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研究

 

产业链和创新链双向融合，是指现存企业与区域内技术和产业融合的过程，或者依托新的创新成果布局新的生产技术主体（企业）的过程，以研发创新产品为关键，依托各创新主体共同发力，以形成企业创新产品需求与创新产品供给良好互动的产业链网络系统。一是产业链拉动创新链模式，即推进基础产业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为了提升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依托现有产业链各环节进行创新，进而构建创新链，该模式强调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如河北钢铁产业；二是创新链推动产业链模式，即加快创新资源布局打造高科技创新闭环，是指先有创新，再依托创新构建全新的产业链，如5G、新基建、十大高精尖产业等，该模式强调的是颠覆性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是一项涉及长期性、系统性的战略工程，在现实中受制于多种因素制约，常常致使两者陷入相互割裂状态。

一、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纵观国际——发达国家通过提升产业链的安全性与完备性增强自身经济韧性

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在大国博弈过程中不断变化，加之一轮接一轮的科技革命周期性地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变革，再加上全球疫情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作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

从国际来看，大国之间在贸易领域、关键技术领域的博弈日趋激烈，这种博弈客观上重塑了全球产业链，使全球产业链迁移和重构进入加速阶段。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规模蔓延，使各国意识到产业链完整性，尤其是医疗基础设施产业链完整性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出现了很多研究产业链、城市“韧性”的学者，他们普遍认为制造业占比维持在一定区间的发达国家经济“韧性”相对较强，受疫情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自身产业链的完备对一个国家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

（二）审视国内——依托创新链推动产业链升级是中国应对现实挑战的必由之路

从国内来看，我国是唯一一个具备联合国产业目录中所有产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链具有较强的完备性。但近年来，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着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双重压力，价值链高端环节“核心技术”掣肘和价值链低端环节比较优势丧失对中国产业链完备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传统劳动力红利等要素优势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链演化升级是必然举措。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及形成，一是需要产业链的重构，二是需要创新链的支持。

（三）聚焦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是要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

产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要在更高层面整合京津冀产业发展。京津冀要实现产业协同，则需要在空间维度上重新考虑三地的产业布局，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使得京津冀三地能够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协同紧密、资源共享、深度嵌套的产业发展格局。

为什么说京津冀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尤为重要？因为在现实中，产业梯度较大是制约三地产业对接融合的关键因素。如何破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是突破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关键时期的重要举措，是加快推动京津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和新动力，也是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北京依托自身强劲的创新源动力，辐射带动津冀两地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关键举措，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理论基础

产业链的形成经历了“由点及线”到“由线结网”的演变过程，产业链中初始节点是产业链的关键载体，关联基础在于各节点之间的比较优势是否形成互补，这是“强强联合”的重要前提。社会资本在串联各节点过程中起到一个关键的媒介作用。所以，产业链演化或者说转型能够实现的关键在于——要找出产业链中各个主体之间，有效适应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内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最优的一个生产网络组合，这个生产网络组合就是产业链构建的基础。

（一）产业链的形成

从产业链的概念看，学术界对产业链中节点的判定一般分为核心企业和产业集群两种类型。第一个类型：从企业为节点构成的产业链来看，以网络化组织而非单个企业的形式参与市场竞争，生产组织内部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生产弹性是产业链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二个类型：从集群为节点构成的产业链来看，各产业集群之间在企业维度、价值维度、供需维度和空间维度交织形成产业链，四个维度之间的对接机制是产业链形成的内在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是推动对接机制形成的重要力量。基于乘数效应下的“1+1＞2”价值增值模式是产业链形成的重要驱动力。

（二）产业链演化：各阶段的关联基础

产业链演化需要基于四个维度，也就是说，它的各节点的比较优势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区位优势，二是政策优势，三是产品优势，四是技术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于低成本优势，它的核心要素是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政策优势来自于政策性红利，包括土地供应、税收优惠、营商环境以及地方政府的服务配套；产品优势主要来自于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包括品牌、标准、关联厂商整合能力；技术优势也叫产品迭代力，集成了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关联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

产业链发展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1.早期阶段：区位关联。早期产业的发展来自区位优势，比较典型的是在农业社会，人类一般择水而居，有河流、湖泊的地方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我们才有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从产业链的角度说，早期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在人口集聚的地区更容易形成竞争优势。城市是最早产生除了农业以外其他产业的地方，就是因为城市中人口集聚。当然，早期产业一般来说比较低端，产业链条比较短，覆盖半径也比较小，基本依托镇域或县域的尺度来布局。从技术投入密度来看，这种技术投入的形式更多的是“师傅传授徒弟”式的工匠技能传递，具有一定程度的技术（知识）锁定效应。

2.成长阶段：政策关联。政策关联的重点在于通过优惠政策实现产业及产业链在区域的集聚，再通过政策手段（包括税收优惠、税收分成、供地优惠、基础设施保障、其他政府服务配套等）来降低企业及产业链的成本，进而使其在更大的区域内形成竞争优势。改革开放形成的政策洼地为企业和产业链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吸引了关联产业集聚，筑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链又进一步往两端进行高附加值阶段的延伸。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产业逐渐向园区内集聚，进一步强化了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但整体还是属于低成本优势导向的发展模式。

3.中期阶段：产品关联。产品关联是在区域里的龙头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环节过程中形成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华为和丰田。华为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丰田汽车的发展带动了日本丰田市相关产业及丰田汽车配套产业的发展，使丰田成为一个汽车产业城市。通过产品关联，各个产品为核心企业的关键产品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以汽车产业为例，随着汽车性能的日趋成熟，汽车的核心驾驶功能差异逐渐缩小，不同消费群体对驾驶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的需求开始增多，车载音响、电吸门、加热座椅、车载显示屏、人机语音识别系统等功能逐渐成为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汽车的发展促进了相关产品的发展，进而形成产品关联，并通过强强联合提升整个产业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4.成熟阶段：技术关联。到了产业链发展的成熟阶段，从消费端来看，用户需求的多样性显著提升使产品的生命周期开始缩短，产品的快速迭代能力是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为了实现产品的差异化、个性化发展和快速迭代，敏捷制造及精益制造就变得非常重要。把一个概念性产品快速变成样品，成了产业链竞争中一个很高的境界。

 

（三）产业链演化动力的来源

为什么产业链会不断演进？它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竞争迫使产业链各企业之间更加团结；二是通过产业链构建，通过长期合作降低企业的信用和生产成本，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收益。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提出，企业战略、竞争优势、需求环境、要素条件、支持性产业情况、发展机遇和政府是影响产业链演化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结合外部市场需求，通过“三来一补”等新的生产模式倒逼产业链的调整升级，这一阶段产业链的布局主要以外部市场需求为导向，产业链的竞争力来源于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市场的需求萎缩，以外贸为导向的产业链面临着较大压力，国内要素红利开始消失，尤其是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一系列深刻变革。近年来，我们的产业链开始面向国内布局，国家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未来我们面临着内需提振难度较大和国外厂商争相涌入的双重挑战，这会对产业链产生重大冲击，每一次内生或外生因素的冲击都是产业链演化的主要动力。

三、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进展与趋势

我们从四个方面对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进行梳理：一是运用大数据分析识别出京津冀城市群内比较优势持续时间较长的产业部门，再从比较优势行业的空间布局及演化趋势等角度展开分析；二是通过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横向比较，找寻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三是围绕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重点行业——高技术产业部门，对京津冀城市群内高技术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发展成效进行测度；四是从研发投入环节、成果转化环节和创新产出三个环节入手，探究京津冀城市群内创新扩散涉及主体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城市群内的创新扩散效应。

（一）京津冀比较优势（制造业）产业门类及空间分布情况

一是沧州、保定和邢台是京津冀城市群内制造业产业链核心节点较多的区域；二是京津冀产业链中沧州的比较优势行业优势地位较为突出。京津冀优势最显著的三类制造业，绝缘制品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均位于沧州。可见，沧州在区域制造业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按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从高到低排列：张家口的矿山器械制造、葡萄酒制造，唐山的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农用及园林用金属工具制造，廊坊的防水建筑材料制造，保定的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天津的自行车制造，秦皇岛的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天津的黑色金属铸造，保定的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等等；三是天津、唐山、保定和沧州依托技术成果建立起较为显著的行业比较优势；四是邢台、邯郸、衡水和承德的比较优势行业的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相对较低。

（二）京津冀城市群各地全产业链演化特征分析

一是沧州、廊坊和衡水的产业链完整度提升显著，石家庄和保定的产业链完整度下降明显。从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中节点的数量来看，仅石家庄和保定两个城市的比较优势行业（节点）数显著下降，其产业链的完整度有所降低。京津冀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数均呈上升态势，比较典型的有廊坊、衡水、邢台，而邯郸、保定、沧州、邢台则是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强市；二是石家庄、保定产业链中的节点距离明显拉长，行业间的直接关联关系有所弱化；三是产业链中关键枢纽型节点缺失，不利于末端比较优势行业发展。

（三）主要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关联效应分析

一是京津冀城市群内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复杂网络中节点城市发展不足。通过复杂网络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内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进行分析发现：在产业部门复杂网络方面，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为北京，节点城市仅有天津，河北省各地级市均为边缘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中核心城市为上海，节点城市有南京、宁波等5个城市。在创新部门复杂网络方面，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有北京，节点城市仅有天津，河北省各地级市均为边缘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中核心城市为上海，节点城市有南京、宁波等7个城市。所以不管是产业部门还是创新部门，在复杂网络节点中，京津冀城市群都存在空间布局不合理、节点城市发展相对不足的问题。

二是京津冀城市群内边缘城市的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发展基础差距较大。京津冀城市群内产业链与创新链节点度值偏离度较大的城市占比偏高。某个城市的产业部门节点度值表示该城市与其他城市存在产业关联的边的数量，创新部门的节点度值表示该城市与其他城市存在创新关联的边的数量，该城市两部门节点度值的偏离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城市产业链发展地位与创新链发展地位的差距情况。

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偏离度较高的城市有张家口（43.33%）、秦皇岛（38.03%）、廊坊（29.17%）、石家庄（25.45%）和保定（22.15%），占京津冀城市群所有城市比重为38.46%。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偏离度较高的城市有舟山（24.75%）、泰州（22.34%）、合肥（20.41%），占长三角城市群所有城市比重为11.54%。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变异系数均小于20%，整体上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融合发展成效较好。由此可见，京津冀城市群内尤其是边缘城市的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创新链发展滞后于产业链发展的现实情况，制约着城市群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整体融合发展成效。

 

（四）京津冀城市群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效应测度分析

一是京津冀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两部门的耦合协同度不断提升；二是京津冀城市群内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成效的区际差异显著，河北省各地级市两部门耦合均处于失调状态；三是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较低，但其均呈上升态势，向着更为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四是京津冀城市群高端装备制造业在产业规模、创新动力和增长速度方面均得到较大的提升，虽然耦合度总体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但二者均呈上升态势；五是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环节对制造环节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渐增强，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的融合成效整体稳步提升。这一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对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融合发展的需求较为迫切，各地制造环节发展格局变化较大。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医药产业传统优势地区，制造环节依然具有规模优势，对创新环节的需求较为强劲，但北京、天津制造环节规模扩张较慢，规模优势在逐渐减弱。衡水制造环节规模在2019年就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制造环节新优势地区；第二个方面，创新环节对制造环节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整体增强，创新环节“双核”分布格局明晰。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环节在规模上和创新活力上都呈现出“双核”布局，主要集中在北京和石家庄两个城市；第三个方面，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融合成效整体稳步增强，多数城市需要借助京石两地创新辐射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五）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扩散效应测度与创新环境发展成效分析

一是创新源的研发投入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创新承接地的自主研发基础薄弱且内生动力不足。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北京的科研经费投入具有显著优势，津冀两地相对不足。在创新研发主体方面，作为创新源，北京集聚了绝对规模优势的创新研发设计主体，作为创新承接地，津冀的研发设计主体基础相对薄弱。二是创新源与创新腹地间的科技中介及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差距较大，制约着科技成果的输出意愿。创新源北京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较为丰富且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相对完善，创新承接地除天津外，其他地区的科技中介及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发育整体不足。三是创新源的创新成果储量较大且增长动力强劲，创新承接地的创新成果储量相对较小但增长势头显著。四是研发投入、成果转化、成果产出环节的区域间溢出效应显著，但高校研发活动的知识溢出效应不足。

（六）京津冀三地推动区域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进展与趋势研究

北京。北京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津冀转移转化形式丰富，其创新链与津冀的产业链匹配程度仍有待提升。举个例子，北京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天津制造业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主。河北则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规模较大。从京津冀创新联动整体来看，北京创新的结构与天津、河北的产业结构匹配程度不够高，北京创新活动所形成的创新链较难和津冀的产业链融合、衔接，也造成北京的创新成果在津冀地区转化不足，影响了北京创新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

天津。从天津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进展与趋势来看，天津产业链与创新链内部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加快。

河北。河北省产业链与创新链呈现出双向融合的趋势。创新投入推动产业链实现新发展，创新活动推动了产业链之间的融合，产业链集聚吸引了创新链的重新布局。

四、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问题

第一，京津冀城市群目前产业链中以技术优势为导向的关键节点占比仍然偏低，产业链中大部分的关键节点仍然是以非技术优势维持其行业的相对竞争力。从具体空间载体来看，邢台、邯郸、衡水和承德的比较优势行业的技术成果存量相对较低。这些城市内比较优势行业部门的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均不足1项/户，在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其比较优势行业获取行业内技术成果的相应渠道不够畅通。

第二，少部分城市的产业链完整度呈下降趋势，导致原有产业链内部间的行业距离拉长。石家庄和保定原来是京津冀的制造强市，从2015年到2019年，石家庄、保定具有比较优势制造业的门类有较大下降，这种下降使得行业距离、间距拉大，影响了整个京津冀制造业的发展。

第三，京津冀大部分城市产业链中关键枢纽型节点缺失，不利于末端比较优势行业发展。京津冀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一些“支链”中的枢纽型比较优势行业缺失较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不利于制造业产业的发展。

第四，京津冀节点城市发育不足，河北各地级市的产业和创新部门发展基础差距较大。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天津为节点的发展格局，相较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而言，京津冀城市群中节点城市占比偏低，城市等级体系不合理。

第五，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的区际差异显著，存在两部门高度分离现象。京津冀城市群内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同度有四个梯队：北京处于第一梯队；天津、石家庄、沧州、衡水处于第二梯队；保定、廊坊、邯郸、邢台处于第三梯队；唐山、承德、秦皇岛、张家口处于第四梯队。各个梯队之间差距很大，同一梯队内部产业和创新的融合水平较低。

第六，创新源与创新承接地的成果扩散环境差距显著，制约着技术成果输出效率提升。从研发投入、成果输出、创新扩散效应三个维度看，核心城市北京与创新承接地天津和河北都有很大区别，所以不利于北京的科研成果在河北和天津落地转化。

第七，京津冀产业链培育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牵头管理组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几个重点领域中，具备“造血功能”的是产业协同领域，就目前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由于缺少一个牵头管理部门引导三地产业链的对接与整合工作，三地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博弈行为无法摆脱“囚徒困境”。   

 

（二）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问题，我对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提出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第一，鼓励重点产业链与主要创新链深度融合发展。以北京高精尖产业和区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及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及现代交通等重点产业在区域内布局产业链。转变三地政府在区域产业链布局中的发展思路。北京应实现由区域发展的“利益补偿者”向“引领带动者”的角色转变，通过创新外溢和发展模式外溢等模式带动区域发展。天津应加强与北京的科技创新及高端产业的对接，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积极融入区域产业协同的发展格局。河北应通过加强创新研发，促进承接产业与自身产业间的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升级。

第二，推动北京相关领域的技术成果向周边地区的比较优势行业部门扩散，同时要结合河北和天津已有的制造业比较优势行业补齐创新链。充分释放北京科技研发潜力，推动津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搭建专业化的科技成果供需对接平台，支持北京研发机构面向津冀传统产业改造需求开展精准对接，捅破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支持北京各类研发机构与津冀传统产业集聚的园区共建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集中解决特色产业领域技术升级改造难题。充分发挥中关村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支持中关村专业园区在津冀地区设立特色产业领域的创新中心、孵化器及转化基地等各类创新平台，配套相应的人才、税收、财政补贴、租金等优惠政策，吸引全国高端人才和创新创业主体集聚，完善区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第三，进一步改善城市群内创新承接地（尤其是节点城市）的创新成果扩散环境。要加大对天津、河北的科技成果扩散，要对科技成果在当地落地面临的障碍进行全面梳理，让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方面的营商环境能与北京实现更好对接。

第四，补齐产业链“主链”向“支链”延伸的关键枢纽型行业，巩固产业链演进基础。京津冀产业链中有些“主链”和“支链”存在缺失环节，因此，我们要对每个产业链特别是重点产业链进行梳理，通过产业链招商模式来实现补链，提高产业链竞争力。具体来说，推动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河北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河北张承生态功能区等重点园区推动产业链在区域内布局。沿京保石、京津塘发展轴，在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中的河北部分扩大地域范围，京冀联手打造区域制造业聚集区，强调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对重点产业链的支撑作用，提升重点产业链的竞争力。针对重点产业链中缺失或薄弱的环节，进行产业链招商引资，吸引国内外龙头企业落地，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或关键企业的集聚效应。强调重点产业链的科技含量，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重点产业链两端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第五，加快发展功能性区域中心城市，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可考虑以保定、唐山等地区为突破口，通过城市扩容打造功能性区域中心城市，实现北京、天津产业向河北的梯度转移。河北非首都功能核心承载地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落后，是制约京津产业向河北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可以通过完善京津与河北教育合作机制，持续鼓励京津通过教育集团、学校联盟、开办分校等方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向重点承接地、产业合作区转移。选择一批京津优质医疗机构，通过建设分中心、分支机构及促进医师多点执业等方式，在河北医疗资源薄弱的产业集中承载地设立区域医疗中心，从而缩小三地间公共服务落差。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2/0801/11796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