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峰宇：“第二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臧峰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点此查看完整报告

点此查看视频专辑

点此浏览课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巩固的文化主体性，体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方法，体现了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高度自觉，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史，掌握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整体观照，又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宏阔视野，还有方法论意义上的部署要求，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在规定性，我们才能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逻辑，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置于赓续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思考，置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潮流中去理解，从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的角度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价值，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坚定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

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更具本质性的精神追求，是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高度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作为更根本、更深沉和更持久的自信，文化自信是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它反映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在走向复兴的进程中，对自身文化传统及其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体现了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理解与认同，彰显了中国改革创新的精神气象和中华文化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精神历程。

文化自信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的深刻理解，既是对在社会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的中华文明历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文化归纳。坚定文化自信，就要以古为今用、去粗取精的文化自觉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在文化认同的语境中展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苦难辉煌的历史进程，就要以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话语解读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彰显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自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提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这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纲领性文献，是我们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的独特价值体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以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

这是2023年5月12日拍摄的河北省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云雾景观。新华社发 周万平 摄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与古为新，在五千多年演进历程中丰富和发展，实现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格局。中华文明是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的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我们要珍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并把握其突出特性，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用大历史观观察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阐明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夯实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中华文明的演进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民族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研究中得到实证。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要读懂中国思想文化长河中的每一条独特的溪流，读懂中华文明典籍中每一页光辉的历史，要把握中华文明从“过去之我”“现在之我”走向“未来之我”的历史逻辑，理解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支撑其文化生命的柱石。既要走向历史的深处，也要从历史深处走来，着眼于中华文明的未来走向，眺望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我们要探究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文化创新机制，安顿我们的精神家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精炼概括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根本，是在历史中形成并在现实生活中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原则和生活方式。今天，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使中华文明在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焕发时代风采，为我们时代的文化创新和文明创造提供丰厚的思想滋养。

“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表征。古籍中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乃由人及物的理解，带有“人化”痕迹的事件均具有广义的文化价值，探求人生幸福的使命都指向独特的文化目的；起源于耕种土地、培养家畜的“文化”在西方社会衍生出教育、尊重、信仰等应有之义，体认世界对人的意义，强调文化的“物本体”形态。比较来讲，知识是现成的、确定性的存在，文化是生成的、未完成的存在，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有文化不等于是文明人。德国哲学家齐美尔表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通过人的劳作的文化活动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人的心灵的真正解放是文化的最高成就。

这是2023年5月拍摄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厅。新华社发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对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文明进步体现为新旧更替的实践创造。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将颇具差异的广土巨族整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坚定文化自信的充分理由和充足底气，有以厚重的文化传统、坚实的文化发展基础屹立在世界文明之林的信心。在古往今来有识之士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文化实践中，映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光芒，为中华民族持续发展提供了悠远绵长的精神力量。只有以文化自信不断提升民族精神，实现文化繁荣兴盛，苦难辉煌的中华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进而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稳步前进。

文化发展要在守护文化传统根脉，实现传统文化持续生成与自我更新的同时，在开放视域中与其他文化对话，以和而不同的文化交往原则寻求彼此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借鉴，形成面向未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这并非单一将传统文化转变为现代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将传统文化厚重合宜的丰富资源融入现代文化发展整体性中实现综合创新，达成古今文化与东西方文化在现代视域中的交汇。从现代视角反观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融会西方优秀文化，达成文化综合创新和境界追求。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将其重述为“旧邦新命”，认为“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实践形态，“新命”体现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以思想和文化主动阐扬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探究其何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首先要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深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古今比较，彼时体现农耕文明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时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伴随着“古今中西之争”，伴随着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中西之争实乃主张文化“全盘西化”与坚持文化本位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古今之争，其间必然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深切批判专制迷信、反对旧道德与旧文学的浪潮中，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回答，“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意义超出了科学知识或治理原则的范畴，具有使民众摆脱蒙昧的文化价值。其间亦有折中的“中体西用”之谓。学界逐渐在走出中西差异或古今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论证中国文化应当展现的现代图景，在现实情境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加以内在反思。

鸦片战争及其后百余年间，中国遭到西方坚船利炮侵袭和外族铁蹄践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法制社会组织土崩瓦解，马克思曾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东方社会闭关自守的农耕文明被迫与西方现代文明发生联系，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在文明碰撞中开始了现代化的初步探索。

对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而言，古今之争都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文化传统是一种生成着的实体，是与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观念体系，是面向未来流动的活水。文化传统的生成总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体现为在现代化途中受现实历史影响的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体现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延展的文化精神，深层体现为塑造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形态。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彰显了民族文化的标识，既表现在观念层面，也对日常生活具有现实影响力。

清末的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西方现代化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难以产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内生性力量，国民的文化信念因之而不振，这时遭遇的正是资本现代性扩张造成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虽然在16世纪中国就有现代化的萌芽，商业和市场一度有扩大之势，经济繁荣程度至18世纪曾达于高峰，但因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迟滞，封建专制与保守思维固化，从未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中国在被动进入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不得不“师夷长技”，从洋务运动时期向西方学习先进器物和技术开始，以“求富”“求强”为目标，加入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之中。洋务派思想家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但这场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运动失败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甲午海战的惨败表明，仅仅“师夷长技”并不能“制夷”，也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

随后的戊戌变法，维新派思想家试图从制度变革层面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他们以“托古改制”为旗号，倡导君主立宪制，强调以工商立国，改革政府机构，开办新式学堂，改进军事装备。这场变法运动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掀起了“维新”与“守旧”的论战，激发了人们改制求变的信念，形成与封建思想第一次正面交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现代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维新派塑造的孔子“改制立法”的形象缺乏足够的根据，即使在开明人士中也未能得到认同；同时寄希望于光绪皇帝和少数官僚，采取一系列冒进措施，没有可以依赖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对新政体的期待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要求，百余天后就被当时掌握实权的守旧派扼杀了。

其后的辛亥革命，在世界历史普遍性境况中开辟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颇为不易，需要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存在形式，任何调和或改良的思路被历史证明都是不可行的。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振兴中华”的呼声唤起了爱国志士的斗志，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实为一次“亚洲的觉醒”。这场革命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使社会习俗除旧布新，尝试走西方现代化道路。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未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未能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没有使中国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停留于小农经济体制，没有改变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境遇，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道路，辛亥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中失败了，这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了从器物、技术、制度到文化的一系列艰难探索。从这个意义上看，“古今中西之争”反映在中国近代哲学论争中，并促进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看来，“中国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它制约着哲学的演变。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通过‘古今、中西’的相互作用，中国近代哲学论争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即历史观（以及一般发展观）问题，认识论上的知行问题，逻辑和方法论问题，关于人的自由和如何培养理想人格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在上述方面的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层次反映。

 

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以及由此形成的战争与殖民的态势，有识之士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内在反思，认识到西方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民主”“科学”启蒙来改造国民性，并结合实际寻找中国现代化道路。这场运动的基调是以新文化推动中国现代化，将反帝反封建作为明确的历史任务。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从器物、技术到制度层面的变革还不能彻底改变中国，为此深切反思国民性，谴责资本现代性的文化沦落，在对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的双重否定中强调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塑造新文化，作为开辟现代化新路的精神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早期，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与以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均提出明确的文化发展主张。前者认同西方现代化道路，认为“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所以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和民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否定性反思。后者反对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精神生活受到的影响，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追溯历史和文化，欲以“本心仁性”安身立命，进而融合西方文化的长处。其中不乏以现代意识重释中国古典观念的探索，但对文化发展基本上持一种超历史的态度，体现为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形成的文化史观。上述两种观念之弊为有识之士所见，恰如张之洞所言：“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新文化运动将锋芒指向封建礼教，决意在与“旧我”决裂的过程中寻找真理，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引擎，但因急于更新而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缺乏辩证的分析。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唐克镇拍摄的黄河九曲第一湾落日。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反思，一方面，以唯物史观批驳“倒果为因”的文化史观，意识到文化深层次变迁从根本上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当代新儒家倡导的现代新乡村建设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这种“农业社会主义”强调“人生向上”，坚持“民族立场”，但很多措施并未得到农民的欢迎，或可视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他们将乡村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将“民族精神”作为一种固态性的“给定物”，以不变应万变，没有认识到民族精神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应当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文化传承发展。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存在，不能离开一定的文化环境。可以说，当代新儒家实现“乡村自治”的主张是空想的，也无助于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恰如瞿秋白所言：“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在这场实际的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敢地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既要在批判中继承传统，又要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师夷长技”，因而是一种双重变奏。另一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总结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遗产并加以继承，在不懈奋斗中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于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形成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种以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并使之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实践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使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化，使现代中国人以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获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逐渐得到重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取向得到强化，贯彻“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知识分子“应该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从而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成为“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这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例如，当代哲学家贺麟在彻底把握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以黑格尔主义方式重新论证了“心外无物”，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观”。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力图写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哲学史，他在《新事论》中“融贯唯物史观之说以讨论文化问题”，认为“一时代的经济状况，对于其时代之文化等，甚有影响，此诚无可否认”。可以说，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用以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并在归纳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将其上升为理论认识，逐渐成为学界文化研究的一种自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持续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源于中华文明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映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文化传承发展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人们的实践创造是在承继历史的前提下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种文化传承发展并非复古泥古，而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不仅存在于典籍和文物中，而且流传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成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文化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得到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日益强劲，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更好满足。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百余年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今天，中西文化比较在学术层面上更多体现为合作式对话、互镜式学习、共生式融通，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自我，在对话与会通中拓展了文化传承发展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实践场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了“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必要性。

 

二、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程中如波澜壮阔的长河，流淌过华夏儿女繁衍生息的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土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马克思主义既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的实践相结合，又在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过程中实际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要深入研究其内在机理和实践逻辑，使之学理化、体系化并贯通于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文化实践中。今天，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融入创造世界历史的新征程，遵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方法，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中知行合一、体用一如，使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黑格尔曾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

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要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场域产生“化学反应”，体现为两种来源不同的观念体系的“双向奔赴”，形成了特定历史民族的文化形式，并深层次实现了双向格义。作为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两个结合”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形成了具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九州共贯、万物并育、富民厚生转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共同富裕的价值原则，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参观者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内欣赏展品。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要以辩证思维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对人的社会性规定、强调辩证法的“相反相成”、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冀望等方面颇多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是实现结合的前提，在结合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形式，使之彰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结合中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实现了中华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根基。无论是基于时间还是空间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很多观念及其内涵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以从事中国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提出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将社会主义纳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体进程，或者以民族的形式承载社会主义的内容，形成了新的文明有机体。

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要以系统观念和创新意识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以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和新形式创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化。“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实践场域，赓续中华古老文明而实现文明转型，彰显了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以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整体、发展的观点认识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发展环境快速变化、发展中的矛盾错综复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基于现实分析各种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实现现代转型的中华文明体现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化。

历史表明，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会释放出巨大创造力，都能有力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充分激活并有效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宝贵而丰富的中国价值、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理论和制度创新增添更多底气和智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文化性格，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结合”的前提是，这两种来源不同的观念体系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反映了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的一种会通，我们从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中可见一斑。正是彼此契合的两种来源不同的观念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产生了“化学反应”，在有机结合中产生了一种新文化，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践履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颇为契合。在章太炎看来，“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哲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解析现实生活，更在于解决时代问题，思想的直接现实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得到高度强调。可以说，重视知行合一与实践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交汇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社会性规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的现实超越性内在契合。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探究人性善恶之初始规定的同时，重视后天习得中的“日生则日成”，正是实践中的求索使“性相近”的个体“习相远”，弘毅者以良知良能成己成物。马克思强调作为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强调人的本质的现实性是在实践中塑造的。在现实的关系域中理解人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思考人的发展与环境的改变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性及其实践生成的共有观念。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内在契合之处，强调万事万物的变化与矛盾双方的“相反相成”。儒家主张“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马克思强调辩证法揭示的乃是内在的自我否定性，是一种生命原则和存在方式，其作为思维方法的特质是批判的、革命的。以唯物辩证法重释“道立于两”“和合共生”“物极必反”的时代内涵，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特质与实践内涵，呈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语境。

最后，儒家孜孜以求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展望的未来理想社会内在契合，可谓大道相通。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理想社会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素为中国古代先贤所向往，被描述为讲信修睦的“太平世”。可以说，儒家的大同理想，构成社会主义思潮得以在中国传播的深厚而适宜的文化土壤。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其社会理想同中国古代儒家的理想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兼容的性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有一种文化的“前见”，实则追求理想社会层面的文化认同，深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目的。

综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是其结合的前提，在结合中形成的新文化是有机统一的生命体，这个有机统一的生命体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作为一个为实践所确证的历史事实，“第二个结合”在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过程中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正是因为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遗产，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人们所接受，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我们应当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中认识这一历史事实。百余年来，我们党在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承继这份珍贵遗产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解决问题的实践探索中深度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并有力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文明获得了现代力量，亦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

今日之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五千年未有之制度文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中华文化“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传统，回应世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期待，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秉持时代精神，补充、拓展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而且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实践中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的表现形式并激活其生命力。

为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文化之所以具有悠远绵长的力量，乃是因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既具有直接现实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空限制，从而发挥持久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决于时代条件和实践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固守传统，而是深刻理解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特质和发展趋势，实际发挥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此，要以历史连续性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当代延续，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赓续古老文明，基于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进行实践探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

只有走向历史的深处，才能看到更远的未来。历史上任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民族都不可能凭借其优秀传统文化维系民族独立和文明进步，古希腊罗马时期北非、西亚遭到入侵而分裂是如此，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如此。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在实践中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才能产生现实的物质力量。正是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百余年实践探索中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持续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浴火重生，使中华文明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这是2023年9月16日拍摄的日落时分的云南普洱景迈山风光。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新的思想解放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根基和文化根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欣欣向荣，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形成了与世界各民族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历史思维方式探究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社会心理、文化取向和主流价值追求，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兼容并包、再生再造的精神特质，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等立德化民和治国理政之道，把握其深远历史意义及对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巩固的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和现实价值。今天，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创新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实现理论创新和文化认同，坚守魂脉和根脉，以符合时代精神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创造美好生活，谱写中华文化发展的崭新华章。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关乎国本、国运的战略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立足我们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时代方位，准确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时代大势，提出了实现文化传承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对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文明进步体现为新旧更替的实践创造。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是流动的活水，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不同民族的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制度特征和文化前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打开创新空间，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今天，我们要打破“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一元论”的观念束缚，顺乎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探求世界文明交往范式，尊重和理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明观念，把握世界各地“以文化人”的历史进程，以及“文以载道”的历史经验，理解世界文明的共同性及其百花齐放的绚烂景观，以融通中外的文化发展理念，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一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史，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延展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中凝结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和自我进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明确了新的文化使命的主体意识，明确了推动文化繁荣和建设文化强国的价值指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的，必然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并在实践中使传统文化创新和转化，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明确为什么人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创造的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文化发展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高尚的文化作品充盈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丰富和完善文化发展的结构层次，使人民群众平等享受文化资源，共同参与文化创造。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汇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合力。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是一种有机体，充盈其中的文化精神体现了民族发展的内在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觉创造，是实现文化发展和实践创造的文明结晶，是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系统化整体，是实现中华文明返本开新，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体现了新时代新征程的精神气象，是汇聚华夏儿女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今天，我们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深刻认识文化建设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底气，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现代发展规律，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彰显走向复兴征程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思想自我。以新的文化生命体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新的历史，以礼敬人类文明的情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积淀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时代内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现代转型。一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史，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延展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中凝结的。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发展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今天，我们要以新的文化使命迈向文化发展新高度，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主线，进一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理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文化蕴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实践基础上的观念前提。今天，我们要深刻理解文化传承发展的战略意义，使之在强国复兴进程中发挥重要现实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自信自立，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特质的新概念、新论断、新表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格局和气象，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特定世界历史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承担的历史使命。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主体性创造未来，使中华文明的实体性内容再度青春化，以世界历史的新精神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与现代经济发展活力结合起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逻辑，深入思考如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使文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激发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以新的文化使命谱写中华文明的时代华章。

责任编辑：赵苇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4/0108/12187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