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林 | 图像见证：敦煌与丝路多元文化交融

 

张元林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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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段话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提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文化体系，是因为这四个文化体系都“影响深远”。第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之处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是因为这里汇集了北方的草原文明、地中海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有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从欧洲探险家在罗布泊周边发现的大量文物遗迹也能看出，季羡林的表述是非常精辟的。

一、“华戎所交一都会”——丝绸之路上的敦煌

河西走廊长约1000公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敦煌得益于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并由此形成了一块绿洲。 

    （图1）

上图是位于甘肃肃北的草原湿地（图1）。从图上可以看到远处蓝天白云之下的皑皑雪山，近处是绿油油的牧场，这也展现了河西走廊的广袤。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在河西走廊大败匈奴，占据焉支山，于是就有了匈奴“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句民谣。由此可见，焉支山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重要地方。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月氏对付匈奴。张骞历经坎坷，其间被匈奴抓住并娶妻生子，但他最后仍不辱使命到达中亚的大宛、大月氏等地。因当时匈奴势力强大，张骞虽然没有达到出使目的，但他在十三年间对西域的山川风土和人情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向汉武帝汇报了情况，这也更进一步坚定了汉武帝打击匈奴、开拓西域的决心。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进一步增强了中原王朝和西域的联系，西域三十六国进入了中原王朝的视野，中西往来的官方通道被打通，因此张骞出使西域也被称为“凿空之旅”。

在敦煌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古代关隘，一个叫玉门关，一个叫阳关。这两个关隘是在西汉时期建立的。玉门关和阳关，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是丝绸之路敦煌段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是通西域和连欧亚的重要门户。玉门关附近有一段保存较为完好的汉代长城。汉朝为了抵御匈奴等西域民族的进攻，在边境大量修筑长城和烽燧。保留至今的汉长城是使用砂土、碎石和草料等层层压制而成的。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从汉朝的南北两道，发展到隋唐时期的南、中、北三道。一些相关的古书记载了丝绸之路，《汉书》写道：“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隋代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记载了西域三道，文中写道：“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文武百官等人经扁都口，抵达河西走廊张掖郡，在焉支山召开了万国博览会。

那么，“敦煌”一词由何而来？“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复命时提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东汉应劭在《汉书》中解释道“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辉煌之意。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写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范晔在《后汉书》中描述敦煌：“乃华戎所交一都会也”。位于河西走廊深处的敦煌，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枢纽，是文化荟萃的国际都会，这也为敦煌石窟的开凿打下了深厚的历史人文基础。敦煌的繁荣，也折射了丝绸之路上的繁盛景象。

 

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这一名称提出以后很快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考古发掘的进步，丝绸之路的含义越来越广，范围也越来越大。丝绸之路早在汉代以前就存在于中西之间，它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与中亚、南亚的交往，还包括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交往；贸易物品也不仅仅有丝绸，还有玉石、香料、植物，以及各种手工制品、美术品等。当然，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养蚕术，也是通过这条路传出去的。由此可见，敦煌是南来北往、东来西去的人员和货物交流的中转站。

    （图2）

这是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出土的西汉织锦（图2）。有研究学者表示，这件织锦的染料及图案设计都经过了复杂的工序。

    （图3）

这是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图3）。当时，波斯银币在丝绸之路沿线广泛流通，是一种“国际性”货币。

    （图4）

这是敦煌悬泉置遗址（图4）。悬泉置是汉帝国统一设立在丝绸之路上的国家驿置机关之一，担负传递信息、接待官员、迎送使者的重大任务。经过文物考古发掘，在悬泉置出土的写有字迹的汉简有两万余枚。

（图5）

这是《福田经变》局部图（图5）。图中画的是丝绸之路上的场景，有人从左边走过来，这些人正在过桥，桥上有两匹马，马背上驮着货物。在桥的另一侧，有一个西域的商人拉着一头骆驼，这头骆驼的背上放着很多货物。画师将胡汉商队相遇的瞬间捕捉下来了。

当然，我们从边塞诗里也能看到丝路贸易的一些情节。比如，张籍在《凉州词》中写道：“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句描绘出了贸易的繁盛景象。

 

（图6）

这是胡商遇盗图（图6），图中描绘了商人遭劫的情景。在深山峡谷中，一队头戴毡帽、身穿胡服、高鼻深目、满腮胡须的西域商人，遭到了手持长刀的人的拦路抢劫。这时有商人双手合十地念着观音名号，最终得以平安通过。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是东西方贸易中转站，也是多民族聚居地。当然，汉族人始终是敦煌居民的主体，此外还有一些传法僧，以及因各种原因滞留敦煌的使者等。因此在敦煌莫高窟中，供养人既有汉族的达官贵人，也有一般的贩夫走卒。

    （图7）

这是莫高窟第98窟的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供养像（图7）。作为西域王国的国王，李圣天却头戴冕旒，身穿兖服，衣服上绣着日月龙兽，完全是汉族帝王的服饰。也许这件衣服就是来自中原地区，也许是于阗国王依据汉族样式命人制作的。在很多可能性中可以看出一点：当时中原的礼仪文化影响到了西域，而且西域的贵族是以穿着汉族的贵族服饰为荣的。

 

（图8）

这是莫高窟第409窟的回鹘国王、回鹘王妃（图8）。

    （图9）

这是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武官供养像（图9）。

我们可以看到，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敦煌文化以汉传统文化为主体，同时也吸纳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精华。

 

二、“雪泥鸿爪”——敦煌壁画中的多元文化印迹

（一）多元的宗教文化

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占据着仅次于儒家文化的重要地位。同时，中国传统的道教，以及从西方传入的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化也曾长期存在。

1.佛教

 

（图10）

莫高窟第158窟开凿于中唐时期。在第158窟内的佛床上，卧着莫高窟最大也是堪称最完美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像（图10）。卧佛像长15米多，头向南，足向北，右胁而卧，面向东，1200多年来始终从容不迫、宁静坦然地面对着朝圣者。这也是敦煌彩塑艺术的代表之作。

    （图11）

这是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悬泉置发现的一枚汉简（图11），上面写道：“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简中“弟子”“浮屠”都是与佛教相关的文字，也就是说这个里坊中有“浮屠”——佛塔或佛寺。这枚简的时间当在东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这是目前所见河西地区最早的佛教遗迹，也和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国的大体时间是吻合的。

 

（图12）

这是莫高窟第257窟的鹿王本生图（图12），绘于北魏时期。九色鹿的故事在很多地方都有，敦煌莫高窟的九色鹿壁画称为九色鹿王本生。释迦牟尼前生是一只九色鹿王，在印度和龟兹石窟中，九色鹿多以跪拜国王的形象出现，而莫高窟的九色鹿则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站立在国王的面前，它的鹿角与国王的前额基本持平，体现了当时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与世俗王权有了平等对话的资格，而不像前期一样依附于世俗王权生存。画师将鹿王的慈悲、临危不惧、不惧权威的精神气节都表现了出来。

    （图13）

这是莫高窟第254窟北壁的尸毗王本生图（图13）。故事讲的是古代印度有一个国王名叫尸毗，他的国家土地肥沃，人民丰衣足食。尸毗王心向佛法，曾发誓要普救众生，经常行善做好事，特别乐于帮助、保护弱小的生命。一日，一只老鹰追着一只鸽子，鸽子无处躲藏，飞到尸毗王身旁请求保护。此时老鹰已追来，向尸毗王索要鸽子。尸毗王对鹰说，鸽子虽小，但它是一条生命，你不能做伤害生灵的事，将它吃掉。老鹰说，你如果不让我吃鸽子，我就会饿死，难道鸽子当救我不该救？尸毗王说，此言有理，我不能救一命害一命，凡是生命我都要救，我可以用其他食物给你充饥。老鹰说，我只吃新鲜血肉，其他一概不能下咽。于是，尸毗王让屠夫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给鹰吃。老鹰说，我需要吃与鸽子同样重量的肉。尸毗王令人拿来秤，一头放鸽子，一头放割下的肉，但他的腿肉、身肉已割尽，重量仍不及鸽子，于是他忍着剧痛坐进秤盘，重量恰与鸽子相等。此举震动大地，感动了天神。此时，老鹰现身称其是帝释天所化，并问尸毗王求的是什么。尸毗王说，我不图人间的荣华富贵，一心只求佛道。帝释天又问，你为鹰和鸽子受到了极大的痛苦，现在是否后悔？尸毗王说，我永不后悔，我的追求是真诚的，如果能如愿以偿，就让我的肌肉复原吧。话音刚落，尸毗王的身体就完好如初，没有一丝疼痛。这个尸毗王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在画中我们能看到，尸毗王两侧对称地画出了不同的人物，有的神态安详，合掌赞叹；有的表情激动，悲伤痛哭。再来看三个王妃，一个王妃紧抓尸毗王的右腿，表情痛苦，似在极力劝阻；中间的王妃扭过脸去，似乎不忍目睹割肉的惨状；第三个王妃双手支颌，双眼凝视着尸毗王，似乎被他的舍身之举所震动，又似乎对他的行为不解。这些画面与“割肉”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衬托出尸毗王决心牺牲自己以救鸽子命的勇气和决心。

2.道教

敦煌遗书保存六朝至宋这一时期的道教经籍几近百种，有400多件。

3.景教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派，属聂斯脱利派。在敦煌发现了数种景教古经和要典，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这也说明在唐代时敦煌当地就有汉人信奉景教。

    （图14）

这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景教人物画（图14），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仔细看这幅绢画会发现，人物的头冠中间是一个十字架，胸饰中间也是一个十字架，这应该是受了佛教影响的景教的一个圣像。

 

（图15）

在莫高窟北区B105窟还发现一件用青铜铸造的十字架（图15）。

    （图16）

这是叙利亚文文书（图16），在莫高窟北区出土。

4.祆教

祆教，俗称“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

    （图17）

在藏经洞中虽然没有发现拜火教的经典，但是发现了祆教二女神。这是在藏经洞中发现的祆教二女神（纸画）（图17）。

5.摩尼教

    （图18）

这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图18），它是用汉文所写，也就是说在唐代的敦煌已经有汉人信奉摩尼教了。

（二）多元的世俗文化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有大量表现佛经的内容。

 

（图19）

这幅图（图19）出自莫高窟第23窟。莫高窟第23窟建于盛唐时期，塑像经清代重修，壁画题材以《法华经》为主。《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法华经》采用了大量神话和譬喻故事。这幅画反映了农村的田园生活。画的顶端看起来有乌云，仿佛快要下雨，这里隐喻了众生都有佛性，佛法就和阳光雨露一样，普润万物。这幅画把深奥的佛理形象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在画的下端，有人在塔前跳舞，还有人坐在毡子上弹琴唱歌，旁边有小孩在堆沙子。这幅画非常写实地把世俗文化展现了出来。

《王梵志诗》写道：“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例有百余千，火下三五个。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这首诗描写了当时敦煌手工业的繁荣。

 

（图20）

莫高窟第468窟开凿于中唐，在其壁画中就有这幅珍贵的教学画面（图20）。从图中可以看到，院内助教正在对一名学郎进行体罚，他端坐在石凳上，右手执鞭高高扬起，画中两侧厢房内的学郎正在读书。这是非常生活化的场景。

    （图21）

这是莫高窟第33窟的婚礼图（图21），图中描绘了新人结婚的场景。可以看到，屋外搭了帐子，这也称为百子帐，寓意子嗣兴旺。父母客人在帐里面坐着，新郎、新娘行跪拜礼。其中，新娘穿着盛装站着，新郎在匍匐跪地，这是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

敦煌写本《下女夫词》采用新妇新郎相为问答的形式，它是北方胡族与汉族婚俗相结合的产物。《下女夫词》蕴藏着丰厚的敦煌民俗文化。

 

（图22）

这是敦煌藏经洞文书（图22）。文中大意是，夫妻两人结婚三年后有了怨恨，今已不和，于是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具名书之，并在文末写上祝愿，“更选重官双职之夫”，“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图23）

这是莫高窟第158窟的各国帝王举哀图（图23）。图中描绘的是释迦牟尼佛去世后，信徒们前来哀悼的场景。

（三）跨越洲际的旅程

 

（图24）

这是莫高窟第268窟西壁圆券龛下两侧的龛柱（图24），它是爱奥尼卷旋形的希腊式柱头。

    （图25）

这是莫高窟第254窟的白衣佛（图25），对其描绘采用了外来的晕染法，不仅人物面部、手足遵循印度绘画技巧，连身上的袈裟衣纹也染出了浓淡渐变。画师采用了层层叠染的方式，在袈裟的下摆绘制出明显的阶梯状纹样，很有层次感，能够看出这是受到了犍陀罗佛像衣纹的影响。

    （图26）

这幅画（图26）来自莫高窟第61窟。在莫高窟第61窟的甬道中绘有“黄道十二宫”，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十二星座”。

    （图27）

这是莫高窟第407窟的“三兔共耳”图（图27）。通过研究发现，“三兔共耳”图案最早是在敦煌出现的。

我们在谈到东西方文化交流时，不仅要关注张骞出使西域，还要关注一个人，他就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进攻波斯，开始了著名的亚历山大东征，历时十年最终建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东征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双方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其生活方式、风俗、语言和文字由此传入东方，同时西方也从东方汲取了不少文化养分，使得希腊与东方文化获得了交流和融合的机会。

    （图28）

这是米兰古城遗址出土的有翼天使壁画（图28）。

从上述这些图画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时期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

 

三、“变与不变”——从敦煌日神图像看丝路文化交融

人类对于日月的崇拜自古以来就有。同时，也因为对日月的崇拜，衍生出了对自然神的崇拜。敦煌石窟有一百多个洞窟绘有“日月神”形象的图像，这些图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中国传统的日轮、月轮；第二种是莲华座上的日神、月神；第三种是乘马车的日神和乘鹅车的月神。这三种图中，以第一种数量最多，第二种次之，第三种最少。

在中国古籍中，可以看到许多以鸟、兔、蟾蜍代表日神、月神的记载。

    （图29）

这是大汶口文化彩陶上的太阳与鸟图（图29），它表达了人们对太阳和鸟的崇拜。

    （图30）

这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帛画（图30）。

    （图31）

这是莫高窟第285窟的伏羲、女娲图（图31）。伏羲、女娲下身皆为龙形，长尾利爪；伏羲右手持炬，左手持墨斗；女娲双手持规，头束鬟髻，身着汉装，衣带飞扬。伏羲、女娲胸前均绘有圆轮，伏羲胸前圆轮中绘三足鸟，女娲胸前圆轮中绘蟾蜍，象征日、月，表现为日月之神。

在中国僧人所撰的《须弥四域经》中，伏羲、女娲摇身变成了阿弥陀佛的从属菩萨——宝应声和宝吉祥。该伪经说，在天地初开之时，没有日月星辰，人类生活在黑暗之中，于是阿弥陀佛便派遣他们二位前往第七梵天处取来七宝，创造日月星辰二十八宿，以照天下，并定春、夏、秋、冬四季。由此也能看出，在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人们很巧妙地将上古神话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了起来。

    （图32）

这是榆林窟第36窟的日光天子图和月光天子图（图32）。

    （图33）

这是莫高窟第285窟的乘马车的日神图（图33）。在日轮中，日神端坐在双轮马车上，双手合十。马车两头各有两匹马，相背奔驰。在第285窟中，还绘有在月轮中乘鹅车的月神。与此同时，窟顶也绘有中国传统的日神、月神，即伏羲、女娲的形象。

    （图34）

从图中（图34）可以看到，中间就是太阳神阿波罗，他驾的马车两边各有两匹马，中间两匹马是相对的，另外两匹马则相背。

    （图35）

这是铠甲上的太阳神胸饰（图35）。可以看到铠甲上的太阳神阿波罗的战车就是四匹马背靠背的。

敦煌壁画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今天可以追溯、拼合中古时代曾经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图画。作为黄河文化标识之一的日轮、月轮图像，从敦煌文化伊始就传入敦煌，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标识物，并在敦煌石窟日、月图像中占有绝对的地位。这些丰富的日轮、月轮图像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敦煌艺术中的日神图像与其他地区的同类图像之间的所谓“变与不变”的现象，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融汇所具有的渐进性、多向性和多层次性特质。这也是灿烂的敦煌艺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责任编辑：张一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3/1102/12129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