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军：“简”述中国——简牍里的中国文化

 

朱建军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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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的从秦汉到晋的所有简牍文物，无论是残章断句还是完整册书，留下的都是中华民族在不屈不挠的前进道路上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光辉思想和灿烂文明。简牍的吉光片羽，记录的是泱泱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保留的是辉煌的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前在丝绸之路上的动人故事、真实事件和智慧光芒。在新时代，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就需要不断挖掘简牍资源，用来阐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以“简”述中国作世界表达。

一、什么是简牍

目前，学界对简牍的定义是：简牍是纸张发明之前，古人最主要的文字书写载体，用丝、麻等编联成册，其材质为竹或木。细条形的称“简”，宽板形的称“牍”。“简”一般可书一行字，“牍”可书数行字，合称“简牍”。

简牍的形制是：简是长条形的竹、木质；牍是一种呈方形或长方形的竹、木质书写材料。根据文献记载，简牍的使用时代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期，只不过由于时代久远，相关简牍没有被保存下来。其后，简牍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魏晋等时期，是古代的重要书写载体之一，在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直到东晋时期才被纸张替代。尽管近年来经过西北考古，我们发现了一些出土于唐代遗址的吐蕃文木牍，但汉简基本上在东晋时期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甘肃的汉简一般都出土于西北边塞长城烽隧遗址、墓葬和废弃水井。

简牍所书写的内容和字体，即使到了现在仍然熠熠生辉，我们对其的研究还没有完全达到高峰，仅仅处于起步的阶段。

二、河西汉塞简牍出土概况

（一）1949年以前河西汉塞简牍出土概况

1949年以前，以居延汉简为代表的汉简的主要发现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境内的烽燧遗址。第一次发现是在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北汉长城烽燧沿线掘获708枚汉简，被称为“敦煌汉简”。第二次发现是斯坦因在敦煌、酒泉发现的189枚汉简。这两批斯坦因所获得汉简现在全部都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中。第三次发现也就是学界所称的“居延汉简”，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居延边塞遗址发现的1万多枚汉简。

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档案、敦煌藏经洞敦煌遗书、清内阁大库档案被称为四大文献。斯坦因发现敦煌汉简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如敦煌学一样，简牍学也随即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后来，斯坦因把这批他在敦煌所获的汉简交给了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沙畹于1913年出版了考察中所获的中国文书。再后来，中国的学者张凤于1931年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被学界称为简牍研究的奠基之作的是王国维先生和罗振玉先生的《流沙坠简》，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小说术数方技书》是罗振玉先生写的，主要收录的是字书、隶书、占卜书和医书；《屯戍丛残》是王国维先生写的，主要收录的是一些官方的文书材料。《流沙坠简》直接跳过了国外汉学界释读的阶段，进入了简牍文献内容的研究。日本著名学者大庭修就称《流沙坠简》是清朝考证学在木简上开的一朵花。鲁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流沙坠简》也一直是学术方面的必读书目之一。

1926年冬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受德国一家公司委托，再次率队来华。斯文·赫定和当时中国政府的前期交涉过程非常顺利，在得到政府的支持后，开始准备考察资料、筹划相关事宜。但是，其计划被一些身在北京的国内学者得知后，引发了当时学界强烈的不满和反对。1927年3月，北京大学11个学术团体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宣言并采取行动，阻止斯文·赫定的考察。斯文·赫定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四处打通关系，经过反复谈判，终于在1927年4月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会长周肇祥分别代表中外双方在北京大学签订了共19条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该协议对中外团长职责、考察团经费、往返路线、所获材料归属权以及考察成果发表等问题，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第一个中外平等的协议，被称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居延汉简到底是被怎么发现的？当时，黄文弼先生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方的负责人，在往新疆考察途中也曾到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作考察，并发现了一枚居延汉简。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发掘，而是前往罗布泊继续考察。贝格曼则在报告书中叙述了他的发现过程。他称，测量方形遗址时，笔掉到了地上，当他弯腰去捡时，在笔的旁边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汉代五铢钱，仔细环顾四周又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一枚铜钱，翌日正式开始发掘，很快发现了一个窄木片，其形状让他想起楼兰出土的木简文书，并且立刻就在木片上发现了有摹写的依稀可辨的汉字。贝格曼的这种判断缔造了发现多达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奇迹。

然而，这批汉简在运到北京之后的经历，可谓度尽劫波。居延汉简的发现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按照19条协议规定，这批汉简辗转运到了北京，开启了它传奇的一生。1933年7月，这批汉简从北平图书馆搬到了北大文史研究会考古学会。从1934年10月起，由北平图书馆的向达、贺昌群，北大的余逊和史语所的劳榦等几位先生，协助马衡先生释读，前四位是直接释读原文，马衡先生则负责对释读初稿进行审校。但是时运不佳，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止了这项工作，上万枚汉简身处危境地。后来，尚未离开北京的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的沈忠章先生，同时也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干事，成为这批汉简的拯救者。当时，淞沪战争爆发，运往上海的可能性也不大。按照傅斯年先生和徐森玉先生的意见，这批汉简由沈忠章先生负责，经过近半年时间，于1937年底从北京运到香港大学。但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香港也面临着危险，汉简的安危又成了问题。傅斯年等人本来打算把汉简就近转移到昆明或马尼拉，但考虑到气候因素影响保存，只好与远在美国的时任大使胡适商议，最终决定运往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40年8月，上万枚的汉简乘上开往美国的轮船从香港启航，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漂泊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被分装成14个小箱子，放到善本图书室。这批汉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沉睡了25年之后，于1965年11月到达中国台北，结束了海外漂泊史，真可谓命途多舛。从1930年开始，在此后的近70年时间里，有关居延汉简的研究论著是数以万计的，有很多中国、日本、韩国的简牍学者参与进来。

（二）1959年“武威三简”出土概况

甘肃简牍的发现以1959年武威仪礼汉简为起点，步入了一个新的简牍发现时代。所谓“武威三简”，是指儒家经典代表“仪礼简”、汉代尊老养老法令“王杖简”以及体现汉代医学水平的“武威医药简”。“王杖简”是于1959年在凉州的磨嘴子18号汉墓出土的，一共是十枚，也被称为“王杖十简”，简长23.2-23.3厘米，简宽基本上是标准的一厘米，简文记录了东汉永平15年幼伯受王杖事，简字顺序非常明确，主要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养老尊老、老年赐杖的明确命令，也有抚恤孤寡老人、如何保护残疾之人的具体法规，不但反映了汉朝对待老人的宽厚仁爱，史料价值很高，同时简文的书法水平也是非常高的。

“仪礼简”也是于1959年在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用隶书写成，上面有修改和阅读记号，数量比较大，共有469枚，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等7篇。“仪礼简”的出土除了在经学上提供校勘仪礼、研究礼仪不同派别的资料外，也是研究汉代的简册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武威医药简”的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其中，临床医学方面有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和病因、病名、病理的记载；方剂有治伤寒逐风方、治久咳逆上气汤方、治金创止痛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眼睛的目痛方等30多种；药物学方面列举了100多种的植物矿物药，并详尽记载了这些药物的制作、剂型和用法；针灸学方面记载了三里、肺俞等穴位和用针方法、禁忌，是研究中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学的重要资料。

 

三、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简牍基本情况

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于2012年12月，是国家公益一类博物馆，主要职责是对馆藏简牍等文物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及其他相关工作。甘肃简牍博物馆的新馆目前正在建设中，坐落于兰州市七里河区马滩文化岛，总建筑面积37989平方米。功能分区主要包括办公区、陈列区、藏品库房、文物修复区、学术报告厅、接待室、文创展厅、观众互动厅、社教活动区等。

我们有四个常设展：简述丝路、简牍时代、边塞人家以及书于简帛，有的主要展示汉简描述的边塞生活，有的主要展示汉简的书法。甘肃素有汉简之乡的美誉，汉简是我们独特的文化资源，简牍文化、敦煌文化与长城文化相辅相成，一起孕育了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甘肃文化。

甘肃简牍博物馆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679件（组）。虽然简牍与青铜器、金银器不同，不是重器，但其文物价值还是非常高的。在5万多件馆藏文物中，有将近4万件是简牍，包括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此外，我们还藏有汉代帛书、西汉的纸，以及一些汉代的动物骨骼、鞋履、渔具等。馆藏秦汉简牍的数量是非常大的，形制也十分多样，简册众多、内容独特，对于研究秦汉、魏晋时期的丝绸之路，尤其是河西走廊段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交流、军事防御、军官制度和文书制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数万枚汉简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对于书法艺术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数万枚的西北汉简尤其是甘肃简牍，明确而详细地记载了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丝绸之路河西段的军事防御、邮驿系统、交通体系的支撑，对于研究西域诸国的有效管理和中亚、西亚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馆藏的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都出土于现今的额济纳旗和金塔县，都属于居延汉简的范畴，之所以被称为居延新简是相对于贝格曼发现的那批简而言的。我们馆藏的这批简主要出土于1972-1974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居延古遗址甲渠候官遗址和甲渠塞第四燧两个地点出土了共8206枚，这些简形制品类齐全、内容十分丰富，尤其出土了完整和基本完整的策书70余个，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居延简最早的年代是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的年代是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0年），前后有200多年跨度，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文化和政治社会的重要材料。这批简也见证了汉帝国的兴衰，简牍文书兴盛于汉帝国最强盛的时候，而简牍时代的结束也与汉帝国的强大势力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同步。

（一）居延新简

居延新简中的死驹劾状简于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第22号房址内。全篇章草，一气呵成，潇洒飘逸，既是一篇重要文献，又是一幅书法珍品。可释读的字共有409个，文义连贯，内容完整。第一枚为题签，第二简以下为正文，简背有书吏之签署。内容是一份追查死驹责任的文书。该册书具体生动，宛然一幅戍边士卒月夜巡行图。册书内容对研究汉代的马政、边塞行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都有重要价值。

（二）肩水金关汉简

肩水金关位于居延地区，汉简于1973年出土，主要记录了边塞地区军事驻防和戍卒生活，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其中，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于1973年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全册9简，编绳两道，完好无缺。每简长23厘米、宽1厘米。内容是朝廷派使者慰问边地吏卒途经肩水金关时的费用记录。全文276字。该册的出土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

（三）地湾汉简

地湾汉简出土于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东北约150公里的黑河东岸戈壁滩上的地湾故城。据汉简记载，地湾城原是汉居延肩水都尉府下辖肩水候官。地湾汉简为研究汉代居延的军事塞防体系和屯戍生活提供了大量材料。

（四）敦煌马圈湾汉简

敦煌马圈湾汉简出土于1979年，记载了当时的西北边塞的屯戍制度、名籍、兵器及钱粮、诏书、奏记、官吏考核、公文往来、诉讼爰书、赋税等方面的内容，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屯戍制度、行政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其中，敦煌马圈湾字书觚于1979年出土于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木质，长30厘米、宽2.1厘米、高5.5厘米。该觚出土时已有扭曲，简文用篆书写成。该觚是汉代字书抄本，内容完整。

（五）敦煌悬泉汉简

悬泉汉简于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遗址。其中，纪年简有2086枚，占全部简文的12%，最早的纪年是公元前111年，最晚是公元107年的，内容非常丰富，有诏书、律令、科品、缴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典籍、文书、医方，还有相马的经，以及私人书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邮驿、交通等各个方面，尤其以邮驿和西域的史料以及民族关系方面的材料最为特色，是研究汉代丝绸之路的珍贵文献。

悬泉汉简详细记载了河西若干地区驿置道里，与在居延破城子出土的河西的《里程简》相衔接，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从长安出发到敦煌的驿置道里，帮助我们实现了2014年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

（六）天水放马滩秦简

放马滩秦简于1986年出土于天水市麦积区党川乡放马滩秦墓，共460枚，竹质，内容包括一些志怪故事以及占卜用的日书甲乙两种，是继湖北睡虎地秦穆日书之后又一次先秦术数文献的重大发现，是研究秦人的天地观念、思想、信仰、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

 

四、馆藏汉简的主要内容和价值

（一）边塞生活

西北边塞出土的数万枚汉简内容丰富，可以说是记录两千年前汉代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包括屯戍劳作、衣食住行、酗酒斗殴、往来书信、思乡之情、候望烽火、受雇赶车、捕鱼卖鱼、采摘野菜、借钱借粮、私吞钱物、逃亡他乡、追捕逃犯、盗墓取衣、偷盗官物、编织衣鞋、巡视天田、畜牧马牛、耕种田地、砍伐树木、筑墼砌墙、修建沟渠、递送文书、因病请假、社祭腊祭、诵记烽火、秋射考核、契约书写、投亲靠友、招待官员、使者往来、罢卒还乡、收留流民、文书记录、年季月报、各种考核、奖勤惩懒、诏书律令、精神信仰、文化学习、汉塞月令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1.通缉令

汉代的通缉令是由朝廷以诏书的形式下发到全国的，会对逃犯的身材、相貌、穿着进行详细描述以便于搜捕。馆藏肩水金关汉简里就有枚通缉令，用短短19个字就将逃犯的体貌特征大致勾勒出来：细身，小头，方面，小髭，少须，身端直，初亡时黑帻。翻译过来就是，逃犯身材瘦小，身子细且端直，头小，方脸，嘴上有小胡子，面部胡子较少，初逃时戴黑帻（古代的一种头巾）。

2.酗酒斗殴

西北边塞环境恶劣、人烟稀少，戍边吏卒以喝酒为乐，饮酒之风盛行，酒后斗殴时常发生。居延新简中就记录有数起酗酒斗殴致人伤残，甚至死亡的案例。比如，一位名叫让的官吏带了酒到甲渠候官，和甲渠候官的最高长官一起饮酒，时逢第四守候长原宪到甲渠候官汇报工作，甲渠候于是叫第四守候长原宪和原宪的上级一起饮酒。饮尽让带来的酒后，甲渠候不尽兴，又拿来酒，前后畅饮两次。不知为何，原宪和他的长官争斗起来，用自己的剑在长官胸口上戳了一个大窟窿。原宪见闯下大祸，情急之下骑上马就向南逃去。甲渠候立即与令史等人追捕，到原宪所在的治所后未能捕得。于是，问隧长，说原宪已携带兵器粮物，带着官府的一个弩机、11枚箭、3斗米、5斗军粮，骑马私自越过隧界，从天田而出，向西南方向逃遁。

3.简帛书信

馆藏的文物里还有大量私人简帛书信：有为没有裤子而发愁，最后写信给朋友借裤子的；有缺粮食而向在关外边塞劳作的朋友求助的；有家中双亲生病却不能回家探望，只能写信表达思亲之情的；有听到朋友升职，以书信表示祝贺的；还有记挂友人但公务繁忙，只能以书信表达问候的；等等。这些私人书信为我们揭开了汉代河西地区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抚读这些书信，我们既能真切了解到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也可以隐约感受到他们在劳作和驻守边关时的内心艰辛与忠孝难两全的无奈。

国家一级文物——帛书《元致子方书》，出土于悬泉置遗址，顾名思义是一个名叫“元”的人写给好友“子方”的信，长23.2厘米，宽10.7厘米，共319字。帛书详细记载了在敦煌戍边值守的“元”托“子方”代办的四件事：一是请“子方”代为购买一双尺码为27厘米（43码）的鞋，并对鞋子的质量提出要求，即质地如丝绢柔软一样的牛皮鞋且鞋底要厚、要牢，买好以后请来敦煌出差的同事捎来即可，同时还请“子方”代买五支上好的毛笔；二是请“子方”代为问候朋友“次孺”，如“次孺”不在，烦请问候“次孺”妻子“容君”；三是好友“吕子度”想请“子方”刻一方印章，但不好意思自己开口，故请“元”代为转达，“元”请“子方”一定要给自己面子，为“吕子度”刻一方规格为“御史七分”、有龟钮、印文为“吕安之印”的印章；四是郭营尉寄了200钱，请“子方”代其购买一条响鞭。

《元致子方书》看似是朋友之间简单的书信往来，其实深切地反映了汉代日常用品的供给问题。从帛文而知，“元”是一名敦煌的基层吏员，因鞋、笔、鞭三个物件不属于朝廷供给范围，需要自己置办。再者，汉代西北边塞交通极为不便，此封书信不可能寄往内地，又因酒泉郡较敦煌郡距离内地近，物资较敦煌丰富，故而“子方”有可能在酒泉。但是，这封信是在悬泉置遗址发现的，其没有发出去的原因成了未解之谜。

4.月令

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的另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壁书《四时月令诏条》，介绍了古人当时是如何防疫的。月令记载，西汉时期的人会在春天转暖时，一一掩埋冬季死亡的鸟类尸骨，这一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夏季，就是为了防止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流行。不仅如此，月令还明令禁止春夏捕杀动物、砍伐树木，因为要确保春夏动植物生命繁衍、万物生长，人们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然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记载上述内容的《四时月令诏条》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文书，在继承先秦以来“天人合一”“以时禁发”“用养结合”生态观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自然时序，要求人事活动和社会生产都应遵循自然四时规律，并对如何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作出明文规定，以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现在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等生态环境治理理念是一种发展与创新。

 

（二）汉塞制度

居延简记述着非常丰富的长城管理制度，比如烽火制度。烽火台就是烽燧，用于登高候望敌情。烽燧是河西边塞防御体系中最基层的单位，一般情况下每隔1300-3000米就有一个。很多简牍就是出土在烽燧里，比如1907年，斯坦尼在敦煌汉代烽燧里发现的第一批700多枚汉简。燃放烽火、烽烟是用来传递信号、警报用的，烽火的器具主要有苣、积薪，苣就是火把，传递信号靠的是点燃积薪。

《塞上烽火品约》记载了怎样使用苣和积薪。该简册共17枚，针对不同的敌人数量和进攻时间，对如何燃放烽火、升降各种预警信号作出详细规定，对我们研究汉代塞防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价值，比如规定了在匈奴入侵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异常的情况下，如何及时报警，包括怎样燃放积薪、无法燃放时怎样做等。

《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于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正面内容是《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的事由，背面则列举第十三至十八隧守御器备缺乏的情况。檄文非常完整，详细记载了这名候官由于没有做好整顿羊、马、牛圈，检查积薪、火把、守备武器库，在接受检查时被上级追责，以及如何处罚等情况，对我们研究居延防线，尤其是关于设施、吏卒的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家国情怀

历史就像一条长河，在这条长河里，既有杀敌报国的男儿，也有为国奉献的女性，比如汉简里就记载了很多为了国家安宁通婚、远嫁异域他乡的公主。我们的馆藏简牍所记载的最著名的就是解忧公主。解忧公主一生历经了汉武帝、昭帝、宣帝三朝，三嫁乌孙王，在乌孙生活了半个世纪，一直活跃在西域的政治舞台上。她积极配合汉朝，遏制匈奴，为加强巩固汉室与乌孙的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70岁时，她上书给当时的汉朝皇帝，表达了思乡之苦，同时请求将自己的遗骨埋葬在故乡。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在72岁时如愿回到汉朝，当时的皇帝亲自出城迎接。

《龟兹王夫妇留宿悬泉置》记载了龟兹王途径敦煌悬泉置时住宿的情况。同行的龟兹王夫人是解忧公主的长女，也是汉家血脉，汉皇帝作为“娘家人”见其返乡也是特别高兴，沿途自然是高规格接待。悬泉置是怎样接待的？根据记载，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妇专门准备了坐卧生活用品，在悬泉置堂上放置有一张八尺长的卧床，床上有青黑色的帷帐，在转舍内供人坐用的床也设有帷帐，专供龟兹王夫妇使用。

（四）中西交流

记载中西方交流的汉简也有很多。比如，《狮子西来》是一篇出土于悬泉置的简文，记载了一段涉及中外的招待记录：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师使者，只以食钩盾使者迎师子。这里的“师子”指的就是狮子，“钩盾使者”据研究应该指的是宦官，而“折垣”是一个国家，但据研究并不是西域36国中的一国，不知道具体是指哪一个。《悬泉浮屠简》类似于今天的请柬，内容为：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其大意是，一名叫“谭堂”的佛教弟子发出的宴请信。其中，“浮土”属于佛教语言；“少酒薄乐”是客气话，即略备薄酒；“会月廿三日”是说宴会时间，即本月二十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是告知具体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小区门牌号。据研究，《悬泉浮屠简》应该是写于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证明佛教在此时已进入中原传播。

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甘肃简牍文献，既是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又是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文物活起来”，而我们也正在这一方面进行不断探索。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不断推进以简牍学为基础、与多学科交叉的整理研究，多措并举建立简牍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促进简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续千年前的简牍文献的生命，再次激活藏于字里行间的无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从而更好地“简”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责任编辑：王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4/0110/12189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