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摘要】 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的关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今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为我国质量工作的中长期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对准确认识和把握质量强国，坚定不移推进质量强国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我国建设质量强国的意义内涵、重点方向以及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论述探讨。

一、我国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意义

（一）我国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

1.质量强国建设的发展阶段与内在条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质量强国建设工作。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就提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提出“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第五部分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署“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时，要求“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这也是“质量强国”的表述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文本之中。

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建设质量强国，在报告的第四部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部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质量强国，这是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质量强国之后，党代会报告中又一次提出建设质量强国。2023年两会期间，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

从“质量强国”作为发展方向和目标要求被连续写入两届党代会报告中，足见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更需要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建设质量强国”的时代意义。

2.发达国家经验的比较借鉴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及产业转型的节点时期，都曾将质量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而后发国家的实践更为典型，如德国和日本。20世纪50年代，德国实施“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国策，制造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用质量去竞争”逐步成为大多数德国企业的自下而上主动转型的方向，很快“德国制造”便成为全球工业品品质和信誉的代名词。在德国，对于技术、效率、品质近乎苛刻的追求，早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德国制造”的灵魂。

20世纪60年代，战后日本的产品质量问题曾非常严重，“东洋货”一度成为劣质品的代名词。为提升日本制造的国际形象，塑造面向全球市场的产品竞争力，日本政府主导实施了“质量救国”战略，在全国范围推广全面质量管理。为此，日本科学技术联盟设立质量管理研究小组，创立了质量管理月等质量改善制度。在政府和行业协会共同推动下，日本企业相继实施了持续改善效率和质量的经营管理哲学和具体做法，促使日本产品的总体质量水平显著提高。“质量救国”战略为日本1960至197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并最终推动日本工业竞争力超过美欧，彻底扭转了日本制造的国际形象。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遭受日本质量高、价格低的工业产品的严重冲击。为此，美国政府提出，若想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获得质量领域的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经济上的成功取决于质量。1982年，美国在全国开展强化质量意识运动。1987年，里根总统签署《质量振兴法案》，批准设立国家质量奖。通过一系列质量促进政策，美国在汽车、半导体等多个产业领域重夺世界第一宝座，再次确立了全球霸主地位。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以提升产品质量、强化质量管理为抓手，实现产业转型，提升国家形象，推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普遍做法，并取得了成功经验。

3.国际格局的影响

（1）国际格局嬗变给我国建设质量强国带来了紧迫性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引发质量理念、机制和实践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重中之重，世界发达国家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重视程度在已有基础上持续提高，并不断寻求改进的有效途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核心技术角度看，迄今为止，整体而言，全球制造业的核心价值链环节和关键核心技术始终被发达国家控制，制造业技术领域的“核心—边缘”格局始终存在，由此引发的高端产业发展以及工业体系的差距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长期存在，而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上，还直接反映在产品和服务质量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产品、工程、服务质量总体水平均大幅提升，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质量水平提高的步伐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产业规模和进出口贸易增长的速度，整体技术、质量水平、品牌建设、质量标准体系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若不对此加以重视，增强紧迫感，而仅满足于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数量，忽视发展质量和效益，我国将难以参与未来以质量为核心要素的标准、人才、技术、市场、资源的国际竞争。

（2）全球实体经济领域竞争加剧，对建设质量强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世纪疫情大流行以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重大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世界各国产业链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目前这些影响仍存在甚至深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高度重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脆弱性，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实行“内顾”政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缩短趋势显著，自由市场主导下的全球分工动力机制减弱，产业链短链化、区域化特征显现。

2021年，拜登政府发布的“供应链弹性报告”强调，将效率和低成本置于安全、可持续性和弹性之上的指导方针已不适用，美国应当转向“一种新的生产指导方针”，即重视安全和弹性而不是效率，重视高薪劳动力而非低薪劳动力，重视环境保护而非自然资源开发，重视国内供应链而非全球供应链。在此基础上，发达经济体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和方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因产业升级减退和弱化，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东南亚重新集聚，我国在国际经贸大循环中连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枢纽地位有所动摇。

（3）中美大国竞争升级倒逼我国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持续推进“再工业化”进程，加强对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引领。其中，美国近几年密集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本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规划，均将寻找新的科技创新战略支撑点，重振实体经济，维护提升先进制造业竞争力作为产业政策重点，并积极引导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和投资留在本国。同时，这些代表了美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经济主张的政策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挑战和最大竞争对手，且这种共识在短期内不会因美国政府更迭和政党轮替而发生转折性变化。在拜登政府的话语体系里，来自中国的挑战突出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科技创新竞争，二是基础设施投资竞争，三是制造业竞争。这三个领域正是我国转入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

 

（4）以质量强国建设提升产业链韧性和自主安全水平

当下，国际上两种趋势、两种力量进入全面较量的关键阶段，中美从合作与竞争逐步走向战略僵持阶段，两国将在经济发展、政府能力、全球治理以及科技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博弈。这些新情况为我国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既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动摇，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同时也启示我们——只有选择质量强国建设这一条路，我国才能获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在国际竞争的大风大浪中“独善其身”。

面对中美之间存在的“脱钩”可能，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逆风，建设质量强国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将有力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打造自主、韧性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

4.我国已具备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客观条件

从1996年《质量振兴纲要》实施以来，我们已经连续发布了三版相关纲要，分别面临不同的实施背景，提出了有所差别的主要目标。

一是1996年的《质量振兴纲要》。其实施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企业依靠技术进步，改善技术装备水平，加强管理，推行科学管理方法，为提高质量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建设以及质量宣传教育，使全民质量意识和职工素质有了较大提高。质量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质量工作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促使企业提高质量的外部环境正在逐步形成。但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总体水平还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经过5至15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主要产业的整体素质和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使我国的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跃上一个新台阶。

二是2011年的《质量发展纲要》。其实施背景是：全民质量意识不断提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环境逐步改善，我国主要产业整体素质和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明显提升，原材料、基础元器件、重大装备、消费类及高新技术类产品的质量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一批国家重大工程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商贸、旅游、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服务质量明显改善，覆盖第一二三产业及社会事业领域的标准体系初步形成。但质量发展的基础还很薄弱，质量水平的提高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数量，忽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现象依然存在。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建设质量强国取得明显成效，质量基础进一步夯实，质量总体水平显著提升，质量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形成一批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形成一批品牌形象突出、服务平台完备、质量水平一流的现代企业和产业集群，基本建成食品质量安全和重点产品质量检测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质量基础。

三是2023年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其实施背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质量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质量强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效。全民质量意识显著提高，质量管理和品牌发展能力明显增强，产品、工程、服务质量总体水平稳步提升，质量安全更有保障，一批重大技术装备、重大工程、重要消费品、新兴领域高技术产品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商贸、旅游、金融、物流等服务质量明显改善；产业和区域质量竞争力持续提升，质量基础设施效能逐步彰显，质量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加突出，人民群众质量获得感显著增强。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质量整体水平进一步全面提高，中国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人民群众质量获得感、满意度明显增强，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质量强国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到2035年，质量强国建设基础更加牢固，先进质量文化蔚然成风，质量和品牌综合实力达到更高水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近30年来，我国的质量发展已经有了明显进步，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客观条件更加扎实。

（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质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24个部门，共同完成了《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的编制工作。

202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作为指导我国质量工作中长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掀开了新时代建设质量强国的新篇章，对我国质量事业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党中央将建设质量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加以实施，是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着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现实意义。

1.质量强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从供给侧看，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要素成本显著上升，低成本优势弱化，旧有发展动能不断衰减。从需求侧来看，相较显著扩张的供给能力，社会总需求长期疲软，内生动力还不够强。实际上，需求不足是表象，供需错配是实质，高质量供给能力的不足是抑制消费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原因。

质量既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支撑和抓手，也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薄弱环节和短板。质量强国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质量发展，通过提升产品、服务和工程质量，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

目前，我国社会消费正在发生一系列新变化，个性化、多样化、差异性等成为新潮流，这对产品质量提出全新要求。推进质量强国战略，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有利于我国产品质量适应分众化、个体化消费的变化，提升产品的品质和档次，在设计上适应、功能上拓展、性能上提升、水平上提高，从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需要。在供给和消费两端，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既给产品设计和质量管理提供了新理念新计划新模式，又给企业成本管理和质量检测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压力。

2.质量强国是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协同

质量是创新的基础和保障，创新促进质量提升。质量强国建设服务于创新驱动战略，具有规范和保障的作用。质量是现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为制造业生产提供技术手段，而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实验设计、创新成果的实践检验乃至新生产技术的定型，都需要标准、计量、检测等技术手段参与，这依赖于高精度的质量基础设施。可见，质量强国是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方面。

创新处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要通过创新助力质量提升，通过创新提升产品服务质量、产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质量创新也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普遍路径。质量强国战略是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协同，创新驱动战略则是建设质量强国的不竭动力。

3.质量强国是提升商业诚信、增进社会和谐、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有效手段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往，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短缺，是产品“有没有”的问题，也就是数量不足问题。现在，伴随着我国消费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消费结构也在发生深刻转变，发展型消费需求迅速增长。人们不再满足低端产品，越来越对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高质量生活充满期待，因此如今普遍面临的是产品“好不好”的问题。

应该看到，当前我国产品普遍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质量基础比较薄弱，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尚不完善，质量安全事件屡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产品假冒伪劣、工程质量事故、服务效能低下等质量问题突出，产品质量整体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这些缺陷严重破坏了商业诚信环境，也影响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质量强国战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要求和根本方向。质量强国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推动供给和监管质量水平提升，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使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向强转变的重要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二、质量强国的内涵及重点方向

（一）质量强国的概念及内涵

1.微观层面对质量概念的理解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质量理念也在不断演变。从词义上看，质量在物理学中是指物体所具有的一种物理属性，是物质的量度。

一般意义上的质量多指微观层面的产品、服务和工程质量，其含义包括符合性、适用性及满意性。符合性从生产标准角度理解，意味着产品、服务和工程与设计标准的一致性，合格的产品、服务和工程具有质量可靠性；适用性是从顾客使用角度理解，指产品、服务和工程能够满足一般性需求；满意性从综合绩效角度理解，即质量还能够提供品牌等满意程度。质量还具有战略性，蕴含着产品、服务及工程的影响力。

2.宏观层面对质量内涵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观丰富了质量的内涵。产品、服务和工程质量是微观层面的质量，而高质量发展则体现在宏观经济、产业发展、企业和产品等不同层面。如果说产品质量是指产品的固有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那么宏观质量或经济发展质量则主要强调经济发展的外部性。

一般而言，宏观质量的具体评价指标包括规模、效益、生态、就业、公平等不同的侧面。就内涵而言，高质量发展至少包括了要素投入、发展效益、成果共享三部分内容。因此，高质量发展要求重新定义质量的内涵及边界，明确研究对象是“发展质量”而非“产品质量”，是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而非单纯的制造、服务业质量。

3.质量提升与强国建设之间的关系

质量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标志和重要推动力。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对经济的贡献逐步递减，而科技、知识、管理等创新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传统生产要素和创新生产要素组合最终都要体现在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上。因此，产品、服务、公共治理质量达到世界级水平是中国成为强国的标志之一，质量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标志。

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相对于创新要素，质量是更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要素。即便一个企业并未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其依然可以通过较高的质量生产水平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增加有效供给，更好满足市场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从而对接需求和供给，释放消费需求潜力，推动经济发展。可见，质量提升是强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且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

建成现代化强国是质量提升和发展的主要目的。强国是一个复合概念，不仅包含经济规模不断提高，也包括经济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率改善，还涵盖生态环境宜居、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获得感提高等等，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复合概念。

质量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发展和福祉的增加，一方面是以民众需求为导向，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产品服务质量提升等方式，不断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实现经济增长成本最小和产出效率最高，这与强国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对应性和一致性。

4.质量强国的内涵

宏观层面上，质量强国主要指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提升，包括增长的稳定性、发展的均衡性、环境的协调性、社会的公平性等维度。

中观层面上，质量强国主要指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质量提升，具体包括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质量效益特征凸显，质量竞争型产业集群形成规模，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更加合理等。

微观层面上，质量强国主要指企业经营质量的提升，主要包括先进质量管理理念与方法的培育，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的有效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创新能力、品牌影响力的增强，以及由此而来的个性化、多样化中高端产品供给大幅增加、高附加值和优质服务比重提高等。

（二）质量强国涵盖的主要领域

质量强国主要涵盖以下三个领域：一是在经济发展领域，质量强国战略旨在增强经济内生发展动力，提高经济发展整体质量和效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驱动和质量型经济发展；二是在社会进步领域，质量强国战略旨在提升社会发展质量，强化民众质量观念和意识，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民众消费需要，进而提升民众受教育、就业、生活居住环境与出行方面的质量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满意度；三是在政府治理领域，质量强国战略旨在推进制度建设，改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体包括完善市场机制，培育和促进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加强相关立法，推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推进政府转型等。

（三）质量强国建设的主要支撑

质量强国建设有三个主要支撑：一是质量技术基础是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的前提；二是产品质量管理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也是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的具体路径和表现；三是质量监管是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的必要手段，主要任务在于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等质量主体监管作用，以加快质量法治建设、完善质量激励考核机制、建立健全质量诚信体系和质量安全风险管理体系。

（四）质量强国建设的重点方向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确了八个方面重点任务，是质量强国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需要全面准确把握，统筹推进落实：一是推动经济质量效益型发展；二是增强产业质量竞争力；三是加快产品质量提档升级；四是提升建设工程品质；五是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六是增强企业质量和品牌发展能力；七是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八是推进质量治理现代化。

三、我国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存在的问题

（一）问题与障碍

第一，要素供给质量不高。一是劳动供给质量低。面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传统劳动力供应还难以适应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素质要求，高等及职业教育课程设计、专业门类与企业需求匹配度较低，供给与需求出现错配。二是装备、技术供给质量低。技术装备的自动化程度还难以与智能制造发展态势形成匹配，急需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全球产业链的关键制高点掌控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数字经济虽然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但是底层技术和基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三是品牌供给质量低。多数企业品牌形象不够突出，缺乏高品质和个性化的产品，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数量不够多，在规模、效益、质量等方面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具有一定的差距。

第二，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待完善。目前，我国质量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质量标准体系结构不够合理。一是质量基础设施硬件和技术能力不足，成为部分民营企业质量提升的瓶颈，导致质量效益不高，长期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甚至还存在质量隐患。二是我国质量检验检测服务支撑力不够，质量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认证认可有效性不足，不少核心技术存在空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特别在国际标准制定与认证认可领域，难以掌握标准的话语权，仍然处于相对被动的状况。三是质量基础设施的体制机制有待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市场作用还未充分发挥，难以适应质量发展需要。尤其在以政府主导型的标准化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与行业、企业质量技术体系协调机制不够健全。

第三，质量治理体系建设滞后。一是质量立法滞后于经济发展，尤其对新兴数字、平台经济和传统经济缺乏统一协调性。执法手段单一化、简单化，惩罚性制度震慑力度不足，难以对弱势消费者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二是质量文化建设落后于产业发展，质量意识不够深入人心，缺乏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方位宣传和引导。三是质量管理的数据化面临挑战，包括数据完整性的挑战、数据质量的挑战、数据隐私的挑战。四是质量监管体系有待健全。当前市场监管以行政监管为主，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度不足，质量安全风险管理不到位，事后监管模式盛行。此外，监管部门间信息壁垒、职责边界不清等问题仍然存在，造成监管资源分散，甚至出现监管缺位、相互推诿等现象。

第四，结构障碍与成本压力并存。一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具有典型的后发性和压缩式特征，导致我国经济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在这一现实国情和发展路径下，粗放式发展理念叠加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结构及文化传统，我国工业品和服务业市场的多元化程度高，需求差异大，质量诉求分化加剧。二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要素成本攀升，加之外部环境严峻，企业经济环境不稳，提升技术工艺水平的投入压力增大。三是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提速，但对于微观主体而言，这两条转型方向及其技术路线同样面临“难”和“贵”并存的问题，在战略时机选择和决策效率等方面，不少企业需要重新调整和部署。四是长期以来，我国工程师培养中质量导向不够突出，各类质量管理人才培养滞后。

（二）中国“专精特新”与德国“隐形冠军”的比较

面对上述问题与障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我国“专精特新”与德国“隐形冠军”来看看我国质量强国建设与质量管理究竟面临着哪些具体方面的问题。

1.总体情况

我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特征的中小企业。德国的“隐形冠军”则是指优质企业，是金字塔的顶端。这一概念由德国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提出，即专注于某一行业领域做精做强，建立独具特色的品牌，做细分市场的领导者，最终成长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质企业。按照西蒙的评定标准，截至2019年，全球“隐形冠军”企业共计2734家，德国以1307家位居榜首，占总数的47.8%；美国、日本分别有366家、220家；中国有92家，位居第四位。

2.提升创新能力方面

德国政府是通过设立创新基金与创新计划、推动产学研合作等政策助力中小企业创新的，其中就包括通过创新基金和创新计划解决中小企业自有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

3.质量品牌建设方面

德国通过推行严格的质量标准管理制度塑造“德国制造”品牌形象，助力中小企业质量提升。1917年，德国设立标准化协会，开创了第三方产品认证制度，对合格的产品颁发质量认证证书。德国至今大约已有30万个行业协会和联合会组织对制造业进行指导、监督，每年发布上千个行业标准，约90%的标准可以被欧洲及世界各国采用。

我国对中小企业质量品牌的引导和培育较为薄弱，在《“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中首次将“中小企业质量品牌提升工程”列为重点工程，开始更加重视中小企业品牌质量提升。在过往的质量品牌政策中，政策对象更多是面向所有行业、搞“一刀切”，针对性和适用性都很弱。此外，我国行业协会和联合会的作用有限，无法及时制定行业或团体标准以规范中小企业产品质量，对企业品牌建设的指导不够充分。

4.产业生态打造方面

德国强调产业集群对中小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德国政府并不直接挑选产业集群资助对象，而是通过竞争的方式使具有成长性的或已崭露头角的集群脱颖而出。这些集群以具体项目为导向，设定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各个参与者依据自身优势在产业链条上发挥作用。这使得公司可以与供应商、消费者、大学、研究中心、职业学校，甚至是竞争对手一起工作，共同推进品牌质量建设。

我国目前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部分集群规模偏小，对整个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够。产业集群内外部协作不顺畅，部分产业集群链条较短，只形成了形式上的空间集聚，相互间深度的协作配套合作有限，影响了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建立起长期的利益合作机制。

5.融资担保支持方面

德国通过建立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担保、创新金融服务机制等政策，完善“隐形冠军”金融支持体系。

当前，我国还要继续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体系。其中，在间接融资方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往往难以提供大额贷款所需要的担保物或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中长期信贷支持。

6.人才培养方面

德国建立了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完善了两个体系之间的衔接。其独特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了德国技术工人的素质水平，即将课堂教学和企业实践密切结合，以企业需求为直接导向。85%参加“双元制”学习的学生在毕业后会进入中小企业，为“隐形冠军”获取技术人才提供了重要保障。

尽管我国人社部联合其他部门已出台《关于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 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但其中一些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完善提升。

 

四、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建议

（一）坚持要素质量提升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

第一，要努力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推动数字技术在产品、服务、工程领域的广泛应用，并不断提升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质量和产出效益。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供给质量，为数据交易市场打好质量技术基础，充分激发数据的价值创造能力。

第二，要加大中小企业研发创新项目支持。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中，单列一定预算资助“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研发活动，引导企业持续加快研发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企业给予更为有力的支持。

第三，要创新中小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支持按行业组建专门的产学研合作机构，推动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向中小企业开放创新资源，广泛吸纳中小企业参与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高端和前瞻技术研发，提升创新能力；针对企业产业链融入不够等问题，鼓励大型企业和“链主”企业开放资源要素，推动重大科研基地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

第四，要鼓励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推动质量强省、质量强市、质量强业向纵深发展。

（二）优化人才培育引进机制，夯实人才智力基础

第一，要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持续对研发和高端人才进行投入，密切结合产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培养高素质的知识型员工和产业工人，实施全员质量提升工程，全面提升决策者、管理人员、产业工人的质量素养。

第二，要以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导向，改革高校课程体系，增添技术商业化、技术全球化和技术管理等新课程，提高复合型人才比例，鼓励中小企业和高校建立联合人才培养基地，定向吸纳毕业生补充急需岗位。

第三，要完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校企联合制度，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工作，完善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

第四，要优化高层次人才引进和认定通道，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层次人才建设纳入国家和地方人才计划，并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落户、子女入学、就医和购房等方面提供支持。

（三）加快高质量品牌培育步伐，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一，要培育先进质量企业，转换过往以规模换成本、以成本换价格的竞争模式，树立以质量、品牌、创新为先的发展理念。推动企业实施品牌战略，聚焦主业，不断强化、差异化竞争优势，塑造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品牌。

第二，要鼓励大企业采用数字技术创新和重构商业模式，从提高产品质量、品牌营销、生产运营能力等方面实施质量创新，塑造一批高端品牌，促进中国企业从大到强。

第三，要引导中小企业健全内部管理机制，以规范化、系统化的规章制度来提升企业效益，对标龙头企业的管理体系，推广先进的管理理念、系统和方法，逐步建立起精细、全面的管理制度，提高产品性能、稳定性和质量一致性，着力打造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第四，要不断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引领产品、服务、工程质量从合意走向卓越，树立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中国建造的国家形象，建立市场和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服务、工程的品牌认知和信心。

（四）完善质量法律法规和现代化监管体系

第一，要完善政府规制。通过完善产品质量激励机制、产品质量约束机制，我们的政府要建立起一个更加透明、更加具象的质量管理规制。

第二，要加强质量法治建设。要完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落实企业责任。各国对产品责任的调整方式通常是以民法的一般规定为基础，制定专门的产品责任法。我国的产品责任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条文中。法律实践中，产品责任制度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规定中予以细化。重新研究“质量缺陷”的定义，改变当前以标准的符合性为主、以危险的合理性为辅的判定方式。把以危险的合理性作为判定缺陷的基本依据，减少缺陷判定中的矛盾和不一致。在“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多方主体、多重利益的框架下，重新研究确定生产者、销售者归责原则，明确销售者的过错责任原则，完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加重赔偿责任，加大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第三，要完善质量监管机制。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建立综合监管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有效统筹执法资源，构建政府统筹主导，企业、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市场监管新模式。

第四，要建设质量诚信体系，推进质量信用信息社会公示制度。对于共享经济、知识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打造政府监管、平台自律、行业自治、社会监督的协同共治模式。积极有效整合政府和市场信息资源，建立以消费者信息反馈为源头的质量、信用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创新并规范终端消费者质量评价和信息反馈体系。以此动态实时调整市场监管制度和手段，助力新业态有序创新发展，实现质量全民共治、全民共享。

（五）高度重视教育质量和质量文化建设

第一，要重视全民素质教育。以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提升人口及人才质量。尤其是加强新时代工匠人才的培育，完善技工等级晋升制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政策，建立学历、技能证书互认制度，加大对工匠人才的权益保障。提供类型丰富的技能大赛平台，使各行各业的人才得以充分涌现，且不吝给予相应的荣誉，让尊重技能人才、产业人才成为社会共识。

第二，要加强全民质量教育，积极开展质量舆论宣传。企业要牢固树立“质量是企业生命”的理念，实施以质取胜的经营战略，将诚实守信、持续改进、创新发展、追求卓越的质量精神转化为广大企业及员工的行为准则，自觉抵制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第三，要坚持从“我”做起，培育自觉的质量意识，转化为自觉的质量行动，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社会全员参与和实践，通力合作，形成浓厚的社会质量氛围。

第四，质量文化建设要具有国际视野和胸怀，积极地借鉴与吸收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质量文化上的经验，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建立开放包容的质量文化建设体系，保持质量文化的生命力。

（六）加强质量技术基础国际、国内交流合作

第一，要“引进来”。积极引进国外质量技术基础领域的人才智力，引入国际先进的质量技术基础设施与管理模式，及时跟踪全球质量技术基础发展前沿动态，学习借鉴国外最新的质量技术方法与经验，提高中国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与国际先进的一致性程度。

第二，要“走出去”。建立科学权威的质量与品牌评价体系，鼓励国内外高信誉认证机构开展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中国工程的认证工作，推进质量认证国际标准互认，进而推动中国国家质量技术基础的国际推广。发挥中国智力人才在计量、标准化、合格评定等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领导与技术职务的作用，扩大在重要竞争领域内中国标准的影响力和国际标准制定主导权。

第三，要“促共享”。促进一体化改革。消除各要素部门间的壁垒，减少审批程序，推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健全各项保障机制。健全监督机制，完善质量考核指标，加大仪器设备的研发投入，建立公共服务技术体系。加快国家质检中心、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国家检测重点实验室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构建“互联网+质量服务”模式。加快培育产业计量测验、标准化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品牌创建等新兴质量服务业态。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3/1201/121715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