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相融，世界安宁——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相关思考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倘若得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赋能和加持，二者结合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西方所没有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支撑。

一、“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从五个方面进一步揭示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着重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为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指引。今天，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进行现代化价值转换，从而实现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的角度谈一点学习体会。

“第二个结合”具有以下五个方面伟大意义：

一是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新征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开展了包括但不限于延安整风，真理标准大讨论等在内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这些思想解放运动都是“第一个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第二个结合”实际上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又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解放要义之一就是突破以往以西方为中心的束缚，走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失。通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互化”，通过这种有机“互化”可以实现二者的相互成就和彼此肯定，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过滤”而不断完成现代价值转换，从而有助于冲破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迷雾，破除某些人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肤浅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必要的思想准备。

二是提供了“结合”的新思路。“第一个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某种意义上属于“共时性”的结合，而“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属于“历时性”的结合，“历时性”与“共时性”原本是两个语言学概念，前者偏重于时间的流动性，而后者则偏重于时间的相对静态性，这里用的是其比喻用法。以往“第一个结合”的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中国具体的实际，往往都指向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的实际，这种结合非常有必要，有利于解决当时所遇到的相关问题，而“历时性”的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纵向结合，则有助于从长远上、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改革与建设过程中的长远问题。

三是提供了结合的新对象。以往的“第一个结合”结合对象是中国具体实际，而“第二个结合”的结合对象，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具体实际”可能包含了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综观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华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等时代，包含了民俗、戏曲、棋艺、茶道、中国传统乐器、文人字画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各个朝代都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如先秦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将“结合”的对象从“一时一地”拓展到至少“上下五千年”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结合对象。

四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支撑。有学者曾经研究了佛教在中国传播传承的过程，指出早期佛教刚刚进入中国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实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受欢迎，而是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之所以“水土不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为什么佛教后来能够发展成中国第一大宗教？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佛教在传承传播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所以到了后来就提出了“爱国爱教”，强调“国”在“教”先，而且顺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理念，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很多爱国僧人还组成了爱国僧兵抵抗外辱，正是由于积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吸纳和结合，佛教才得以在今天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尽管不能拿佛教来简单作类比，但佛教的可持续发展仍然给予我们很多启示：一种来自彼域的文化，如果想要在此域更好地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与此域的本土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这样才能够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从而做到永续发展。

五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支撑。顾名思义，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就是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除了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体中国人民上下一致的共同努力外，还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些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倘若得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赋能和加持，二者结合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西方所没有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支撑。

二、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视角

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之一，是由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等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个如何通过相关媒介劝服人们接受相关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理论，这种理论侧重考量大众传播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罗杰斯认为，创新是一种被相关采用主体视为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创新扩散是指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主观感受到的是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所说的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信息被传播，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构建过程，使得创新的意义得以逐渐显现。创新扩散一般包括以下五个基本阶段：议程设置阶段、匹配阶段、重新定义或重组阶段、清晰化阶段、惯例化阶段。“第二个结合”乃是一种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启了“议程设置阶段”，本讲主要是做一些相关的“匹配”性工作，并且尝试对“第二次结合”的对象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些重新定义或重组。

 

三、中国传统文化相关文明与“第二个结合”之匹配举要

（一）中国传统文化之政治文明与“第二个结合”之匹配举要

政治文明有以下三个含义：一是政治形态，政治文明意味着一种得以产生并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二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所谓文明通常可以与进步同义。三是政治的发展，文明本身是一个代表着发展的概念。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文明”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主制度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理念、做法、经验值得我们加以创造性汲取和创新性转换。

1.政治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认同国家统一，而不认同国家分裂。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在与梁襄王对话时曾经非常严肃地说过“天下定于一”。正因如此，历朝历代凡是有作为的主流话语层，包括各个层级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群体都对统一充满向往。从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到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其实都是对“统一”的讴歌。

2.政治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国家必须有一个中央政权对国家进行统一集中领导，而且这个统一集中领导就体现在最高统治者身上。如果说先秦时代的最高统治者还是“盟主”的话，那么秦代以后，包括秦代最高统治者就是“君主”了。至高无上的君主，他们至少拥有以下四种权力。一是与超自然力量沟通的权力。具体来说，就是代表地上的臣民与“上天”进行沟通，每年定期举行“祭天”活动。二是对外宣布战争的权利。清代甲午战争时，虽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拥有实际上的最高决策权，但是，对日本宣战的诏书上加盖的还是光绪皇帝的御玺。三是所谓的“升降权”或者叫“任免权”。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最高统治者往往手中都握有对于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的任免权，而对一些中、低级的官员则往往采取在他们到各地方任职之前亲自接见，来体现最高统治者“任免权”的权威。四是“生杀权”。今天的死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在封建时代，虽然也有“大理寺”这样相当于最高法院的部门，但是每一个死刑犯是否处决由皇帝最终决定。正因如此，才有了唐太宗放390死囚回家过年和嘉靖皇帝迟迟不对因犯颜直谏被打入天牢的海瑞下达死刑执行命令等等佳话流传至今。

3.法制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悠久的法治制度建设传统。其中有很多可以作为我们现在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时的借鉴与参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制度文明核心有三点：一是重视法律制度建设，二是重视严格执法，三是重视相关监督。

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纵观中国历史，至少从秦代开始，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般都非常重视本朝的法律制度建设，往往在王朝刚一创立的时候，就开始着手组织人员制定本朝相关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无不有以其朝代或年号命名的相关法律，比如说《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汉律》《唐律》《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等，而且有些封建最高统治者甚至还亲自主持制定相关的法律实施细则，比如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就曾经亲自主持制定了相当于现在的刑法法典的《大诰》。

重视严格执法。很多人都看过传统戏剧中的“包公戏”，对其中的包公所主管的开封府有三口铡刀，分别是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还对包公用铡刀铡掉犯法的驸马和皇亲国戚留有印象。有人说“包公戏”毕竟只是文学作品，真实历史上的包公并没有铡过犯法的驸马和皇亲国戚。但是，包公没有做过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没有做过。比如，东汉初年，董宣被光武帝刘秀任命为洛阳令，洛阳是当时东汉帝国首都，所面对的都是皇亲国戚或者高官显宦，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到铁面无私严格执法，难度可想而知。董宣上任后不久就发现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仆人仗势杀人，董宣在查清相关事实后就逮捕了湖阳长公主的仆人，并当场将其处死。湖阳长公主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她的地位和尊严的挑衅，于是就向皇帝刘秀告状。皇帝想让董宣向公主赔礼道歉，但董宣认为自己没错，坚决不从，皇帝只好让人硬按着他给公主叩头，但董宣却挺着脖子绝不低头。最后董宣不畏权贵、宁折不弯的浩然正气深深地折服了光武帝，对于他不顾皇家体面、阻拦公主车驾、当街格杀公主仆人的行为不予追究。

重视相关监督。二十大报告要求，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其实中国古代就建立了巡视制度，并且还产生了一些相应的官职，比如巡抚、巡按、刺史等。

4.民主文明

民主文明首先是民主理念文明，这里所说的民主理念可以大致分为几种，一种是有一定“参照物”的民主理念，比如说将“君权”或者“国家”视为“民”的参照物而提出来的一些“民主”理念。比如，孟子就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样的理念。第二种就是把“民”与国家的稳定联系在一起而提出来的“民主”理念，比如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再比如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等。

除了民主理念之外，就是相应的民主制度建设尝试，这些民主制度大概有三种建构方式，一种是“自上而下”建构的，一种是“自下而上”建构的，一种是“平级之间”相互建构的。

所谓“自上而下”建构的民主制度，最典型的就是起源于西周时期的“采风”制度。今天我们提到“采风”，往往以为它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概念，其实最早“采风”是和民主政治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西周王朝推翻了殷王朝之后，亟需了解各地的相关情况，就自上而下派出了一些人员到各地了解民情，称之为“采风”。采风的目的一是“观俗”，二是“观政”，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俗”的目的也是为了“观政”。

“自下而上”制度有很多，其中很有名的，比如“登闻鼓”制度。“登闻鼓”顾名思义是一种“鼓”，这种“鼓”一般设置在封建王朝的首都，其主要功能是供民间老百姓来反映自己的疾苦和冤情，就是帮助老百姓“告御状”。相传尧舜之时，就有“敢谏之鼓”了，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击鼓上言。

除了上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之外，中国古代还有“平级之间相互监督”的民主制度，就是各级政府部门相互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及一个政府部门内部主要官员和次要官员之间的相互制衡。

（二）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文明与“第二个结合”之匹配举要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加以概括，那就是“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礼仪以周为最，中国古代一般推行“周礼”。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喜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类，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祀先师、先王、圣贤；乡饮、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包括五祀、高禖之祀、傩仪、诞生礼、冠礼、饮食礼仪、馈赠礼仪等。

《论语》中有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视”就是不要去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因为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而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或者做出一些不当的举动，就有可能导致一些不好的结果出现。例如，春秋时期齐顷公为了让母亲开心，取笑外国使节，竟引起了一场多国大战。根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当时的四国使臣分别是鲁国使者季孙行父，是个秃子，晋国使者郤克一只眼瞎了，卫国使者孙良夫是个跛子，曹国使者公子首是个驼背。于是齐顷公还派同样的残疾人去引导宾客：“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史记》记载：“使郤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故齐亦令人如之以导客。”这种赤裸裸的侮辱结果引发一场原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非礼勿言”是指一切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言语都应该遵循相应的“游戏规则”。比如称呼别人或别人的家人、亲属、朋友时要用敬语，而称呼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亲属、朋友时要用谦称。敬语往往有以下几类，一是不直接称呼对方本人，而是称呼对方所处的那个建筑物或空间，比如称呼皇帝为陛下，称呼亲王为殿下，称呼官员为阁下，称呼有一定身份的人为足下。二是使用一些具有美好含义的词语称呼对方，比如，令、尊、华、台、贤、芳、大、惠等。而在称呼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亲属、朋友时所用的谦称一般采用拙、小、薄、贱、鄙、敝、愚、忝、家、浅、舍、寒、不、寡等。

“非礼勿听”就是一定不要去听不应该听到的东西，否则，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可能会给听者带来严重后果。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短短324个字，被认为具有中和之美、自然之美、变化之美和刚柔之美，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他所出身的王氏祖籍属今天山东临沂，古称琅琊，他有一个长辈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叫王敦，在当时地位非常显赫，担任大将军、江州牧，但这个人一直想要谋反。因为他比较喜欢王羲之这个侄子，所以经常把年少的王羲之带在身边。有一次王敦在家里与几个亲信一起商量如何造反的事情，一时兴起，竟然忘记了屋里边还有一个小孩儿，也就是他的侄子少年王羲之，商量完之后，冷静下来，王敦突然想到，这等谋反的事乃是抄家灭族的行为，所以他就提着一把宝剑到屋里查看，他的本意是，如果发现王羲之听到了他们商量谋反的事情，那就要把这个侄子杀掉。而王羲之听到了叔父这番大逆不道的言论至少有三种选择，一种是像一个“好奇宝宝”那样缠住他的叔叔王敦，问“造反”是什么？是不是很好玩儿？第二种就是装作没听到没什么反应；第三种就是装作没有听到但要想办法让王敦认为他没有听到。一般的小孩儿可能会选择第一种或者第二种，但王羲之选择了第三种，因为他知道如果被他叔父王敦发现他听到了他们造反的言论，很可能会危及生命，王羲之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立刻脱掉了自己的衣服，然后蒙上一床被子，并且在被头上面儿吐了很多口水，弄散了自己的头发，做出一副酣睡的样子。王敦进来一看王羲之这副模样，以为侄子一直在酣睡，就放下心来，没有怀疑王羲之，王羲之也因此而逃过了一劫。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非礼勿听”的重要性。

“非礼勿行”就是人们的言行一定要遵守当时所在社会的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如果一旦超越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很可能就会给相关行为主体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刘备、曹操和孙权是三国时代三位最顶级的历史人物，如果论个人的文治武功以及对当时社会的贡献，曹操无疑是最厉害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确，在曹操的努力下，当时的中国北方逐渐恢复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秩序，以往那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为什么《三国演义》以及后来的中国传统戏曲里，把曹操丑化成一个大奸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曹操的行为突破了“非礼勿行”的做人底线，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不像一个当臣子应该做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之物质文明与“第二个结合”之匹配举要

物质文明包括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等累积下的成果。农耕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层一般都特别重视土地的重要性。有所谓“有土即有民”这样的说法，“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在成为“晋文公”之前，重耳因为受到迫害，流亡国外。在流亡途中，有一天又渴又饿，来到了一个村庄向当地的一个农民乞讨东西来吃，那个农民不知道是没有听清楚重耳说的是什么，还是家里边儿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于是就给了重耳一块儿土，重耳看了勃然大怒，以为自己受到了侮辱而想要惩罚那个农民，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受到了身旁人的阻止。身旁人意味深长地对重耳说，这是一个吉兆，有土斯有民，可能是老天爷看到您颠沛流离很辛苦，所以就派一个老百姓送给你一块土，因为土地代表着权力与人民，所以这意味着您将有机会登上国君的宝座。重耳接下了这块土，后来果然在回到晋国之后，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二是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通过三个“仪式化”来加以体现。第一个就是建设一些具有“仪式化”象征含义的建筑，在中央政权所在地建有表示重视农业的建筑，比如说明、清两代在北京都建有“先农坛”。第二个就是开展一些仪式化的行动或者设置一些仪式化的节日，比如每年选择一天作为重视农业生产的节日，皇帝在这一天率领文武百官前往田间劳动。西周时期，周武王在每年二月二率文武百官亲自躬耕，并将这天定为“春龙节”。到了唐代，二月二被正式定为“耕事节”或“劳农节”，有了合法的节日身份，皇帝要率领百官至田间劳作。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中国主流话语层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第三个就是设置一些仪式化的职务，比如“大司农”，就是分管农业的。除了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之外，还特别重视农业技术对于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先后诞生了包括《齐民要术》在内的一系列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专门性著作，比如《氾胜之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陈旉农书》是现存第一部有关南方水稻种植区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书中以水稻生产技术为核心，也总结了南方旱地作物的生产经验。《王祯农书》是中国元代综合性农书，是元代总结中国农业生产经验的一部农学著作，也是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巨著。《农政全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虽然并不像近、现代欧洲那样发达，但也绝非有些人认为的一片荒芜。早在先秦时代，我们的先民们就以其聪明智慧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发明，这些科学技术发明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服务性，二是经验性。“服务性”第一个特点是紧密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大家所熟知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的发明就是为了方便人们的旅行，后来发展为可以服务于人们的风水堪舆之学。造纸法和印刷术的发明则是为了服务于当时人们的教育和文化传承与传播。而火药的发明是为了服务于当时人们的节庆庆典和驱除仪式上驱除一些邪恶的超自然力量。这些服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服务于和平的生活，而不是战争，所以鲁迅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第二个特点是紧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这一点更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天文科技发明方面，因为在当时为了制衡拥有最高权力的封建统治者，一些天文学家就通过自己的发明对那些行为不检点的最高统治者进行隐秘的规劝。

所谓“经验性”是指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往往都特别注重对于相关经验的总结，这一点在医学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以《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为例。据相关史料记载，东汉末年战乱频繁，各个军阀之间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后，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张仲景为了救治百姓，根据自己的经验，撰写了《伤寒论》，用于帮助民众疗救伤寒疾病。其后孙思邈、李时珍等著名医学工作者的医学专著也都是他们多年行医或者多年进行医学观察的经验总结，而且这些经验总结以书籍的方式刊行，又反过来反哺于相关行业的相关群体，以便帮助行医者们更好地救治民间的百姓。

 

（四）中国传统文化之社会文明与“第二个结合”之匹配举要

所谓社会文明，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社会的各个行为主体自身以及其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相关的社会准则等方面的文明。在中国古代社会，相关行为主体的文明一般体现在将个体的文明作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文明建构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人才特别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且特别注重这些行为的排列顺序。也就是说，“治国”是“平天下”的基础，“齐家”是“治国”的基础，而“修身”则是上面三项行为的基础。离开了相关社会成员的自身修养的提升，就难以很好地确保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人特别强调“责任”大于“权利”，或者“责任”先于“权利”，范仲淹曾经写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林则徐也曾挥写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他们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模范的顶点。

社会关系的文明在中国古代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和谐上面，分享一个“六尺巷”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张英，他曾经担任过清朝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有一年他突然接到老家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们老家官邸有位姓吴的邻居要扩建自己的住宅，想让他们家的院墙往后退三尺，张家的人很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们的莫大侮辱，于是就给张英写了一封信，要求他进行干预。张英见了，提笔写了四行诗寄了回去：“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的家人接到张英的回信之后，理解了这位大学士的良苦用心，于是就主动找来知县和那位吴姓邻居，给他们看了这封书信，然后自己主动提出后退三尺住宅，吴姓邻居看了之后也非常感动，也主动将他们家的院墙向后退了三尺，于是就在安徽桐城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景点“六尺巷”。这个景点向人们无言地诉说着中国古代和谐社会关系、和谐建设的成果。

社会准则文明内涵丰富，其中之一就是“爱国”。这方面的典范人物数不胜数，像我们熟知的岳飞、于谦、林则徐等等。这里分享两个故事。在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斜街住着一户姓佘的人家，他们在这里接连17代为一个人守墓，这个人就是明朝末年著名的爱国将领袁崇焕。乾隆皇帝就曾经说过“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梁启超更是不无感慨地说：“使督师以前而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将不能越辽河一步，使督师以后而能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犹不能越榆关一步，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佘家人之所以17代为他守墓，就是因为他们敬重袁崇焕的爱国情怀。

岳飞当年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风波亭后，他的遗体曾经一度不知所踪，是因为有一位名叫隗顺的人在秦桧气焰熏天的时候，偷偷地掩埋了岳飞的遗体，而且还在坟前种下了两棵橘子树，并且严守这一秘密，直到临终前把这个秘密告诉给自己的儿子，正是因为有了隗顺，今天才能够在真正的将军墓前祭拜岳飞。隗顺为什么要冒死掩埋岳飞的遗体？那就是他非常仰慕岳飞的爱国情怀。

（五）中国传统文化之生态文明与“第二个结合”之匹配举要

所谓生态文明，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在这方面中国古人留下了很多智慧。

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宋代有名的大思想家张载写出“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曾经还说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后人提炼出一个成语叫“民胞物与”，这个成语的后半部分讲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陶渊明也特别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用他自己的诗来表述就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人之所以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古就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因。

特别讲究尊重自然规律，用荀子的话说就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中国有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注重二十四节气，究其原因还是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所谓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芒种粟，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大家乐，夏至不着棉；小暑不算热，大暑在伏天；立秋忙打垫，处暑动刀廉；白露割谷子，秋分无行田；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先封地，小雪河封严；大雪交冬月，冬至不行船；小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二十四节气歌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特别注重生态保护。孟子所说的“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宋太祖赵匡胤一向宠爱女儿，有一天见到女儿永庆公主后却勃然大怒，原来是和他女儿穿的一件衣服有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永庆）公主尝衣贴绣铺翠襦入宫，帝（太祖赵匡胤）见之，谓主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饰。”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殿转贩易，伤生浸广。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主惭谢。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形象地说明中国古人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视。

四、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藏，博大精深，不仅深为中华儿女所喜爱，而且也深得西方有识之士的赞赏。1842年1月至2月间，马克思在他撰写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中国，说的是中国的报刊。他说：“只要光明出现，黑暗就会消失。”“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只要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范本。”

启示之二，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必须引入辩证思维，努力避免出现“极化”情况。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应努力避免出现两种“极化”情况，一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另一种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肯定，前者有可能导向“历史虚无论”，后者则有可能导向“食古不化”，这方面我们也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的。

启示之三，对于传统文化即使是精华部分也必须做现代的价值转换。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运用“批判继承”的方法来审视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属性并萃取其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用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对其中适于协调现代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主要命题、思想精华、道德基因等作出新阐释，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贡献。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启示之四，要妥善处理好“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间的关系。“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这个典故出自南宋的著名学者陆九渊的一段话，原文是（陆九渊）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韩退之是倒做，盖欲因学文而学道。”在这段话中，“六经”是有所指的，指的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始见于《庄子.天运篇》，而“我”当然指的是陆九渊。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六经”，指的则是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六经”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的所有文化典籍内容，“我”指的则是一切有思想，有知识，有智慧，有主见的人，“六经注我”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合适的东西都拿来为我所用，而“我注六经”则是指可以通过相关主体的实践，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我们上述所举的中国古代各种文明，实际上是“六经注我”的过程，正是通过这种“六经注我”，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匹配的可能，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的需要。正是在这种“六经注我”的过程中，通过“第二个结合”，使得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能够更好地活在当下乃至活在未来，永远保持其青春与活力。

启示之五，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番重新定义和重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也鱼龙混杂，那么在经过“议程设置”和“匹配”阶段之后，就有必要按照“创新扩散理论”对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进行重新定义乃至重组。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但也有可能给人一种“二十五史不知道从何说起”之感。这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在清代，当时的主流话语层想要编纂一部包含了此前所有中国文化典籍的在内的全书，怎样对以往留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进行分类呢？当时的文化界人士经过认真的研究与思考，对前人留下来的包罗万象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宏观分类，将其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并且按照这样的分类编纂出了著名的《四库全书》。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在充分借鉴编纂《四库全书》的经验，对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义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的加以重组，以便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第二个结合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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