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文化自觉：人文经济学推理

 

【摘要】以发展经济学关照“中国模式”，所蕴含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具有三个指向，即追求广大民众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现代化、基于全民社会均衡福利的经济社会化和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从文化经济学视野，反思和纠正韦伯判断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结合东亚奇迹的亚洲价值观的有效性，建立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与“中国道路”的自觉自信。在当代态和历时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到中国自身的内生人文经济学的系统性分析，我们发现，以人为本在中国发展道路上一以贯之，中国始终秉持“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观，具体在当下就是文化强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即便是从现代市场经济增长的意义上，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发展政策以来，显然具有了一般市场体制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些普遍性特征，比如市场化配置资源效率提升、民营企业产权激励生产率提高、金融市场繁荣带动投资旺盛、开放统一国际市场体系保障贸易畅通发达等等，但“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也已经被充分感知并得到广泛讨论，比如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形成的市场稳定效应、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带来基建的高效与红利、庞大人口有效组织迸发巨大生产活力、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并快速实现精准脱贫，等等。那么，“中国模式”在何种意义上是有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类型？这种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稳定与普适性？

本文首先尝试从发展经济学的特定视角去梳理当代具体实践的“中国模式”所蕴含的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然后借助文化经济学的学术视野，将“中国模式”放在具有显著连续性的“中国道路”历史传承发展系统中，探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与内生动能；由此回归本源的人文经济学再去检视中国发展道路，人本主义总体特征与基本导向，“人文化成”和平发展观，文化强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质性内涵就连贯明确了。

一、发展经济学视角：以人的全面发展看待“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不能仅仅是若干特色实践经验，也不是若干有效政策效应可以概括的，应该是具有一个内生价值内核的有机发展体系。相对于一般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体系相对而言更适合对于“中国模式”的认知与理解。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探讨经济体的总量增幅及其结构、动力等问题，发展经济学相对而言是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做统筹性相关性的整体研究。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探讨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量问题，前提是市场本身已经比较成熟稳定，而且假定经济发展是个相对自治和独立的进程。一般经济增长理论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定领域，比如货币金融、资本市场、进出口贸易等，是有其适用性和解释力的。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不是一般市场经济模式，况且，国有企业这样的关键市场主体都并非理性利润算计的一般经济人，尤其是中国的市场发展、财富配置等核心经济问题往往直接融入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建设等国家治理体系中。发展经济学相对来说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特征、态势等总体性问题更为适应和有效，不过，这也是需要将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度结合才会真正有理论解释力和学术探索力。

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去审视中国的当代经济发展，总体上可以看出“中国模式”有别于其他市场经济体的主要特征是显著地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诉求。具体来看，至少有以下三点可以明显识别：

1．“中国模式”是追求广大民众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现代化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从严格管控的计划经济体系逐步朝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转型，以总体上公有制保障兜底社会经济安全与民生底线的同时，逐步释放并激活全社会各类市场主体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从而实现了前三十年（2010年前）国民经济产值保持两位数的超高速发展中国奇迹。在最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这种转型在社会发展层面的诉求就是，动员举国力量，尽快实现总体上的精准扶贫脱贫，稳健推进乡村繁荣振兴，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的关键任务来推进。

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进而主动开展高质量转型的“中国模式”，如果说这个跌宕起伏的社会经济发展大潮中有什么核心主线的话，那就是追求并保障广大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无论是高速度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最大多数民众价值的实现及其利益最大化是其中的主基调和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高效率的体制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更多人富裕，同时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格局保障了中国经济在超高速发展进程中的稳健，国力的迅速提升也为基本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总体高速而健康的增长营造了更优环境。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改善的良性循环增长，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民众，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与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同步提升。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条件约束越来越吃紧的时点，中国政府果断提出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的战略性决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最近十年来进入着力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升级发展、优化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与服务品质、充分保障基本民生、推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等高质量高水平导向的新时期。

“发展是硬道理”。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这个“硬道理”并非绝对经济增长意义上的，而是通过发展来保障中国这个庞大人口国家中最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权，最大程度地实现最大多数民众的综合利益最大化和最优化，这是“中国模式”的“硬道理”。

2．“中国模式”是基于全民社会均衡福利的经济社会化

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阿马蒂亚·森享有“经济学的良心”赞誉，他的发展思想直接影响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体系架构，他对于“中国模式”的分析卓有成效并影响深远。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分析所谓“亚洲奇迹”时认为，这不是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经济后果。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繁荣起来，就像印度最近认识到的那样，缺乏社会发展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进而他在分析中国的发展现象时很有创见地提出，中国改革后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改革前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无意造成的正面后果”，比如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这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超高速经济增长并非全部来自经济制度变革的效应，其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前因及后果，其实根基都在以最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圭臬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上，这才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发现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受益于并非精心设计的全民普惠福利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与系统能量，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提升最广大民众社会福利普惠水平的内生动能也就顺理成章了。“中国模式”之所以成立，之所以有别于欧美模式或者东亚模式，所谓大政府、强干预、重基建等其实都是“中国模式”核心精神的衍生现象或表层特征。“中国模式”的精神内核从文化传承与人文价值谱系的深度分析在后文会专题开展，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长的巨大成就所引发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如果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将各种特征性鲜明的表征放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制度重大变革前后七十多年的整体发展格局中来统筹分析，不难发现，对于所有民众社会福利的普惠努力，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始终把社会效益作为核心目标，这些其实是社会与经济得以良性协同发展的关键原因。

3．“中国模式”是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积极倡导和推进者，中国发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全球发展互惠共享，“中国模式”不仅是中国内部发展模式，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互惠共赢可持续发展模式。

从全球格局去认知和理解“中国模式”，这基于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的历史实践。中国近代百年历程充分说明，中国不能与世隔绝闭关锁国，只有积极开放，以有容乃大的胸怀气度拥抱这个世界，中国才能真正发展强大，人民才会真正自由幸福。中国需要全球的市场、资源、资本、人才等经济增长要素，中国人民也需要在开放的世界中合作共赢、互鉴交流、学习提升、互通有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得益于全球市场，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的经济发展事实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生效应，而社会发展的具体表征就是最广大民众的基本权益和价值诉求得到充分保障和有效满足，开放的国际环境，这不仅给中国民众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也给了中国民众更广阔的获取财富的市场，这显然符合前述“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其实这也是“中国模式”得以成功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以经济全球化来界定“中国模式”，这是把握中国发展与世界经济之间共生共荣关系的着眼点。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同样，世界的进步也需要中国的发展，在经济增长繁荣方面，目前中国和世界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和则两利，分则俱损。这种深度共融共生关系，不仅体现在国家经济在整体上的产业链合作，更具体而微地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者、消费者、学习者等芸芸众生的日常生存生活中。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关系到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必然影响到中国乃至全球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民生福祉，也就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合作其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国际合作。

将“中国模式”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发展精神的当代赓续。“中国模式”简单说就是民生为大，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社会主流中的基本价值立场。《大学》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毛目”（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就是以天下治平为担当、以民生幸福为己任的超越性士人精神。传统的天下意识其实就是今天超越家国范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切，这种天下大同理念让中国人相对于国家权力更重视人民广泛认同的治理体系，这也就是“中国模式”的超国界价值来源。

发展经济学是一种比较契合中国当代发展现象分析的学术工具，相对可以有效解释“中国模式”在当前全球经济体中的独特性。不过，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中国模式”所隐含的历史逻辑与文化传承还有待从文化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去做系统的辨析和探讨。

二、文化经济学视野：从历史纵深贯通“中国道路”

对于当代态“中国模式”的深入认知，需要历时态“中国道路”发展演进的大格局与大视野。文化经济学是一种探究社群价值系统与财富价值系统之间关联互动的学术视野，整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的文化与经济研究、中观的文化产业研究以及微观的企业文化研究。对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观察与探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很有意义和启发性的学术工具，借助这样的学理系统，在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经济观偏见的基础上，检视亚洲价值观在全球市场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历史性意义，进而回归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本土文化基因探源，有助于我们树立中国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觉。

1．韦伯判断的欧洲中心主义窠臼

在关于文化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这个宏大命题的研究方面，马克斯·韦伯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被称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圣经，因为他的研究证明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发生并发展自欧洲，是源于其独特的宗教传统与文化基因。一旦缺乏这种独特的欧洲文化土壤，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即便在人类历史上都曾长期辉煌过，但都不适宜甚至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韦伯的这一系列“文化-经济”判断，由于其研究很系统，有立也有破，因此在学术场域中很受追捧。尽管中国的学者群中也有很多对韦伯判断的不认同，但由于中国存在晚清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断裂带，而现代市场经济基本是移植自欧美模式，所以总体上并没能在学术上真正对韦伯判断形成挑战。比如余英时先生用大量历史文献说明中国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士商融合的大量案例，而且有蔚然成风的趋势，但余先生确实无法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社会主流价值的儒家文化能适应并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

韦伯判断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调，一方面是将欧洲工业革命带动的经济增长效率变革乃至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出现视为“天然”的全球先进生产力代表，另一方面是用欧洲文化的价值标准来量度中国或印度的文化体系，以此来判定是否能产生资本主义性质的先进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经济”决定论，本身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就缺乏兴趣，况且还缺乏对于特定文化传统的耐心细致研究而流于偏颇。比如，马克斯·韦伯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聚焦在儒教和道教，且不说其对这两个学说体系有多深入的研究，对于作为中国传统皇权政治核心意识形态的法家思想忽视，也让他无法真正触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症结，比如商业流通长期受到来自皇权的抑制。

2．东亚奇迹与亚洲价值观

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文化经济说实质上起到有力反驳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在市场经济领域的飞跃式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日本经济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狂飙突进，工业生产值平均年增16%，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11%，到1968年就超前联邦德国进前三，1978年超当时的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日本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的引领下，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这“四小龙”也随之崛起，80年代之后又有“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接力经济振兴。东亚地区现代市场经济跨越式发展在当时就引发类似“东升西降”的讨论，在经济学管理学方面也产生了东方化的建构，比如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提出的雁行模式理论（theflying-geese model）进入现代经济学体系，以三大法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为标识的日本式管理也称为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补充。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的奇迹》报告，把东亚作为经济增长模式提出。这些都表明，东亚这个特定的区域，在文化或宗教传统上迥然有别于西欧，但是可以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东亚奇迹何以发生？是源于欧美资本、市场、贸易等的外生增长呢，还是基于自身的创新累积、本土文化支撑的内生增长？“文化-经济”的内生发展维度解读东亚奇迹的代表性观点是由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这个理论认为，东亚区域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获得成功的关键是其共享的儒家文化传统，比如勤俭和诚信的伦理准则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崇奉集体主义、尊重权威、选贤任能、重文教这些价值理念与威权制度融合促进了国家的整体发展，等等。

东亚模式及其亚洲价值观树立的文化自觉，向世界宣示“儒家文化圈近代危机的原因已经消除或正在消退”。然而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衰退使其对自身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动摇，全面倾向西方经济学思路。中国大陆的整体崛起及其稳定健康的自主发展模式成为真正另辟蹊径具有深厚文化传承底蕴的“中国道路”。

3.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与“中国道路”

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的40多年发展实践来看，如前所述，民生为本的“中国模式”是成立的，那么这种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是制度性变革带来的无意识积极后果（哈耶克意义上的）呢，还是有着深厚的内生文化动能的长效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是否可以有效树立起现代经济可持续的“中国道路”自信？

探讨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效用，这是深刻理解“中国模式”的必然要求。我们对于“中国模式”的规范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中国特色”基础与源流就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对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把握，按照“两个结合”的指导思想，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在新时期，要深刻理解“中国模式”，必须回归到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道统”上来，只有如此，“中国模式”才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只有如此，“中国模式”才能继往开来走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性同时也有全球价值的“中国道路”。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有着显著的历史一贯性，这个有着深厚内生文化动能的社会经济“中国道路”曾几何时被忽略或遮蔽。不仅仅是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的不作为或有选择作为，我们国人也由于种种原因或局限，片面解构甚或完全否定中国按照自己的传统可以开辟现代经济发展之路。比如，很有代表性的一种中国文化经济观是农耕文化及其相应经济特征理论，宣称中国就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农业经济既是中国人小农文化的原因也是结果。毫无疑问，这里忽略甚至是有意忽视中国源远流长的工商业历史及其相关文化价值体系。如果仅有农业传统，如何认识在人类长期的文明史上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总量及其养活的人口都居全球前列，如何理解在转向改革的30多年（1978-2010）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了14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在先秦时期，包括农工商的多元经济发展格局就已经比较成熟稳定，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积极入世治世的大众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始终存在对于国民财富创造、社会合理分配、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的积极经济发展思想传承，这些文化经济观念同样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在开放发展环境中其积极作用会更为发扬光大。

文化经济学给了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独特视野，不仅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教伦理”一元模式拓展到“亚洲价值观”乃至“中国道路”的多元格局，也更有效地坚定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探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不过，关于中国发展的模式与道路的探究，不仅要明白它“不是什么”“因何而来”，更要做深刻的“是什么”“要如何”的实质认知分析。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与文化价值传承的人文经济学，对于从本质上理解和探究中国发展道路会有特别的启发性和洞见力，这也是某种意义的“反者道之动”。

 

三、人文经济学启悟：“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观

当前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一个偏颇的发展态势就是数量化分析，某种程度上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把经济问题作为自然科学的客观化对象进行物理性分析，这种取向最大的问题倒不是量化研究是否合理，而其实是超社会、去伦理导致的经济发展价值偏离。人文经济学试图对现代经济学研究作纠偏，强调经济增长的人本主义约束，将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实现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文经济学导向，如果做一个历史性回归分析，就能很清晰地发现，和那种衍生自西方学术传统以个人主义及其价值追求为内核的人文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式的人文经济学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回归民生的本质，追求的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突出文化传承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赋能的内生活力及可持续发展。

1．以人为本在中国发展道路上一以贯之

回归人本主义，这是现代经济走入增长泥潭、资本变成社会异化的怪物的时刻，有良知的经济学摈弃所谓“不道德”客观立场而拨乱反正的努力。何为人本主义？不同的文化价值传统可能理解上会有较大差异，比如欧洲哲学传统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是二元结构下的个体价值彰显，中国传统则是突出社会整体性的人民价值，孔子的“庶富教”就是一个简要但影响深远的中国式人文经济思想的综合表达。

《论语·为政》讲了一个师生讨论国家如何治理的故事。弟子冉有陪同孔子到了卫国，先生赞叹此地人口繁盛（庶矣哉！），冉有讨教：“如何更好地治理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呢？”孔子直截了当地说“富之！”弟子追问：“如果富裕了以后又该进一步做什么呢？”先生笃定指出“教之”！这个故事很生动地道出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治国安邦之人文经济思想。首先，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其次，国家要通过发展经济让人民过上富足生活；接着，国家发展的更高层次是精神文明发达。国家发展要以人为本，基础是要努力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富裕，更高的追求是人文昌盛的美好生活。

孔子的“庶富教”的整体人文经济思想虽然言简意赅，但体现了原典儒学的总体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也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理想“道统”内涵。儒家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孟子的经世济民主张基本上和孔子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在他所谓的“明君治民之产”，也表现在循“人性善”而施“仁政”的理想精神方面，即孔子所推崇的富之后“教”。荀子也特别强调善治的重要表现就是人民安居乐业，《荀子·荣辱》有云：“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不过荀子持明确的“性恶”论，对于社会教化更强调自上而下的规训。儒家总体上都重视经济繁荣与人文昌盛之间的良性交互作用，经济发展让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文明水平才能进一步提升，而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更高阶，财富的创造与配置的底线是不能突破人道主义基本原则，这就是所谓“义利之辨”。以人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不缺席，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最富正当性的社会主流价值。

虽然“汉承秦制”，法家式的皇权专制在经济领域很强势，但由于儒家思想已成社会主流价值，所以民生经济还是在道义上得到有力支持，这样的情形在历代王朝大抵如此。《盐铁论》是中国古代比较完整的一部反映专制王朝经济观念的重要文献，它记录了汉昭帝（前81年）时期一次重要的经济政策辩论。代表儒生的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国家垄断经济政策，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这个会议之后，作为妥协，官方暂时取消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

2．“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观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社会价值系统中，经济发展是理想人文社会演化的有机内涵，“人文化成”的实质就是人文价值共享经济利益共襄的和平发展模式。如前所述，先秦儒学的三位代表人物的理想国家治理都将人民的经济利益实现作为达至礼乐文明社会的题中之义，之所以社会最终形态是文治教化，是因为这些先哲人深知，缺乏价值共识的社会不可能是和平的社会，更不能称为美好的社会。中国历史的稳定连续，中华文明的蓬勃生机，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这一切美好都离不开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这样的内生价值能效。中国的历史从不缺少战争，正如我们的史书所罗列的；但切不可无原则地合理化甚或美化这种人类的灾难，或许有些战争有“破坏式创新”的客观作用，但和平与发展才是永恒的人类社会良性演进主题。但战争与对抗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宿命，如今世界，即便是血肉热战不那么频繁，但政治阵营对抗的冷战、文明冲突的仇恨却变得日益复杂多样深刻。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或结构性的社会群体性对抗也时有发生，后者比如族群间的鲜卑与汉人、信众间的儒释道，等等，但以大历史视角来看，由于共同的文字、相似的生活方式、基线的人文价值等文化因素，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实际上日益壮大且凝聚力认同力不断增强。如今西方社会由于利益阶层化、文化族群化、政治阵营化，社会撕裂日益严重。西方社会的这些社会问题的对立性观念症结，曾几何时随着西学东渐也在中国社会有所滋生，但鉴于中国强大的传统惯性，尤其是这些年不断增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理念正在给中国社会发展乃至全球共同体建设带来富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人文经济正能量。

 

回到孔子生活的战乱阴云密布的春秋战国之交，我们用人文经济学的思路来重新认知这位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圣人所祈望“人文化成”的和平盛世。文化这个现代世界最复杂的词汇，在中国文献体系中可以追溯的源头是孔子注解的《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上下文看，文化对应的是自然天文变化，是人的能动性彰显。文化在这里有从文到化的两层递进含义，第一层是“文明以止”的人文涵养，第二层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成进程。“文明以止”程颐训为“文明而止”，“止”是达到之意，人文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文明形态，在孔子的知识体系中，他所向往的文明形态是周公治下出现的礼乐和谐有序的社会形态，恢复礼乐文明也正是他所毕生追求的社会目标和学术愿景。文化是孔子以礼乐文明理想实现社会和平发展的天下大同治理愿景，“化成”就是他所说“庶富教”的人类共同体构建的有机扩展进程。孔子虽然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他所擘画的文明进程，但他的理想随着儒学的广泛流传深入人心而内化为中国社会普遍文化精神。这种和平发展的人文愿力“自我实现”，中华民族虽经历劫难，但始终能以和合消弭仇隙、以和平改善民生、以包容促进发展。中华民族日益发展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共同体，从不寻求绝对价值的同化，而是以人之为人的基线价值包容化合，以和气生财的人本理念实现和平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3．文化强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其内核就是“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文化建设的本体目标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现代文化普惠繁荣与创新发展，开放目标是以文化赋能整体社会经济的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文化强国的这种表述，尤其是考虑到“强”字可能带来的误解，在国际文化伦理层面上会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特别需要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人文经济学的价值视野来阐发文化强国的内涵及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文化发展主张是强调尊重各种文化的传统及其价值表达，不分先进落后，不论强与弱。中国提出的文化强国当然不是要在文化价值观意义上挑战这种国际共识，显然也不是要搞软实力对抗或世界霸权秩序塑造，而是有着深厚中国传统底蕴的自强不息内在价值追求，是具有深刻人文经济学内涵的美好生活愿景。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来看，能明白文化强国的渊源；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放在近一百多年的近代史来看，就会理解文化强国的民族诉求；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两个百年”的新征程来看，就能认识到文化强国的高质量发展意义。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首要任务是做好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好“两个结合”“两创”的文化当代化发展，坚守以人文本的发展精神，遵循“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观，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文化动能与人文价值，带动中国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与世界在开放包容中实现共荣共生，为全球人文经济繁荣做“中国模式”示范和“中国道路”探索。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本质上是从基于规模考核的经济增长为中心向注重品质提升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协同发展模式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现有的一些经济学专业观察和研究颇有启发性，比如许小年提出的“两个中国模式”的看法，特别强调相对于大政府强干预模式，分散多元的市场化改革发展对于中国经济重回繁荣更有价值。但是，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实并不是经济领域自身的变革问题，而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有机性调整和转型。况且，中国需要探索内生于自身人文传统与经济伦理的发展道路，只有如此，才能避免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才能走出古老文明人口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只有如此，才能为全球人类共同体发展建设作出中国贡献。合理认知和把握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和文化强国建设结合起来。文化强国建设其实内涵着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化赋能，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文化强国建设重要支撑也是其预期效用。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水乳交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特征和发展愿景，立足中国实践与自身文化传承的人文经济学的回归分析，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这种特征和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发展是基本事实，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发展特征及路径探讨的学术不适应也是基本事实，而对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分析，不仅涉及到是否能跳脱出欧洲中心主义并对于一种独特发展模式的合理认识，更关乎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和路径选择。目前来看，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实际和中国历史传统发展路径，以回归中国文化价值谱系的人文经济学做整体性的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分析，这里只是一次理论性的尝试，尚待更加细致深入的梳理和探索，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如何开辟现代人文经济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3/1001/121244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