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与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

 

【摘要】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本文通过介绍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结合中国增长模式，探讨要怎样面向“双碳”目标，实现协同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当下的一个热点问题，其背后一定是有经济代价的。怎样平衡经济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一、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一）气候变化的原因与严峻趋势

尽管人类社会对全球变暖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全球气候变化确实是非常复杂而棘手的科学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挑战。相关数据表明，虽然近十万年来的全球气候波动总体态势是平稳的，但是近两千年来的全球气候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相关研究发现，如果只考虑自然因素，全球气候变化是不会如此显著的，恰恰是在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变得如此明显，特别是全球变暖。同时，从全球可持续发展评估结果来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难题，也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挑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是空前的，这也导致了地球系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演化。从全球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包括人口、GDP、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旅行在内的多方面数据，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这样一系列的人类活动与地球系统的各个变量都是高度相关的，如二氧化碳排放、生态系统破坏等方面的变量显著增加。所以，人类活动带给地球系统各个变量的快速变化，其直接结果就是让地球不堪重负，地球系统的运作正在脱离安全范围，如基因多样性、氮循环、磷循环等已进入高风险区，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进入不确定性区间。

然而，要找到一条平衡经济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可供的选择并不是很多。从整体上来看，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全球各种灾难性事件风险正在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显著增加。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平均水平，高温、强降水等一些极端事件相对增加，气候风险水平上升，沿海海温、海平面上升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青藏高原的冻土退化也是比较明显的。总体来说，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是负面的。对于升温明显的背后原因，科学家们也在不断探索，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加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要怎样干预气候变化、控制升温呢？显然，减排是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时间紧、任务重。面对这一情况，2016年，全球175个国家签署了《巴黎协定》，承诺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然而，按照现在的趋势，2℃的目标已经难以将影响控制在安全区间，1.5℃将是一个更加刚性的目标，但其减排要求显然也更高、时间也更紧。控制在2℃需要到2075年实现零排放，而控制在1.5℃就需要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二者差别很大。为了实现此目标，人类还要做很多事情。如果以1.5℃为更刚性的要求，当前全球只剩下8%的碳账户额度，而如果按照现在的排放速率，十年就会突破这一界限。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1950年-2000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量也占到全球的77%。依据2023年3月2日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22年二氧化碳排放报告》，2022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增长了1.0%，达到41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历史最高的水平。从绝对数字看，中国、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三大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和地区。形势越来越紧张，迫使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个个人都需要行动起来。自《巴黎协定》之后，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目标。

回顾历史，自1713年，德国人汉斯·卡尔·冯·卡洛维茨（Hans Carl von Carlowitz）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性”的概念，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系列关于环境问题的相关活动。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各国政府代表团及政府首脑、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的讨论当代环境问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重要报告，报告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当今世界环境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具体的和现实的行动建议。报告的指导思想是积极的，对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重要文件《21世纪议程》，是“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它是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联合国组织、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团体在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的综合的行动蓝图。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2000年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明确将“确保环境可持续性”写入其中。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17个全球发展目标”，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黎气候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安排。2021年11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圆满落幕，领导人们签署了《格拉斯哥气候公约》。该公约要求各国加紧努力，逐步减少有增无减的煤电。

当今，全球正在开展了一场碳达峰、碳中和的角逐。根据清华大学的环境学院与碳中和研究院联合腾讯SSV碳中和实验室在近期发布的《2023全球碳中和年度进展报告》显示，全球已有151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占据全球总量的92%，人口占全球的89%，碳排放占全球的88%。发达国家设置“气候中性”目标的比例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明确包括航空和消费侧碳排放等可能有责任争议排放范围的12个国家也基本是发达国家。虽然很多发达国家将碳中和目标年份设置在2050年及以前，但其达峰年份也较早，从达峰到中和的缓冲时间较长，往往在40年以上；而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设置的碳中和年份在2050年以后，但其达峰到中和缓冲时间较短，也反映了其减排难度与决心。

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就是我们的庄严承诺。

（二）怎样理解“双碳”目标

要理解碳中和、碳达峰，我们还需要对全球的碳循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为什么人为的碳排放会干扰碳循环。全球碳循环包括陆地系统和海洋系统，二者的通量是比较大的，也基本平衡。化石能源燃烧与土地利用的变化，二者规模并不大，但是难以被自然吸收，也就成为干扰碳循环平衡的主要原因。据研究估算，每年人为的碳排放量大约带来400亿吨的增量，其中一半能够被陆地和海洋吸收。对于另外一半的缺口，我们要做的就是减排和增汇，减排就是减少人为的排放，增汇就是增加陆地和海洋的额外吸收能力。

单一的减排视角就是碳达峰，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碳排放开始增加，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碳排放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但是，这样的碳达峰实际上意味着增量减少或增速变慢，其总量还是在增加的，实际上不一定能够填补上述的缺口。所以，我们只有同时推动减排和增汇，才能实现近零排放。碳中和指的则是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等一系列方式来抵消人为的碳排放缺口，以实现正负抵消，达到一种相对的零排放状态。碳中和等于人为的碳排放减去陆地、海洋吸收的，以及技术进步减少的、吸收的或封存的。人为的碳排放基本上就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如煤、天然气等，再加上土地利用的排放，如从农业用地变成其他用地，即从碳汇变成碳源。此外，海洋作为一个碳汇是全球公共资源，所以每个国家应当平等获取海洋碳汇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碳中和公式就包括了陆地碳汇、海洋碳汇以及碳封存、碳捕捉等技术进步。我们要实现碳中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源建设。在能源转型方面，我国近年来做得还是不错的。“十一五”以来，我国能源效率开始显著提升，从而实现了能源消费总量和效率的双控。在结构上，我国从过去的单一传统能源大国，发展为既是传统能源大国，又是新能源大国，而且新能源将会越来越重要。在产业发展方面，产业是能源转型的重中之重，同时居住和交通也是转型的重点。对此，我们致力于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步转型。

第二，增汇。我们要针对能源转型进行生态建设，增加陆地、海洋能够吸纳的碳排放量，这实际上不是土地类型的问题，而是生态管理的问题，经研究发现，亚马逊雨林就从碳汇变成了碳源，主要是森林景观格局的变化。但是，森林景观格局的变化又与人类的活动有关系，即大规模、破碎化的种植方式与全球贸易的流向密切相关，其背后实际上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

第三，技术进步。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关技术有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就是在确保发电等高耗能产业不中断的情况下减少向大气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这是重要的减排过渡技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中推荐对一系列的技术进行投资，包括土壤固碳、生物能和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直接空气捕获技术等，并重点指出保护天然碳捕获系统如农业、森林和湿地。目前，全球碳技术专利主要集中在太阳能、先进交通工具、建筑和工业节能、煤技术等方面，我国在一些新能源技术方面，如新能源汽车，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技术领跑，在其他一些方面也都存在着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对此，我们有信心能够比发达国家做得更好。

 

二、中国增长模式的碳成本

（一）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碳成本

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国家之一，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虽然有人说我们的城镇化减速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化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的特点，就是依赖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的支撑。

在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碳排放也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国际市场需要大量的我国产品，我国的出口可以说是指数级增长，经济增长被快速拉动的同时伴随着高排放。其中，以煤炭能源为基础支撑的工业化进程，势必伴随着高排放的压力。

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碳排放？我们可以通过学术上的KAYA模型分解碳排放，厘清其与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通过分解，我们发现，经济规模的高速增长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其中，在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中，高耗能产业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如生产基础设施所需的钢筋、水泥等。这些行业支撑了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但也形成了最主要的碳成本，因此，这些产业也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工业化碳成本下降的关键在于新能源，我国新能源成本的下降速度还是较快的，2010年以来，太阳能光伏发电、风能和电池存储的成本显著下降。如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趋势得以继续，根据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模型预测，2030年，中国62%的电力来自非化石能源，在这种情景下，电力成本将降低11％，从目前73.52美元/ MWh降低到65.08美元/ MWh。电力部门排放量将比2015年减少22％，如果将碳总量降低50％，中国可以将2015年电力部门排放量削减一半。届时，我国将形成一个比较干净、比较有效率、成本比较低的发展模式。

（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成本

在全球碳排放进程中，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全球城市地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比例为75%左右，我国城市地区占比为80%左右。城市内部有很多碳排放源，如商业、工业设施以及住房等，都会排放很多二氧化碳。同时，城市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上游有各种物质、人员、电力输入，需要耗能；下游如垃圾处理、废水处理、货物运输等，也需要耗能。总而言之，城市是一个巨系统，其中耗能的单元有很多，所以很多专家认为城市应该是实现碳中和的最重要的地方。

城市要怎么为碳中和作贡献？是否城市越大，其碳成本就越高？对此，我们展开了低碳城市试点，以研究低碳试点城市的规模对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我们发现，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在下降的。也就是说，大城市的碳效率相对更高。这些试点城市的规模与人均碳排放的强度关系也表明，大城市的人均排放是最低的，其碳效率比很多中小城市都要高。究其原因，应该是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提高了碳效率。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城市群建设能够在减碳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一是结构整体优化，主要是市场规模效应，要素资源和商品得到充分自由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创新能力提升，主要是企业创新研发，推进低碳技术应用，产生持续且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三是区域协同治理，主要是密切城市间关系，强化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带动区域间生态环保协作。尽管不同城市群的绝对排放量存在明显差异，但都表现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阶段性特征。简言之，城市群加强了碳排放治理能力，提高了经济效率，延展了规模经济的可能性，促使碳成本下降。

目前，由于技术进步的原因，我们各行各业的化石能源排放强度显著减少。但是，根据碳达峰年限进行推断，提前达峰虽然有利于控制排放总量，但其经济代价也不小。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提前达峰、选择什么时候达峰，本质上是一个平衡发展的战略问题。此外，空间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每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都不同，各自碳达峰的时间也就各有差异，所以我们也不能“一刀切”，目的只要是最终实现全国碳达峰就可以了。

 

（三）从环境影响评估到社会成本评估

关于减排，我们过去只考虑环境影响，而现在则需要考虑整个社会的成本。减排需要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经济代价或其他环境代价，正是我们决策的基础。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计算这一成本？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计算由于碳排放，我们损失了多少；二是通过减排，我们能够节省多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决定了我们的减排目标。同时，社会成本显然要比经济成本重要，社会成本包括社会稳定、就业、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内容，但其计算实际上是有难度的。相关研究发现，中、美、印等碳排放大国都面临着比较高的碳减排社会成本，而以往减少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可能被严重低估了。所以，我们要推动实现碳中和，就必须在决策时坚持减排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平衡。

三、面向“双碳”的协同发展

要怎样面向“双碳”目标，实现协同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污染物协同。减污和降碳是可以协同增效的。我国的大气污染，实际上与二氧化碳排放是同根同源的，都来自能源消费、工业生产、居民生活、交通运输等方面，所以具备协同治理的巨大潜力。从中长期来看，我们需要科学研判不同历史时期减污降碳的主要驱动力，系统谋划协同减排路径。从区域来看，大气污染严重的地区通常也是碳排放量比较大的区域。从行业来看，重化工业、交通运输、民用航空等都是大气污染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需要作为协同治理的重点予以关注。

第二，生态要素协同。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是一个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国土空间既是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场所，同时也是碳源和碳汇的重要载体。一些较高碳汇潜力的生态系统类型，如森林、湿地等，向城镇和农地转化，则是碳汇向碳源逆转的重要因素。对此，我们应该以碳承载力为基础，聚焦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用地开发规模，对土地利用转变进行严格的管控，探索土地利用碳排放标准的制定。

在生产要素协同方面，我们要规避一些误区的影响：一是自然生态空间越大越好；二是需要恢复到原生自然环境和原始生态系统状态；三是追求齐全的生态系统类型和不符合实际的生态指标；四是只讲保护和修复，不提开发利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三，地区协同。实现“双碳”目标迫切需要地区之间的协同，尤其是优势地区和后进地区的协同，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优势地区发展附加值高的高技术行业，而后进地区在上游供应资源，这样可能会透支生态环境；二是能源供应和需求存在逆向分布，长距离的运输实际上也在增加成本和排放压力；三是实现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也是一个重要议题，每个地区如果能够实现适度的自给自足，也有利于增加区域的韧性，即抵抗外部压力的能力。

第四，系统协同。系统协同主要指的是城市和社区，即建设一个包括城市土地、就业、居住、交通、建筑在内的多体系联动的低碳空间。其中，高密度城市减碳和增汇的主要路径是改善土地利用，如提倡短距离出行以提高空间利用管理效率、减少高碳交通模式、在建筑布局上营造减少能耗的微环境、在市政方面推广清洁高效的基础设施、在城市里增加生物多样性进行吸碳和降温等。例如，低碳社区应该含有太阳能发电、共享充电站、功能复合住宅、可再生路灯、绿色建筑等一系列元素，形成较少排放、较低能耗的趋势，甚至在社区内达成零排放、实现碳中和。

第五，市场协同。除了减排和增汇，我们实际上还有进行碳交易这一路径。例如，企业A有超额排放需求，而企业B的排放额度用不完，那么二者之间就可以产生碳交易，以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组合。

碳交易在全球的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尤其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后。我国是从2013年、2014年开始试点，直到2021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碳交易的基础就是一方有配额，但实际排放没有那么多。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自愿减排的项目，各个企业都将多余的配额出售给这一项目，有需求的企业可以去购买其中的配额，完成碳交易。所以，碳交易市场建设也要协同发展，具体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发挥碳抵消作用的自愿减排市场；二是发挥碳控排作用的碳配额总量控制与交易市场；三是发挥碳服务作用的围绕碳交易的所有第三方服务。在自愿减排市场中，自愿减排企业需要开发可再生能源或节能减排项目，经过政府的审定、备案、实施与监测、减排量核证、减排量备案的流程，最终获得核证的自愿减排量，从而进行交易。在碳配额总量控制与交易市场中，控排企业需要按时履约、交易碳资产、减少碳排放，主要是电力、钢铁、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金属、造纸、民用航空等高排放企业。围绕碳交易的第三方服务，主要是指政府或企业提供的包括碳核查、碳资产管理、绿色认证、碳金融、平台或软件建设等在内的服务。这些服务将带来很多新的工作岗位，我们也要在教育方面注重培养相关的人才。

总而言之，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地球边界安全范围内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3/1123/121485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