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伟：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这一战略构想，很快上升成为正式的国家战略。2020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作为广东对接海南自贸港的门户城市，湛江市徐闻县希望发挥区位优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做好服务，打造广东与海南联动发展的桥头堡、承载体（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贯穿始终。

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

“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题统筹关于经济政策的论述，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上面一系列论述可知，“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全党及全国各族人民都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问题，采取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工作，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实现新突破。

 

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

新发展格局的构想从最初的应变型应对政策迅速上升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的国家战略，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我国发展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这段重要论述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以及世纪疫情等突发事件带来的冲击三个方面，概括了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方面所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随之消失，世界迎来了由美国主导的“新秩序”。随着苏联、东欧在政治上放弃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也随着中国、越南等国家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印度、巴西等国大幅削减贸易保护措施，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市场形成了。世界迎来了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全球化2.0”时代。在此背景下，由于技术变革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以美国企业为首的跨国公司纷纷剥离非核心业务，把标准化的、盈利水平较低的生产和经营环节转移到国外，从而形成了“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传统发展中国家”的梯度国际分工格局。在这个分工格局中，我们可以看到，发达经济体处在核心位置，传统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位置。由此可见，发达经济体是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为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上述分工格局也逐渐发生了改变。次贷危机爆发于美国，很快席卷欧洲乃至全世界。在这次危机中，发达经济体受到沉重打击，迟迟难以走出泥潭，更难以发挥带动世界发展的“火车头”作用；而中国却与时俱进地推出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的措施，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发展态势的此消彼长，明显加快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快速变化，对既有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中国的崛起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调整压力。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竞争力的显著提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一方面带来了市场需求和发展机遇，使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企业）能够更充分地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产业的强势崛起也使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面临激烈竞争，甚至会出现部分产业衰落乃至消亡的现象。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调整和改变的巨大压力。

其次，中国的崛起引来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保卫战”。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招致了美国的猜忌和防范。在一些美国人士看来，要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就必须遏制中国的崛起。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时期“重返亚太”、搅局南海，还是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推动科技经济“脱钩”，都是上述思潮的反映。

再次，中国的崛起还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开展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而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也为相关国家承接中国投资、加快自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各主要国家都在加快调整战略，以谋求对本国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国内发展看，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追求的发展目标。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先从四个部门的现代化转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后来又陆续把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进来，形成了“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战略布局。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骤上，中共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步走”战略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延伸。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上明确指出“新‘三步走’”战略。中共十六大报告则把“新‘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合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由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公交场站东北角的“公交便民驿栈”目前已投入运营，市民可在“公交便民驿栈”购买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伴随着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我国基本国情也发生了诸多阶段性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取得显著进步，人均收入、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城乡面貌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高质量发展面临很多“卡脖子”问题。另外，粮食、能源、基础原材料的供应严重依赖国外，供应的稳定性较为脆弱。重点领域改革方面，我们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民生方面，百姓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这些都是我们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需要直面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从全球发展环境看，世纪疫情影响深远，突发事件频发，带给世界新的不确定性。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防疫措施，取得了不同的结果。有些国家高喊保护人权、拯救经济，结果却是经济下滑严重，重症人数、死亡人数居高不下。我国坚持人民至上，发挥制度优势，群防群治，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安心的社会环境。在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20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陷入负增长的情况下，只有中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不同国家应对疫情的不同表现，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的治理成效。在社会治理成效上的显著差异，强化人们的认知，加快世界格局演进的步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途径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要重点把握四方面内容：一是如何有效扩大开放，搞好国际经济大循环；二是如何有效应对个别国家“脱钩”战略和对我国产业发展的打压，有效应对国外技术“卡脖子”问题，争夺科技和新兴产业竞争的战略高地；三是如何聚焦“堵点”和“痛点”深化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四是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平稳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注意防范八个认识误区：一是只讲前半句，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二是只讲后半句，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三是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考虑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四是认为畅通经济循环就是畅通物流，搞低层次物流循环；五是一讲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什么都自己干、搞重复建设，专盯“高大上”项目，不顾客观实际和产业基础，结果成了烂尾项目；六是讲扩大内需、形成国内大市场，又开始搞盲目借贷扩大投资、过度刺激消费，甚至又去大搞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七是不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注重需求侧管理，无法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八是认为这只是经济科技部门的事，同自己部门关系不大，等等。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防范和纠正。

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等等。

（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好国际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

1.保持相对低调的开放心态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深度融合在一起。面对各利益主体大幅调整战略以更好应对世界格局快速演变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我们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局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始终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们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为此开出现成的药方，国际上也无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发展市场经济的先例，再加上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很短、经验也不丰富，因此，要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还必须大量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即便当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也必须放低身段、保持开放心态，虚心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吸收其成功经验，避开其惨痛教训，使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行稳致远。

 

2.积极推动理论创新，讲好中国故事

当前，我们要注重创造新的语境，讲好中国故事。现在，很多国家对我们仍有疑惑、疑虑，甚至还有敌意，我们必须坚决避开部分人士为中国预设的“话语陷阱”。我们要抓住机会，引导各国“眼光向内”、优先解决各自国内的难题，并在此过程中倡导相互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努力塑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氛围，为化解大国间重大的利益冲突寻找新的出路。

3.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工作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全面部署，包括“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等等。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相关的各项政策和部署，切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江苏首趟中老铁路（海安—琅勃拉邦）国际货运列车化肥专列开行（新华社发 许丛军 摄）

（二）科技自立自强，有效应对“脱钩”挑战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一股逆流，就是个别国家对华实施“脱钩”战略，试图通过限制高技术产品和关键零部件对华出口、限制双边科技交流与合作，以确保其领先地位。这一举动，将对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产生深刻影响。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产业链分工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企业聚焦核心能力建设，只追求在核心领域、特定环节做优做强，至于其他的零部件和配套服务，则借助外购零部件、服务外包等方式予以解决。这样，即使不拥有全产业链的生产能力，那些具有系统集成和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的企业也可以创立品牌、向市场提供最终产品和服务(如汽车、电脑、手机等)。

但在部分国家限制对华出口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要想向国际社会提供可与国外一流企业匹敌的高技术产品，就必须确保关键零部件的稳定供给，就必须掌控整条产业链。这样，复杂产品的国际竞争也就演化成了全产业链竞争。在复杂产品竞争的背后，不是单个企业之间(如华为公司和苹果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不同产业链之间的全面竞争和整体效率之争。从“产业链分工”向“产业链竞争”的转变，要求我们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以补齐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供应的短板；要求我们稳固粮食、能源、基础原材料供应，以降低经营风险。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企业、政府和社会都要为此做出相应的、系统性的改变。

 

在新的竞争模式下，需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大企业是产品服务的提供者，是产品标准的制定者，也是重要零部件、子系统的集成者；而中小企业则聚焦于细分市场精耕细作，是原材料、零部件的供应商，是产品(服务)子系统的生产者。在产品升级换代、性能提升的过程中，大企业明确全产业链技术进步的路线图、协调全产业链产品研发的节奏，是整条产业链技术进步的龙头。只有把大企业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产业上下游、生产各环节才能真正活起来，才能把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真正激发出来。因此，需要加快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国有(控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需要切实提升企业经营理念，聚焦核心能力，强化竞争优势，优化资产布局和企业经营战略。

在新的竞争模式下，需要鼓励大企业间的战略合作。应当看到，单个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重大技术突破往往需要多个企业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以阿斯麦尔公司(ASML，荷兰光刻机制造商)为例，其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其与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公司开展了战略合作。通过吸纳上述公司的战略性投资，阿斯麦尔公司获得了研发新一代产品的资金支持，并提前为研发出的新一代光刻机找到了稳定的销路，这就使其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重大技术研发活动。当然，台积电、三星公司也通过采购最先进的光刻机强化了其在半导体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多赢的结局。我们要借鉴阿斯麦尔公司的发展经验，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开展战略合作，通过共同开发关键技术、共同使用研发成果、共享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加快突破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瓶颈，显著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

在新的竞争模式下，还需要加快构建“产—学—研—官”良性互动的产业创新生态。以招商引资为特征的传统经济模式，侧重点在于支持生产和制造环节，而目前国际竞争的焦点却是技术、专利和研发。需要对传统经济模式进行更新和完善。研发、创新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涉及到企业、研究院(所)、大学、政府等多个行为主体，需要形成多方力量的合力。应当看到，由于历史文化存在差异，也由于企业力量不同、政府职责范围不同，不同国家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的制度安排(具体做法)也不一样。根据我国的国情，要构建高效的科技研发体制，可行的选择就是把政府主导、企业与科研机构各自为战的创新模式转变为由政府召集、社会主导、多主体协同推进的创新模式。为此，需要打破由政府官员选定课题承担者的传统做法，在研发领域普遍引入“揭榜挂帅”的竞争机制；同时推动开放国家实验室、研究所等基础研究设施，鼓励研究人员自由流动和跨地区、跨领域的科研合作，为研发领军人物(研发团队)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教育的角度看，则要改变以成绩论英雄的评价体系，突出对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鼓励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完善科研成果评价与成果分配机制，引导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聚焦在本职工作上。

中国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成功实现稳态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403秒（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三）立足扩大内需，发展好国内大循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这就给企业，特别是参与涉外经营的企业，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随着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及疫情带来深远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正面临着需求不足的压力。我们必须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把“需求牵引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

 

从需求侧角度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是生产的目的，是生产发展的最终推动力。我们要顺应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升级的趋势，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要聚焦重点领域，消除阻碍汽车、住房消费健康发展的障碍；要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把节假日消费与亲情、家庭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投资领域，要严格落实“负面清单管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要聚焦新型城市化、乡村振兴、新基建等主题，充实政府投资项目库，明确投资优先次序，发挥政府投资在改善基础设施、稳定经济运行方面的职能；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降低政府投融资成本；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作用，引导民间资本更积极地参与到推广新技术、新产品生产应用，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之中。

从供给侧角度看，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通过更新的产品、更多样化的服务、更多的消费场景、更合理的消费方式，挖掘出更多消费潜力，引领消费发展，极大拓宽了经济发展的空间。我们要充分借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通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我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加快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要通过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不断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方面，也有很大发展空间。

（四）聚焦“堵点”和“断点”，畅通经济循环

现代经济体系是高度分化、彼此联接的复杂网络。上下游衔接是否紧密、横向交流与合作是否顺畅、关键节点作用发挥是否充分，直接关系到经济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在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构建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把经济增长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就必须大力深化改革，疏通经济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就像人们讲的要调理好统摄全身阴阳气血的任督二脉。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循环顺畅，物质产品会增加，社会财富会积聚，人民福祉会增进，国家实力会增强，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在宏观上就会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情况，在微观上就会表现为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等问题。”

1.畅通企业退出通道，激活新旧更替循环

我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劳动人口既定甚至逐年下降的背景下推动经济增长，就必须在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大功夫。这就要求我们不仅鼓励创业创新、鼓励企业做大做强，还要疏通企业退出通道(完善企业、个人破产制度)，使生产要素尽快从低效率使用的领域和环节转移到高效率使用的领域和环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通企业成长的全周期循环，为破坏式创新、内涵式增长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2.消除要素流动的障碍，激活城乡经济循环

在劳动人口逐渐减少的条件下，新鲜劳动力的流入是地区发展最重要的优势来源。各城市要把吸引外来人口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义务教育、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再就业培训等领域实现对外来人口的全覆盖；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把外来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引导其在工作城市安居乐业。另外，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转移也使农业现代化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而部分城市居民到城市郊区生活、休闲的庞大需求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要采取措施，引导资金、人才向农村流动，用现代经营理念改造传统农业；要充分发掘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潜力，有序推动村庄整治，提升农村社区服务水平；城郊农村、部分乡村要依托独特的区位、文化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等产业，充分发掘大龄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潜力。

位于江苏阜宁的穆沟古村引入多种传统业态和现代文创产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体验（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3.推动发展成果共享，激活生产消费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不仅要努力发展生产、“把蛋糕做大”，还要努力“把蛋糕分好”、推动发展成果共享。为此，需要完善企业制度，提高职工地位。要推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切实保障工人合法权益；要推动实行集体工资谈判制度，改变员工相对于企业的弱势地位；要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职工收入随企业效益提高而持续增长。需要完善国民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要聚焦高收入人群，加强所得税执法，打击逃税、避税行为；要积极推动遗产税立法，发挥遗产税的调节功能；要全面清理、大幅缩减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把财政资金更多用于增加提供公共服务；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托底低收入群体消费。

4.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产业循环

我们要梳理重点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摸清薄弱环节，找准风险点，分行业、分情况做好战略设计，进行精准施策，加快弥补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逐步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上实现自主可控，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五）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安全发展

在全球化分工的格局下，我国形成了“进口上游产品，出口下游产品”的独特分工格局。从进口角度看，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是基本国情。自然资源的比较劣势决定了我们必然要大量进口农产品、能源、矿产品等基础原材料。另外，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水平整体处于世界“第三梯队”。在知识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比较劣势地位决定了我们必然要大量进口芯片、设计软件、尖端加工设备、精密仪器等产品。从出口角度看，我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大量出口附加值含量相对较低的普通工业制成品(如普通钢材、机械、服装、箱包等)。即便高技术产品出口也在快速增长，但这些出口产品往往包含有进口的关键零部件。这样的分工格局，决定了我国经济的相对脆弱性。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发达国家对华出口政策的调整，都会对我国经济的运行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工作，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要在深入梳理、分析重大风险的来源、性质及潜在冲击规模等因素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强化制度和物资保障，做到有备无患，把风险降到最低，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面对农产品、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的供应风险，我们要加强所有权的投资，推动供给来源的多元化，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建立国家战略储备制度。要进一步推广人民币结算，从而化解汇率波动的风险。

面对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我们要高度重视外资流动，特别是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针对房地产、地方债等重点领域，要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完善相关领域的风险管控体系。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一个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进一步吸引外商企业来华投资，增加外汇收入。

面对关键零部件“卡脖子”的风险，一方面，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减少经济科技“脱钩”的深度和广度，最大限度降低产业链撕裂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冲击；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快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减少对国外产品和技术的依赖。

责任编辑：范璧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3/0818/120727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