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波：北京与运河

 

陈喜波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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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河在古代发挥重要作用

运河在古代为什么重要？我们看一段古人的记载。明代宝坻县令袁黄在《皇都水利》中写道：“按三吴民运白粮自苏松至张家湾凡三千七百余里，自湾抵京仅六十里，而水运之舟价与陆运之车价略相当，是六十里之费抵三千七百里之费也。”漕船从苏杭地区沿着运河一路北上抵达通州的张家湾，再从张家湾通过陆运送进北京。水路的距离长达3700多里，陆路的距离仅为60里，而这两段路的运输成本却大致相等。通过这段话的描述，我们可以推算出水运与陆运之间运输成本的关系，从而可以看出水运的一大优势——成本低。这也是运河在古代占有重要地位的一大原因。

第二大优势是运量大。“一舟之运，约当十车”，一艘漕船相当于十辆车的运量。我们可以想象，即使陆运速度高于水运，船运的运量也足以抵消这中间的差距。

第三大优势是水运适合长距离、大吨位的运输。水路运输线由自然河流和人工开挖的运河两部分组成，开掘与维护的成本较低，且里程较长。中国古代漕粮运输的运量很大，距离很远，非常适合水运。京杭大运河中的北运河在主干线中相对较短，但也有300多里长。

第四大优势是水运受气候影响相对较小。今天来看，游船经常受大风的影响而无法向公众开放，高速公路反而受天气影响小。但在古代却正相反，陆路运输深受气候影响。古代以土路为主，春天土质松软，容易产生车辙深沟；夏天雨多，道路泥泞。一般来说，中国古代陆路运输的最佳时间是在秋末霜冻以后。所以，相对来说，水运受气候的影响较小。

今天，运河仍发挥着重大作用。从山东济宁到杭州这一段是我们国家的“黄金水道”，是仅次于长江的位居全国第二位的航运路线。当代的研究成果也证实，水路运输成本比公路、铁路要低得多。水路每吨公里的综合运价仅是铁路的三分之一、公路的六分之一。从耗能来看，水运的耗能是公路运输的八分之一左右，是铁路的二分之一左右。

运河在古代占有重要地位的另一个突出原因在于运河广大的覆盖范围。任何一条大江大河，往往都会形成一个流域，覆盖一定范围，比如长江。长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黄金水道”，覆盖范围从东南地区到西南地区，与其支流一起带动了整个地区沿线的经济发展，构建起庞大的水路交通网。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多数江河都是从西向东流。如何解决跨流域的运输？古人利用水运优势开挖了南北向的运河。京杭大运河构建起南北水路交通线，从北向南覆盖了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除京杭大运河外，连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灵渠以及海运等水路运输线构建起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基本上把全国各地都连接起来。正是基于这个交通运输网，我们才逐步建立起文明互鉴、繁荣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这里要讲一下运河的基本知识。或许有人认为京杭大运河是一条从北京到杭州的河流，其实它是由几段河流连接起来的水路运输网。从主干线上看，最北端是通惠河和北运河，往南依次是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今天，“中国大运河”的概念又加入了浙东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从剖面图上看，运河的地势是有高低起伏的。比如，从北京到天津这段运河的地势北高南低，水从北往南流。从天津到山东南旺的水从南往北流，从山东南旺到淮安的水又从北往南流。可以看出，京杭大运河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二、中国古代运河的发展演变

中国运河，历史悠久。《尚书》中的一篇文章《禹贡》，借大禹之名提出治理国家的方案，特别提到通过水路将全国各地的物产运至国都。第一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运河是邗沟，出自《左传》。公元前486年，吴国灭了越国之后，为方便进一步参与中原争霸而开挖运河，往北运兵。“吴城邗，沟通江淮。”吴国修建了邗城，并开掘邗沟，以连接淮河和长江。这一段运河演变到今天成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也就是淮扬运河。吴国的军队通过这条运河，从邗城经过长江到达淮河，再从淮河沿着山东的泗水一路北上到达山东定陶一带，并在此开挖了一段运河叫荷水，从而抵达中原地区。吴国在此与晋国打仗，史称“黄池会盟”。据民间传说，在吴国开掘邗沟之前，伍子胥在打楚国时于苏州城西挖掘了一条运河，称为胥河。这虽然只是传说，但往往文献记载与真正的起源时间有一定差距。所以，中国运河的真实起源时间应早于公元前486年这一文献记载的时间。

在中国运河发展演变史上，另一条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运河是鸿沟。讲到鸿沟，我们会联想到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楚汉争霸时就是以鸿沟为界。其实鸿沟就是运河。公元前361年，战国时期的魏国为了战争需要，曾两次兴工，开挖了鸿沟。这条运河从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经大梁、陈留，注入颍水，进入淮河流域。

邗沟与鸿沟这两条运河，都是服务战争需要而开挖的。所以，运河最早的用途是用于军事战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成本极高，为尽量节约成本，水运与军事征伐联系到了一起。战争结束之后，水运很快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发挥出强大的沟通作用。

在我国北方，较早开掘运河的人是曹操。我们都知道曹操是一代枭雄，但可能较少有人知道他在运河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曹操创造了今天的海河水系。曹操统一北方的时候打败了最大的对手——袁绍，但袁绍的残余势力跑到辽西，与山里的少数民族乌桓结合起来，对曹操构成了军事威胁。为征伐辽东、灭掉袁绍的残余势力，曹操便利用华北地区的河流开挖运河。他重新开挖了白马渠，又开挖了平虏渠和泉州渠。平虏渠大致是从沧州到天津这一段，泉州渠大致是从天津到宝坻这一段。当时的泉州就是今天的武清。根据《水经注》记载，这里有很多泉水出露，所以称之为“泉州”。在泉州渠北端的运河是辽西新河，与滦河相接，沿着滦河北上就可以把粮草运到辽西山区。曹操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打败了乌桓后，经过今天的秦皇岛时留下了“东临碣石”的慨叹。

 

古代华北地区的各大河流基本都是分流入海，但是曹操开挖的平虏渠、泉州渠把各大河流连在一起，且由于天津是华北平原最低的地方，各大河流都汇聚在天津出海。从天津到出海口这一段就是海河的主干线，从而形成了海河水系。可见，曹操开挖运河对北方地区影响深远。

隋唐时期，中国大运河第一次实现了南北连通。隋朝统一天下后很快发现，东北的高丽民族势力越来越大，构成了边患，于是隋朝准备征伐高丽。隋炀帝登基后，开挖通济渠，从洛阳到盱眙，连接了淮河。沿着淮河往下，从山阳到扬州，就是利用邗沟开挖的山阳渎，再往南走是江南运河。隋朝还开挖了从洛阳到涿郡的运河——永济渠。永济渠利用了曹操在北方讨伐乌桓时开掘的部分河段。通济渠、永济渠的开挖，将中原地区从南至北连接起来，形成隋唐大运河的基本路线，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转变。隋唐以后，中原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运河的开辟为大唐盛世的到来奠定基础。

隋唐时期，出现很多咏颂运河的诗，比较著名的是咏隋堤柳。在运河两岸植柳是为了保护河堤，柳树不仅可以遮阴还可以治水，运河两岸的柳树被称为运河柳。柳树是运河沿线的重要景观，也成为文学创作的对象。

元朝再次统一天下，定都今天的北京。最初元朝想利用隋唐大运河往北方运粮，但这段运河运量有限，无法满足需求。元朝于是开挖从山东临清到安山的会通河，再利用黄河连接淮扬运河。这段运河也没有解决问题，元朝后期便依赖于海运。海运对于北方地区的重大影响是推动了天津的发展。海运漕粮要从江南经过黄河进入到渤海后抵达天津，随着漕粮一同抵达天津的还有海洋文化的代表——妈祖信仰。今天天津的天后宫，前身就是妈祖庙。漕粮从天津沿北运河到通州再到大都，海洋文化也到达了北京地区。今天通州里二泗村有一个庙叫佑民观，元时就是天妃宫。后来北京城里也出现了一些天妃宫，清朝被称为天后宫。这些都是南方海洋文化进入北方地区的重要代表。元朝开挖的这段运河，把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这一做法虽然没有给元朝带来多大利益，但为今天的京杭大运河搭建了雏形。

明朝最初建都在南京，直到永乐皇帝即位后才迁都北京。为解决山东段运输不畅的问题，明成祖派宋礼在山东考察。宋礼在考察时遇见一位叫白英的老人，白英告诉他，要引汶水到运河制高点南旺，形成水脊，使河水南北分流，就可以解决水源问题。宋礼听从他的建议，最终解决了运河缺水的难题。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大运河全线贯通。运河的航运功能发挥出来后，永乐皇帝就下令停止海运。京杭大运河从这时起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三、作为运河城市的北京

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北京城的运河是从元朝开始的。其实，北京自古就是运河城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北京地区的生产条件。古代的北京与今天的北京完全不同。过去，等高线20米以下的地区大部分都是沼泽，加之北京周边的河流较多，不仅交通受阻，农业生产也深受影响。然而，北京作为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带，需要大量军队驻守。由于北京自身条件有限，粮产不足，秦汉以来的中原王朝便开始借助运河运粮。《史记》记载：“燕土硗确”，也就是说北京地区土地贫瘠。《后汉书》记载：“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

 

北京自然条件不好，一些传说也可佐证。北京城流传“苦海幽州”的传说，意思是说北京被恶龙占据，造成一片苦海。后来，哪吒横空出世，勇斗恶龙，最终成功治水。元大都还被称为“哪吒城”，将哪吒附会在城市上，寄托了百姓希望治理水源的美好愿望。

从秦代开始，为往长城沿线运粮，利用北河进行漕运。《史记》记载：“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从山东海运漕粮到天津，再用北河运到长城沿线。东汉时，上谷太守利用温水运粮，温水很可能就是今天的温榆河。

隋唐时期是大运河发展的重要阶段，隋唐大运河对北京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隋朝开挖的运河在隋末已经开始发挥其作用。皮日休曾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皮日休对隋炀帝作出较高评价，“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开凿运河是万世之功，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经济、文化的繁荣起了重大作用。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针对永济渠的开挖对北京城的影响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自隋炀浚运河以连贯之，而两河之下游，遂别开交通之路。夫交通之便与不便，实一国政治上变迁之最大原因也。”梁启超说北京“其转换之机，皆在于运河”。《旧唐书》记载，唐初，在“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统军戎”，幽州是五大总管府之一，成为镇御一方的政治与军事指挥中心。幽州城市地位的提升完全是运河带来的结果，可见北京与运河密切的关联。

这里我们来梳理一下北京与通州的发展关系。一共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汉唐时的幽州时代，这时候的北京是边疆重镇，通州当时被称为潞县；二是金以后的都城时代，北京成为封建王朝的都城，潞县因运河地位上升，改名为通州；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通州逐渐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

从中国的国土版图看，北京是蒙古地区、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中心，在经济、文化方面起到无与伦比的连接作用。这种连接在地理上表现为几条交通大道：一是连接中原的太行山东麓大道；二是连接蒙古高原的居庸关大道；三是通往东北和蒙古高原的古北口大道；四是通往秦皇岛山海关这一带的滨海古道，也叫燕山南麓大道。这四条大道的交汇点就是北京地区。所以，北京成为都城与其交通地位是密切相关的。通州在滨海古道上。最初，通州叫“路县”，直到东汉时期才叫“潞县”。路在古代交通系统中是最高等级的，比路低一级的是道，接下来依次是途、畛、径。路县正好位于秦朝连通天下通往咸阳的大路上，因此得名或与这条大路有关。东汉时由于沽水和鲍丘水经过通州，故改“路”为“潞”。北齐时，潞县经过几次变迁，迁到今天通州旧城北部区域。当时为抵御北方的柔然，北齐还在此修建了一道土长城。

唐末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献给辽国。从此，北京划归辽。辽代实行五都制，由于北京在南部，故改名南京。北宋初期，北宋王朝为收复幽云十六州，在北京地区与辽作战。萧太后与其子辽圣宗耶律隆绪来到北京指挥战事。在北京居住的这段时间，萧太后对北京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北京的各区县都有萧太后的传说。在京东的其他地区，比如天津的宝坻、河北的香河以及武清地区一带都流传着萧太后运粮河的传说。目前在辽的文献上并未看到有关记载，这一传说最早出现在明朝的文献上。虽然我们不能确证是否有萧太后运送物资的运河，但民间对这一传说津津乐道。

 

北京在成为金中都之前，曾有四年的时间隶属宋朝。在此期间，公元1125年，北京出现一次大饥荒。宋朝出使金国的使臣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如此描述：“是岁，燕山大饥……宣抚司王安中方献羡余四十万缗为自安计，后奉朝廷令，支太仓漕粳米五十万石，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赡燕军。回程至此，已见舳舻衔尾，舣万艘于水。潞河在县东半里许。”这段记载说明，当时的北京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漕运。

北京城成为金中都，是在金朝第四位皇帝完颜亮在位期间完成的。金朝是继辽之后继续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它比辽的版图更大，金朝的南界达到了秦岭、淮河一线，但是都城在今天的哈尔滨阿城区。从客观形势看，将都城南迁有利于统治。改名中都只是第一步，金在原来辽南京的基础之上又进行扩建。通过运河，建设都城需要的大量物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公元1151年，北京升为都城，潞县升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从此，通州与北京的关系更为密切。完颜亮为与南宋打仗，还曾在通州大造战船。

金朝的漕粮首先运到通州，再从通州陆运进中都。当时北京与通州之间没有运河，陆运成本极高。金朝做了几次尝试，如引永定河水到通州，但是永定河的河道浑浊，且水势大，河道易于淤塞，运输效果很差，后来就停运了。金朝利用北京西北的泉水，还从长河引水到当时的白莲潭，也就是今天的积水潭，以此进入金中都。这段运河因引泉水，水流变清了，但水源有限，水位不够。为维持水位，在这条河上建了很多闸，这条河也因此得名闸河。闸河就是今天通惠河的前身。金朝原想借助闸河，五天内把漕粮从通州运至北京，但事实证明这条运河的漕运效果并不好。在蒙古占领燕京地区后，这条河就作废了。

元朝重新将都城设在北京。忽必烈原本将都城设在起家的地方，也就是内蒙古正蓝旗一带，但大臣巴图鲁劝说他，“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设两都，燕京由中都改为大都，正蓝旗仍作为上都。元朝皇帝每年夏天在上都避暑，冬天再返回大都。由于每年往返于大都和上都，居庸关需要大量军队驻守。元初，漕粮先运到通州，再沿着温榆河运到昌平，元代昌平为大都和上都之间的交通要道。为运送军粮，忽必烈曾派人疏浚昌平双塔河漕渠。虽然元朝主要依赖海运，但北京与运河的关系仍十分紧密。《元史》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待到元朝重新建都时，金代疏通的闸河早已被废弃，在地面都无法辨认。为将漕粮运进大都，元朝起用坝河。然而，坝河的运输量远远不够。郭守敬利用等高线原理，将西山一带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引入瓮山泊（今昆明湖），再沿着长河送入积水潭，又将金朝的闸河故道重新开通，连通积水潭和通州。利用金代旧闸河到达通州后，通过玉带河到达张家湾，后从张家湾汇入白河（今北运河）。这一段运河被命名为通惠河。坝河和通惠河这两条元代开挖的运河，今天还在。

 

明清时期，北京继续作为国家的都城。民间有一句话叫“一条大运河，漂来北京城”。通州流传的一句话是“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这句话表明张家湾与明朝北京城的修建密切相关。明永乐帝迁都北京时，决定修建紫禁城。除石材是在北京地区生产以外，砖料、木料等物料都需要通过运河从南方运来。比如，上等的金丝楠木产于云贵川地区，需要从长江进入运河后到达北京。因明朝的大量消耗，清朝建紫禁城时需从更远的海南一带开采楠木，再通过一段海路进入西江，之后通过灵渠、湘江进入长江。如果没有运河，这些物料根本运不过来。通州地区曾出现两个皇木厂村，一个在城北，一个在张家湾，目前张家湾的皇木厂村还保留。北京周边也有木厂，如神木厂、大木厂、台基厂、山西大木厂等。

砖料也是建设紫禁城的重要物料。砖料的生产主体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根据文献记载，很多州县都在烧砖。嘉靖年间，城砖的生产与铺地金砖的生产分别归并在两个地方，比如山东临清主要生产城砖等砖料，苏州主要生产铺地金砖的砖料。临清和苏州都在运河附近，方便就近运输。通州与北京城区都留下了许多砖厂的地名。

营建北京所用石料主要来自北京附近山区，但花斑石则在山东、河南、徐州等地开采。文献记载，石头太沉，不能整体运输，需在产地打磨成细料。今天张家湾皇木厂村，挖出46块成型的花斑石，最大的一块高5.5米、宽度1.2米、厚度1米，重20吨。

运河在建设北京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运河另一个主要功能是运漕粮。明代漕粮并非全部来自江南地区，缴纳漕粮的省份有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其中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省之粮谓之南粮，山东、河南两省之粮谓之北粮。

修皇陵、建造紫禁城等城市建设，废弃了元代开通的白浮瓮山河和通惠河。漕船到达通州后，漕粮需要陆运进入北京仓和通州仓。这段陆运的费用由国家支出，钱却付给了京城里的达官显贵。这些人组织了车户集团，负责这一段的陆运运输。由于利益集团阻挠，明前期多次想重开通惠河都未成功。直到明中期，明朝迎来了嘉靖皇帝。嘉靖皇帝从湖北进京，与京城当地的利益集团牵扯较少，于嘉靖六年（1527年）下令派吴仲重开通惠河。重新开通后，漕粮从通州一路水运到东便门，直至清末。吴仲开河成功，得益于皇帝不受利益集团的约束。嘉靖皇帝给吴仲的批示是：“大事可成，则劳费不足计；国计有裨，则浮言不足恤。若奸豪之人，恐妨己利，故违胜谤阻挠，拿究。”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吴仲顺利开河，从此通惠河发挥作用。

吴仲重新开河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把通惠河的河口直接改在通州城北入北运河，通惠河河口北移到通州北关后，白河、温榆河和通惠河三条河流汇合，通州至张家湾河段水势增加，漕船可从张家湾直接上溯至通州城；二是把码头从张家湾转移到通州城。为了转运京仓漕粮，吴仲在通惠河上建五座河闸以蓄水通航，并在通州城北门外通惠河口南侧建石坝码头一座，漕粮经石坝转搬入通惠河，然后溯河而上，经五闸逐级递运，一直抵达北京城大通桥码头。另为转运通仓漕粮，吴仲在通州城东关外建土坝码头一座，漕粮在此码头卸载，然后经州城东门搬运至通州仓储存。通惠河上的五座水闸和通州城的土石二坝合称“五闸二坝”。

 

运河开通后，漕粮存储发生变化。通惠河开通之前，因北京和通州之间运输不畅，大部分漕粮放进通州仓。通惠河开通之后，北京仓成为存放主体。漕粮主要供给军队，除北京和通州外，长城沿线也有大量驻军。这一带的粮仓称为边仓。漕粮运到通州后沿着温榆河运到沙子营，再送入长城沿线。所以，漕粮运到通州接受验收，验收之后运往北京仓、通州仓及长城沿线的边仓。

运河还有运兵的功能。明朝文献记载，戚继光在镇守长城时用的军队主要来自浙江义乌。义乌兵要从杭州沿着运河北上，再从张家湾到达长城。除运粮、运兵外，运河还承担了运送大量军事物资的功能，比如武器、军服等都是通过运河运输的。

清代漕运制度沿袭明代，每年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八省运送漕粮400万石至北京。除北京仓和通州仓外，因“三山五园”也有军队驻守，故漕粮需从温榆河运到沙子营，再从沙子营到清河，最终运到清河本裕仓及丰益仓。雍正三年（1725年）之后，水运不便，改陆运，利用通惠河运到东便门，再从东便门运到“三山五园”。

1855年8月1日（清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北岸铜瓦厢决口。黄水先流向西北，后折转东北，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加之清朝后期战乱频发，运河不畅，漕运受到极大影响。清末，铁路技术开始从外国传进来，李鸿章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性后，修建了中国第一段铁路——唐胥铁路。1888年11月，奕譞又奏请修建天津至通州的铁路，引起了第三次铁路大争论，也是双方交锋最为激烈的一次。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反对建铁路的声音才逐渐消弭。张之洞主持修建了从北京到汉口的卢汉铁路。之后为配合卢汉铁路的位置，铁路进京不再走通州，而是从丰台布线。铁路一修，运河的地位就在下降。通州丧失水运之利后，没有抓住铁路之利，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四、北京运河文化

漕运码头是运河文化的典型代表。虽然大部分码头已经不在了，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地名或老地图上找到。对于北京来说，东便门码头是很重要的码头，漕粮运到这里后，要通过陆运转运进粮仓。张家湾地区还保留着元朝的码头遗址。这里有三大码头群，上码头、中码头、下码头。通州城有石坝码头和土坝码头。

运河治理也是运河文化的一部分。以北运河为例，北运河是自然河流，通过人为改造才成为运河。若没有人为干预，北运河也会像永定河一样无法通行。《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就河言，疏北运河宜曲，资蓄水也；永定、清河、子牙诸水宜直，免顶冲也”。古人通过让北运河转弯，保持水位，故北运河的河道是弯环形状的。民间传说北运河有九十九道弯，白河名称中的“白”字就是来自于寓意九十九的“百字少一”。

在运河转弯的两侧建坝筑堤以约束河流，由此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地名。比如，崔家楼、谢家楼、耿家楼等。其实，运河两岸并没有楼，只是这些村子建在堤坝上，看上去很高，所以称为“楼”。又如，陈家林、儒家林、肖家林，陈巷村、烧酒巷等以“林”或“巷”命名的地方。这些地名与堤上种柳有关，柳树成行，形成柳巷。

 

玉河在南锣鼓巷附近的这一段非常陡，为保持水位在此建了三道闸，分别是澄清上闸、澄清中闸和澄清下闸，并在澄清上闸和澄清中闸之间拐了一道弯，在澄清中闸和澄清下闸之间也拐了一道弯。这一段为保持水位，不仅建闸蓄水还通过河流弯环蓄水。

运河是非常重要的客运通道，明代和清代早期很多人都从运河进出北京。根据文献记载，“出都门半取水道，送行人，闲者别张家湾，忙者置酒此祠亭（崇文门外三忠祠）”，当时城里的人要送客人出京是要送到张家湾的，最少也要送出崇文门。明丞相徐阶记录了张家湾进出京的情景，“自都门东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张家湾。凡四方之贡赋与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于此，则市马就车陆行以达都下。”所有进京的人都要乘船至张家湾，再乘车或步行进京。在明清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上均有所反映，比如杜十娘从北京下江南就是在张家湾乘船，又如林黛玉从苏州进京时也是乘船到张家湾。

运河对于京剧的影响非常大。京剧的形成与乾隆南巡有关，后来四大徽班也是沿着水路进京。中国戏曲自古有“水路传播”的说法，而大运河就是中国戏曲水路传播的活化石。

运河将南方地区的信仰带到北京地区，北京成为多元文化聚集的地方。比如海洋信仰，通州城两个天后宫都在通惠河口附近。金龙四大王是明清时期国家正祀河神，也是黄、运沿岸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水神之一，具有护佑漕运、防洪护堤等职能。通州城也有大王庙。江西人的水神是许真君，北京有万寿宫，供奉的就是许真君。江西人信仰的另一位水神是晏公，通州和北京城中都有晏公祠。浙江人信的是浙江潮神靖江王张公，通州城有张相公庙，过去北京城也有张相公庙胡同。所以，全国各地的文化在北京均有体现。

北京的运河景观，气势磅礴。漕运时代，运河上都是帆。据朝鲜使臣的《梅窓先生朝天录》记载：“未至潞河七八里之间，望见云霭之中若有巨竹数千万挺，森立于洲渚烟树之间，问之译官，则乃万艘之樯也。历览山河，顾眄形势，自永平府至帝京五百里迤逦平原一望无际，过丰润、玉田，出于蓟门，则数百里间烟树苍茫，帝王州雄伟深厚之气象，一览得之。”朝鲜人朴趾源于1780年访问中国，在其著作《热河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在访问中国时的所见所闻，其中就有关于通州的描述，“舟楫之胜，可敌长城之雄”“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知帝都之壮也”。通州的云景非常有名，在运河两岸看，景色更加壮丽。在运河水面的映衬下，天空中的云、运河上的帆，显得更为壮阔。

民间艺术在运河文化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北京地区绝大多数的舞龙都是红色或黄色的，但通州张庄地区的龙是蓝色的。根据民俗专家的研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区多有蓝色龙。可见，这一舞龙传统是从南方传过来的。

除了京剧，运河贡献给世界的另一个礼物是北京鸭。北京烤鸭可谓闻名世界，其独到之处就在于运河滋养了好的鸭料。鸭子本身食量很大，运河运漕粮，在搬运的过程中难免洒落一些。这些落在运河中的漕粮为鸭子提供了食物。所以，运河上的鸭子肉质鲜嫩肥美，经过多年培育，逐渐产生了北京鸭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

 

北京城的商业深受运河影响，绝大多数商品都是从运河上运过来的。漕船除了运输漕粮以外，还可以运输一部分土特产品，被称为土宜附载制度。除漕船外，运河上也有很多商船。从南往北运的大多数是，农产品、棉纺品、丝织品、油类、食品、纸张等。漕船南下时所带商货主要是农产品及农副产品，诸如梨、枣、核桃、瓜子、柿饼、豆、麦、棉花、烟草等，手工业品较少。所以，北京是重要的输入地，古人记载“盖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北京城的商业体现在通州，通州有一条街叫东大街，每年从农历三月份到九月底这七个月的时间昼夜不息，非常繁华。根据文献记载，“通州夜市名于天下”。康熙时将通宵不息的通州夜市与燕京八景并列，以示其商业之盛。齐如山曾回忆北京城的南货发行店的招牌都写的是“照通发”，这就是说按照通州的价钱定价。这实际上反映了通州在北京地区商品定价权的作用。八国联军侵华后，一位士兵在书中回忆，认为通州比北京更富有，因为通州的当铺更多些。以上这些资料都反映出通州商业的繁华。

大运河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方面具有重大作用。依据光绪时期《通州志》的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通州外来人口中，浙江和山西的人居多。且在过去的通州有浙江礼节和通州礼节之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居住在通州的浙江人较多。京杭大运河连接南北方，从本质上带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五、北京运河与国际交往

古代中国在进行国际交往时，运河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时期，朝鲜、日本、琉球等国的使臣都是通过运河到达通州再进入北京。清政府还在张家湾为琉球国人开设墓地，该遗址存在至今。西方使者、商人以及传教士也通过运河进出北京，比如利玛窦、乾隆年间的马戈尔尼使团。顺治年间的荷兰使臣还在运河边绘制了一幅素描图。马戈尔尼使团甚至在通州看到少量英国的布匹。

运河也是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山西商人往蒙古地区和俄罗斯地区运输茶叶，开辟了著名的“万里茶路”。这条国际贸易路线虽然以陆路为主，但也有一段水路。根据山西的茶商记载，山西人运茶时有相当一部分茶叶走南运河进北运河，再从通州陆运到恰克图，然后从恰克图运到俄罗斯。1862年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国商人自此进入中国内地采茶并在武汉集中加工，沿长江入海，再从天津入北运河，之后从通州陆运进俄罗斯。

最后我们讲一下结论。第一，运河养育了古代的北京城。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漕粮供给军队，并不对百姓提供。老百姓吃的粮食由专门的粮商通过运河运来。过去北京城里有很多粮店，专门售卖从运河运来的粮食。

第二，从历史看未来，我们看一下北京的发展趋势。今天通州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不是突变，而是有一定历史基础的。明朝唐文献在他的《重修通州新城记》中说：“通州乃肘腋上流，咽喉重地……夫通州非郡邑之城，天子之城也。”通州仓是天子粮仓的一部分，有“天子之外仓”之称。在北京是边疆重镇的时候，通州是“县”。在北京成为封建王朝的都城时，通州的地位上升为“州”。金元明清，通州的地位越来越高。民国时，通州降为通县。新中国成立后，通州的地位又逐渐上升。从地理关系上看，秦汉到北朝时代，北京与通州虽同在幽州之下，但京东地区，也就是通州所在的地区，属于渔阳郡，而京西地区属于广阳郡。隋唐五代时期，北京与通州都属于幽州范阳郡。元时，通州隶属于大都路。明清时，通州隶属于直隶省顺天府。从地理空间分布上看，金元以前，通州还是潞县。金元时期，通州领潞、三河二县。明朝，通州领有三河、武清、香河、漷县四县。清朝中后期，通州改为散州，不再领县。从千年历史来看，通州城市地位不断提升。通州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既是历史的必然，也代表着未来北京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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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璧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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