很多城市把散落在商场、地铁站、书店、楼宇中的展演空间变成新的演艺空间，通过培育新的实体空间来推动演艺业与商业的融合、与城市发展的融合。

 

（二）国家策略

1.围绕一个主题

一个主题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合中华文化新时代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和国际形象巨变的过程，我国通过在重要历史节点举办活动，突出以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为题材的文化作品，书写关于文化自信的宏大命题，逐步将“文化自信”从目标变为事实。

2.筑牢两大基础

一是对内的文化传承与认同的基础，二是对外长期一致推广的基础。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内我们要提炼中华文化普遍的世界观，对外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要进一步梳理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提炼总结包容、谦和、和平、平等、自由等国际化表达，形成国家美学风格，建立中华美学基因库，通过独特的国家气质和民族风格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要重点提升国民的审美能力，占据世界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加强创意能力和品牌塑造能力。我们要重点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性的、新兴的审美性产业集群，使我国成为引领全球美学时尚潮流的策源地。

3.做好三个结合

第一，与产业化的商品性结合；第二，与故事化的情感性结合；第三，与数字化的时尚性结合。在文化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经历历史性、共识性，以及横向、纵向的对比。在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因素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处理好艺术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艺术自身发展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要针对市场规律，建立起正向的文化传播的市场意识。面对一些只重经济效益的文化传播市场观，除了要规范市场以外，还需进一步探索文化传播方式，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尊重艺术人才艺术表达的权利，鼓励公民参与发展公共文化事业。

数字化发展，为“三个结合”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途径。从供给角度上看，它可以促使文旅融合。从传播角度上看，它可以提供新的途径。从消费角度上看，它可以提供全新的体验。数字敦煌、数字故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展览等都在逐步成为新的消费趋势。数字技术对文物、传统艺术、传统文化的再现，更有利于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推广。

4.建设四大工程

第一，建设好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传承工程。一个国家的文化基因是特定地域和民族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基本的人文特征，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独特的文化风格，具有可具象化、可量化、可分析的特点。文化基因的传递经历不同的生命周期，我们要通过法律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宗教信仰、行为习惯等方式激活文化基因，提取那些无法直接感知的内隐的文化基因，并通过整体表达，反映出我国整体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行为特征等内涵。

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华文化既坚守根本，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中华文明经历了起源、形成、连续发展的独特文明化的过程，螺旋式的持续发展，推动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整体结构。

我们要注重科学保护。一方面，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特点、规律出发，制定出一整套的保护规则、标准、方法和机制；另一方面，保护传统村落。

我们要重视宣传展示工作。要通过内容为先、价值引领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要让老百姓实现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意识转变，激发人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坚持“观众为王”，实现多重表现，比如要把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从比较学术的专业性表达转化成一般人能够理解的文化性表达，进而再转化成所有人能够喜闻乐见的社会性表达。这三重转化，从学术性到文化性再到社会性，需要起承转合的过程，既要保证小众的品味，又要顾及中众的趣味，还要满足大众的口味。同时，我们要注重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故事性的“四性合一”，讲好文化遗产的故事。

我们要重视创造性转化。我们要把故事讲好，保留其所表现出来的地域风格、文化内涵、艺术形式。同时，我们要进行突破创新，通过对题材的解构整合，重新解读，在不破坏原本意义的前提下，进行相关内容的创造性转化，建立起一个更有吸引力、更有包容性的内容体系。

第二，建设好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品牌工程。比如上文提到的“欢乐春节”，以在海外举办春节活动来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要保持“欢乐春节”品牌化的优势，创新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提高民众的参与度。

第三，建设好中华文化数字发展创新工程。文化内容的表达主要体现在载体和创作主体上。我们要推出文化走出去的不同形式，要从资本出海转变到技术产品出海，这是数字化文化产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文化话语体系提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依托好技术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挖掘、研究、宣传传统文化价值品质，传播简洁明确的、全球认可度高的价值观念。同时我们不必拘泥于一些特定的形式载体，可以更多地采用对象国或地区较为熟悉的文化形式来传播。我们也不应仅仅局限在形象、背景、配乐等层面，可以通过植入IP人设、故事情节、游戏玩法等方式构建有效传播途径。比如香港早期的影视传播，往往由人物性格和情节推动“侠”和“义”的价值观念输出，并在东亚、东南亚，甚至欧美等地区获得广泛认同。我们要让传统文化与数字化在最佳的平衡点上得到很好的融合，既要尊重传统，也要以不同方式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

第四，建设好中华文化产品融合展示工程。一方面，我们要推动文化业态的融合。减去边界，促进经营业态的交叉、互补、渗透；减去壁垒，降低文化行业的准入门槛；减去同质化，实现差异化营销。另一方面，推动技术应用的融合。我们要注重文化科技创新，让科技为文化赋能、文化为科技赋值，让科技渗透文化艺术，倒逼文化艺术的呈现方式、传播方式发生颠覆性变化。首先，推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生产消费的数字化、技术装备的数字化，构建数字创业的生态。其次，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这也是这几年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的。要将文化和旅游资源作为整体深化整合，以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支撑，不断放大旅游资源的集聚效应。

 

5.打造五个亮点

第一，打造国潮品牌的消费亮点。国潮崛起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形式，推动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日常消费相结合的一种新业态，也通过新时尚的消费，重新定义中国人的审美标准。这几年国潮发展非常迅速。比如北京东城区的前门大街，沉淀了老北京的文化记忆，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国潮老字号商业聚集区，也是国潮的网红打卡地。我们要推出更多的国潮聚集地，使中国的创新思维、工匠精神与国产品牌充分结合。国潮的核心底蕴是“国”，是传承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表现形式是“潮”，是结合当下新人群、新需求、新技术、新场景后的新事物。

第二，打造元宇宙文化空间的建设亮点。我国在社交、消费互联网方面确实发展得非常快，很多企业在移动互联网、网络视频等方面体现出特别好的创新趋势。下一步我们要强化数字技术，提高虚拟数字人、数字产品等方面的应用，带动优质中华传统文化IP重新活化激活，同时我们也要解决版权的问题、资产流动的问题，以及数字资产估值的问题。虚拟人最开始作为一种亚文化，从日韩虚拟人发展起来，到现在中国数字虚拟人迎来很大的应用空间。未来随着元宇宙、AIGC等技术的发展，数字虚拟人的分发流通渠道以及应用场景会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们要将其作为国际传播非常重要的手段。

第三，打造沉浸式体验的亮点。沉浸式体验，即感官与精神体验结合在一起。现在各行各业都注重沉浸式体验，《“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特别提到未来要完成100个沉浸式体验项目。主题公园、展览、演出、演艺、特色小镇、剧本娱乐活动都是未来沉浸式体验项目非常重要的载体。2016年被业界认为是沉浸式体验爆发元年，当时有很多现象级的演出诞生，比如由英国一个戏剧公司和上海文广演艺集团联合制作的《不眠之夜》。很多沉浸式产品在各领域诞生，通过影像、互动装置、环境模拟等技术与戏剧、舞蹈、音乐等艺术手段相结合打造出全方位、全感知、全场景的立体性体验空间，产生更强烈的体验感。

第四，打造数字文化产品的输出亮点。在文化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网络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的发展速度很快，占比也很高。智利、埃及等国家或地区也已开始成为中国游戏出海的重要区域。有三类游戏比较适合全球推广：策略类游戏、休闲类游戏以及运动竞技类游戏。游戏出海的优势非常明显，比如成本低、涉猎面广等。我们要进一步针对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推出更加多元化的游戏产品，同时扶持一些中小企业，帮助其探索游戏出海的各种渠道。

第五，打造重大节会举办的亮点。节庆活动非常重要，能够产生广泛社会影响，无论举办的地点是在国内还是境外，都是能产生很大传播效果的平台。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举办了各种节庆活动，比如戏剧节、音乐节、曲艺节，以及各行各业的节庆活动。节庆活动能在短时间内将各种资源要素结合在一起，并产生出一种多元复合的，能够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影响。通过呈现周期性、公众性的节庆活动，能够以极富生命力的方式展现一个地域的文化。举办重大节庆活动，有利于传播本土文化，推广城市文化。

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北京行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北京要深化文化交流互鉴。如何发挥北京优势，彰显北京特色，我们看一下过去几年北京做的一些工作。

在国际交往中，北京展现出大国首都的责任担当，以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为目标，其发展定位和国际交往策略都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外交策略保持一致。在城市功能布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等方面，北京都承担着大国首都的主体责任。

（一）优化城市定位

北京城市发展定位经历了五个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发挥首都的示范效应，指导全国开展生产工作，那时候的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中心。改革开放新时期，北京修订城市总体规划，不再提“工业基地”。20世纪90年代，北京城市定位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亚运会的筹备极大地提升了北京城市公共设施现代化水平。进入21世纪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将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确定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同时北京市提出“四个服务”，即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服务和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10次视察北京、18次对北京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做好新时代首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审议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等纲领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是“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出多项“疏解整治促提升”的专项行动。明确政治中心的空间格局，对重点地区进行专项规划，创造安全优良的政务系统环境。推出“文化+金融”“文化+科技”等新方式，推进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以雁栖湖国际会都扩容提升、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主体建设为切入点，加强国际交往中心的设施和能力保障，建立常态化国际活动服务保障机制。推动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主战场。现在北京市优化功能布局，全面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已经进入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北京还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职责，除了高频次的外事活动，还成功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2022年冬奥会等举世瞩目的大型国际活动。文化中心建设一定要与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协同推进，并驾齐驱。

（二）保护文化遗产

保护文化遗产，夯实文化交流互鉴的物质基础。北京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古迹密集，底蕴深厚，既有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大运河等世界文化遗产，也有众多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见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时特别提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要注意保留胡同特色，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北京不断完善首都文化遗产保护的顶层设计，比如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高质量推进“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建设。现在北京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既守住民族精神的根脉，坚定国家文化自信，又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

（三）彰显文化多元

北京市文化贸易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文化贸易额从2006年的12.65亿美元提高至2017年的51.2亿美元。北京的贸易伙伴遍布五大洲，定期举办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国际设计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北京国际电影节等活动都推动了中外文化产业的交流和贸易的发展。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务实的举措也为北京营造了多元化、国际化的文化氛围。2018年，北京举办“相约北京”艺术节，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优秀表演艺术团体、近800位中外艺术家为观众带来130场演出、3个艺术展览和多项公益艺术教育活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北京不断创新模式，通过线上与线下并行的方式举办活动，实现了文化交流互鉴的持续推进。

（四）加强对外交流

对外文化贸易方面，北京出口规模保持相对持续的态势，在动漫游戏、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核心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贸易方面发展速度较快。文化交流方面，北京在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比如文物海外展出、海外文艺演出、文化教育和研习等活动，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五）服务国家大局

服务国家大局，提升外交活动和国际节事的服务保障能力。近年来，北京举办的重大国事活动和外事活动，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和影响力方面都有明显增长，从2010年到2019年的数据来看，北京共举办1228场国际会议，在亚太地区排在第三位。这一系列的国际活动都体现了北京出色卓越的外交活动和国际节事的服务保障能力。北京在策划、组织、协调、后勤服务、安全保障等多个环节都形成了非常好的经验，尤其是北京形成了政府部门主导、企业操作统筹执行的大型活动运营模式，培养了在这一领域的多方面人才。

截至2019年，北京市已与全球51个国家的56个城市缔结友城。在城市管理、经贸、文化、科技、旅游、交通、环保等方面，北京也与一些国际大都市开展深入合作。在高端人才交流方面，北京发挥得天独厚的人才聚集优势，截至2020年5月，有5家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北京，27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华设立代表机构，均位于北京。《2020全球城市指数报告》显示，北京排在第五位，城市竞争力显著增强，在诸多方面均取得长足发展。

五、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首都愿景

未来北京担负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彰显大国担当的首都气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时代挑战，抓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首都北京要与时代同脉搏，与国家共奋进，要保有友好包容的气度、古今交融的气质、现代宜居的气场、互利共赢的气魄，展现大国首都气象，推动文化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北京力量和北京范本。

 

（一）展示友好包容的气度

要通过打造多元立体的首都文化外交体系呈现北京友好包容的气度。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国家功能的聚集区域，也是国家形象的展示窗口。北京在国际交往中展现的气度代表了中国的姿态和中国的声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要积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合作，构建政府引导、社会机构主导、民间人士参与的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文化外交体系，要用友好包容的气度展示一个有作为的世界大国的格局和担当。

政府层面，要发挥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领导小组的统领作用，使其与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的统领作用结合在一起。继续推进友好城市建设，截至2019年4月，北京已与21个“一带一路”国家首都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定期举办文化艺术周或节庆活动，进行可持续化的平台建设。社会层面，既要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规模和资源优势，也要调动民营文化企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通过一批文化创意为主的品牌园区、品牌企业、品牌活动的打造，推动中外民间智库、高校、研究机构、在京外国商会和文化机构在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民间交往层面，要继续深化与国外友好民间团体、友好人士的良好关系，要鼓励和引导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青年精英运用新媒体和国际社交媒体平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二）体现古今交融的气质

北京正在建设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魅力之城。我们要建设一个彰显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大国首都。所谓首都风范，就是北京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表，要着力塑造大气稳重、规整有序的城市形象，要营造和谐优美的城市环境和向善向上、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所谓古都风韵，就是北京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的底蕴，保护和利用好胡同、四合院、河道水系、宫殿、寺庙等丰富的文化遗存，保护严整平缓的城市风格，展现古都的文化底蕴和宁静之美。所谓时代风貌，就是城市建设要体现世界城市的特质，顺应时代的要求，在萃取传统文化精髓、提炼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的表现形式。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全球中心城市”。

（三）彰显现代宜居的气场

虽然北京国际化的氛围和硬件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我们的服务软实力，比如宜居的生态环境、友善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人才和机构入驻的人才制度、城市文化活力的营造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通过空气治理、提高城市绿化率，我们已经在营造优美的城市环境方面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但我们仍需继续努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争取国际企业、国际机构的落户，为外籍人才引进、居住和工作提供更多便利，打造温馨便利的国际人才社区。我们要进一步促进文旅深度融合，让国际游客在北京深度旅游时能感受到北京宜居美好的城市形象。

（四）展现互利共赢的气魄

各国需携手打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我们要促进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要进一步把北京自身在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资源禀赋和创新优势发挥好，扮演好文化创新中间环节的角色，向上要衔接发达国家的资源技术，向下要兼容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要鼓励演艺、出版、动漫、游戏等具有国际化发展经验的北京文化企业走出去。要与发展中国家相关机构一起开展合作项目，共同开发国际市场，赢得合作共赢。

各位朋友，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北京的首都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始终承载着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许。迈向新发展征程的首都北京要在文化交流互鉴中不断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持续激发文化的创新活力，发挥大国首都的独特功能，挖掘历史古都的资源禀赋，打造国际新都的综合优势。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变，国际文化发展格局也在不断调整，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时代之问和世纪之问，提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作为大国首都，北京正在大力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担负起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引领示范的历史使命。北京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合作时，要立足国家外交战略，创新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机制与模式，通过友好包容的气度、古今交融的气质、现代宜居的气场、互利共赢的气魄，充分展现大国担当的首都气象，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践行大国首都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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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璧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2/0815/11762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