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也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党总结历史经验，主持起草了我们党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自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时间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使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百年党史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百年党史第一个历史决议，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它历经15个月反复讨论和修改才得以定稿，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至今仍闪耀着伟大光辉。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笔者撰写拙文，以表达吸吮毛泽东思想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缅怀之情。

一、历史的奇妙演进：延安整风是第一个“决议”的产床，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第一个“决议”

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他为什么要发动整风呢？这要从党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中国的整个历史背景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里诞生的，她走过一段异常曲折复杂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革命要胜利，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进行革命斗争。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党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既有许多积极的帮助，但不少馊主意又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区根据地的丢失，都与这有关系。遵义会议后，经过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战略。但在组织关系上还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错误与此有关。这说明“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党的高层影响不小。

这涉及一个重大原则问题：领导中国革命，究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在当时，不经过全党整风，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懂得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二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了解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能取得胜利，而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会遭受挫折。这样双管齐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全党认识，统一思想。这是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初心。

1941年的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性的普遍整风两个层面进行。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犯的思想错误最顽固，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还认为，对于不同的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有所不同。高级干部的整风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全党性整风，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但两个层面的整风都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全党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主要是“三反三整”：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拙文着重讲对于产生第一个决议有决定性影响的中央高级干部整风。这个层面的整风，是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它主要通过1941年和1943年的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九月会议”）进行。其基本要求，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长期危害中国革命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夺取全民族抗战最后胜利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鉴于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清算、批判王明的错误，总结教训，提高认识，成为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整风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其表现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他们自称“国际路线”，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许多主张不符合实际情况。怎样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毛泽东强调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中央要组织马列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他在1943年“九月会议”上强调，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要团结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1944年3月上旬，毛泽东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对党的历史问题讨论作了总结。他指出，对过去的历史不要否定一切。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是不好的偏向。要分析，不要一概否定。六大虽有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我与博古等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都要搞土地革命；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这是策略上的分歧。过去对犯错误的同志只是惩罚，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弄清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要使同志们懂得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强调个人责任，作组织结论应宽大些。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获得与会同志拥护，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看法。

有了中央高级干部整风基础，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在全会上正式通过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上述意见，并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决议”在简明概要地叙述自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后，通过同毛泽东的政策主张相比较的分析，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说明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决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许多讨论过的问题没有论及，目的是团结全党抗日救国。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采用了这个方针，这次还坚持这个态度。“决议”通过后，博古很感动地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博古的感言，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

二、第一个“决议”的历史使命与党的历史发展：实现了百年党史前两个时期的“伟大飞跃”

怎样认识第一个“决议”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修改决议时加写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一直保留在决议稿中。这就是要“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5页。】这可视为它的重要历史使命。

第一个“决议”发表迄今78年，它担当起了这个历史使命。最重要的可以讲这么四点：

一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先河。就党的缔造者言，毛泽东虽然不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或思路的第一人，但他却是最早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要义，并将其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成功的。他开辟的党领导的第一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主要在中央苏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使他最早明确提出反对那种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本本主义，并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接着，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理念，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又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第一个“决议”明确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为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卓越贡献，开创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确立领导核心以利于革命事业胜利的先河。第一个“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使党在革命斗争中取得伟大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953页。】这不仅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是我们党现在强调的“核心意识”“两个确立”的历史起点。

三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论述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建党以来的发展历程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开创了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先河。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知接受水平，只解决了军事领导权，没有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抗战开始后，也顾不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一方面，过去路线错误的流毒一直存在，影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执行，在部分地区使革命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另一方面，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如王明，还自视一贯正确，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旧著宣传错误观点，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发展，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的路线问题，就成为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开展整风运动，特别是中央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整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的路线是非，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形成了共识。第一个“决议”就是全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正确说明建党以来路线是非的理论结晶。

四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整风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坚持“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方针，开创了形成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机制的先河。整风运动，无论是普通党员、一般干部，还是中央领导干部，都要对照整风要求作思想检查，除了自我批评，还要相互开展批评。在中央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领导干部检讨历史问题和思想作风，都严格要求自己，有的甚至苛责自己，作了过头检讨，体现了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同时也贯彻了“思想批判从严，组织结论从宽”的团结精神。毛泽东说，我们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党内斗争没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法，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达到团结的目的。这为党的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一个“决议”上述这些开创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是空前的伟大创造。但是，它的这些伟大创造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伟大创造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十九届六中全会对党的百年奋斗取得的成就作了重要概括并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个决议在展开论述这四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时，又将其概括为四个时期实现了四个“伟大飞跃”。

第一个“决议”的历史光辉，照耀着党的历史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实现“伟大飞跃”。

首先看第一个“决议”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成就的关系。党在1921年创立之后就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以后又独立领导异常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但由于那时的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此，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既经历了胜利的喜悦，也经历了失败的磨难。只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之后，革命才转危为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第一个“决议”总结建党以来发展历史的经验教训，厘清路线是非，统一了全党认识。这样，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才夺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

再看第一个“决议”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关系。前已指出，第一个“决议”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历史光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第一个“决议”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异常艰辛的探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时期，党主要实施了这样几个重大战略决策：一是进行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龙头的三大运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立稳了根基。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创造了世界战争史的奇迹，而且使建设社会主义有了铜墙铁壁般的国家安全保障。二是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为以后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是开展五年计划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调整，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取得一些高科技重大突破，使我国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国，为社会主义制度夯实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四是不断纠正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一定进展。如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第一个“决议”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党的百年历史四个时期中，它的历史光辉普照着前两个时期实现“伟大飞跃”。它具有这样巨大正能量的光芒是我们应当深入总结的。

 

三、毛泽东制定第一个“决议”的决定性作用，是参加起草工作的其他任何人取代不了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无疑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参加决议起草工作和讨论修改的其他领导人也做了不少工作，投入不少精力，耗费了不少心血。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对这个“决议”的制定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当年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讲道：“我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作为助手，对《决议》的起草工作始终参与其事。《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所以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当然，毛主席不是一个人搞，是集中一些人搞，但是以他为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这里讲的“集中一些人搞”，是在1944年5月上旬成立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康生、彭真、高岗、博古。执笔参与起草和修改工作的先后有任弼时、胡乔木、张闻天。参加讨论的还有陈云、王若飞、王稼祥、聂荣臻、邓发、李富春等。“《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每天开会，开了几个月。”“在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对决议稿逐章地讨论，逐段地讨论，这个会开了多次。”“在委员会讨论时，任弼时同志管得较多，到全会讨论时就是毛主席自己挂帅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8、75页。】

毛泽东从1945年春天开始就在上述几位同志起草和修改的“抄清件”上亲自动手修改。从目前查到的材料看，毛主席至少参改了7次，直至1945年4月15日才最后确定“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5天后，已开了11个月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审议历史决议草案。参加讨论和审议的有30多人。在听取一些同志的发言后，毛主席讲话说：“‘决议’稿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今天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24页。】

上述事实，已经说明毛泽东对制定这第一个“决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从更宽广的时空视域来看，我们更能全面、透辟地体悟毛泽东对制定这个“决议”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这是“决议”产生的大背景所使然。前已指出，延安整风运动是诞生第一个“决议”的产床，没有延安整风不会有第一个“决议”。尽管毛泽东在提出开展整风运动时并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要制定决议。这是顺势而为的结果。这里要说明的是：一个时期，有的出版物宣扬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权力斗争云云，将延安整风运动妖魔化了。这里，除了对历史实际情况不了解而妄加评论外，还有一个立场观点问题。站在不同立场、持不同观点、用不同方法，对史实会作出不同解读，其结论往往大相径庭。但是，首先要弄清历史事实。我查阅了这方面的历史档案，可以负责任地申明，没有发现一件毛泽东怎样为了权力来发动整风运动的材料。那种鼓噪的“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臆断，旨在抹黑党的历史，丑化毛泽东的形象。事实上，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问题。作为它的理论结晶，这个决议也不存在对犯错误的同志怎样“残酷斗争”的痕迹。有如前述，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同志对这个决议贯彻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非常感动。这是历史的真实。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说明延安整风运动的原委，讲好第一个“决议”是怎样产生的实际情况。它“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9页。】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还原历史真相，以告慰哺育我们成长的伟大导师。

第二，这个“决议”是以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期间写就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作为初始基础起草的。胡乔木说，毛主席在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一般读者不知道，历史问题决议“引用了历史问题草案，这样很容易对比，知道开始是什么想法，后来经过各种过程发生了什么变化”。“证明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否则，考证了半天，不一定能使人信服。这样把材料摆出来才能使人信服。”还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弼时同志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时写的第一个稿子就“是以《历史草案》为蓝本改写而成的（本来《历史草案》就是最早的历史决议稿，这次重新起草自然要以它为基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2、308页。】《历史草案》讲了16个问题，有近两万字，对党成立以来的指导思想作了初步分析。毛泽东指出，建党至大革命时期，“在指导思想上是唯物辩证法的时期，我党生动活泼的时期”；1927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的时期，指导思想的机械唯物论时期”；“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六届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以后，我党又恢复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抗战以来，我党的阶级自觉性比建党时期“更提高了，党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遵义会议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克服了它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一切主要的与重要的东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224、231页。】第一个“决议”吸纳了《历史草案》的基本思想、重要分析和文字表述。因此，可以说，《历史草案》是第一个“决议”的底本，毛泽东制定第一个“决议”的决定性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三，这个“决议”对党的历史重大问题的把握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由于《历史草案》是1941年秋撰写的，此后《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件汇集在1941年底、1942年冬和1943年冬先后编出，特别是经过1943年“九月会议”深入地检讨了党的历史事件，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样，《历史草案》需要充实和修正。新的历史决议在吸收《历史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的同时，还有一个如何把握1943年“九月会议”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这次整风会议开展的讨论，应当说有些发言比较偏激，批评过火、“上纲”过高的倾向给被批评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1944年3月上旬，毛泽东讲话纠正会议期间出现的批评过火偏向，指出，自整风以来，我们就是“治病救人”，现在重申这个方针。“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这一次我们要弄清思想，“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页。】在1945年3月底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不将历史决议稿提交七大讨论而由这次全会本身做结论时，毛泽东讲到经过权衡利弊，把握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他说：“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却会成为错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页。】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还谈到没讲共产国际的问题。他说：“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国际现在没有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可能有今天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页。】这样，第一个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正确把握，使它迄今仍放射出耀眼光芒。

第四，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最后改定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目前通行的正式版本的。前已指出，“决议”稿经过任弼时、张闻天、胡乔木等修改过多次后，毛泽东亲自上手修改定稿。在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时，他说，这个决议是要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的。评价党的政策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归根结底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决议还需要修改。根据党中央意见，七中全会对决议稿原则通过。在开了近50天的党的七大闭幕后，这个“决议”稿在毛泽东主持下又经过一个多月精雕细刻，最后在1945年8月上旬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中旬，第一个“决议”正式印成党内文件。这样，经过前后近4年时间，这个伟大的历史文献诞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1950年8月中旬，毛泽东致信中央政治局说，《历史决议》“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的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9页。】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最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正式出版，首次见诸于广大公众。

这个公开发表的“决议”作了这样一些重要修改：其一是将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之处一律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当时认为，马恩列斯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不能平起平坐；再就是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提法不感兴趣，他们的报刊在发表我们党的文献中凡是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一律删掉。为了中苏团结大局，“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统统改了，并且直到党的八大都不提毛泽东思想。其二是在“决议”中点了王明、博古的名字，这是出于点名平衡的考虑。因为在“决议”中，所犯错误没有他们严重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点了名，不点他俩摆不平。其三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分量，出名次数增加不少，这也是为了中苏关系大局。其四是将左倾路线的“左”字都打上引号，规范用语，沿用至今。此外，在用语上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暴动”改为“起义”等。目前公开出版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各种版本，都坚持了毛泽东修改过的定本，并没有恢复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党内文本。就提毛泽东思想而言，我们党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在1969年党的九大又写入党章，继续坦荡地坚持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奋勇前进。

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第一个“决议”是伟大的历史文献，并不是说它没有丝毫缺点。毛泽东本人也说过，“这个决议案，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5、323页。】胡乔木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个“决议”的起草、修改、定稿和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所有工作。他在1986年1月指出：“《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8页。】此外，《决议》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也有不妥（第三个决议已改为“右倾投降主义”）。但是如第三个“决议”所指出的，“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拙文指出这一点，是因为笔者参与《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写作时对这个决议的情况有比较多的了解，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研究者能够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这个伟大的历史文献。指出它有缺陷，正如指出太阳有黑子一样，丝毫不影响太阳照亮地球的伟大能量，不改变它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决定性条件。笔者以为这是正确对待这个“决议”的科学态度，是正确对待我们敬爱的伟大导师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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