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内涵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

 

【摘要】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新时代新征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就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精髓，在“第二个结合”中把握其理论特质，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他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在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如何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时代价值和重大意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就上述问题讲三个方面：第一，“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第二，“第二个结合”提出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第三，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

（一）传统·“克里斯玛”·“五四”反传统

谈到文化的传承发展，首先要理解“传统”这一概念。什么是传统？学术界认为，传统是人们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对于“传统”这一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物质传统，如历史建筑、纪念碑、历史景观、雕塑、绘画、书籍等；二是精神传统，包括人类以往创造的制度、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无形的精神产品，比如儒家思想传统、文人画传统等。在精神传统中，有一个概念叫实质性传统。实质性传统是指崇尚过往的成就智慧和制度，并主张把过去继承下来的行为方式视为楷模和指南的倾向，比如对宗教和家庭的感情、对祖先和权威的敬重、对家乡的怀恋之情等。

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一般是指历史上那些具有超凡能力的英雄和先贤，这些英雄和先贤往往是传统的象征和符号。比如，中国古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大禹；对社会和人生具有超凡睿智和洞察力的孔子；发明文字的仓颉是中国传说中的一个人物，他长着四只眼睛，两只洞察世间万物，两只识别审查事物。美国学者希尔斯教授在《传统》一书中认为，在社会中行之有效的道德伦理、法律、规范、制度、象征符号等都或多或少地被注入了某种“克里斯玛”特质。这正如康德所说，令人敬畏的事物莫过于头上的星空和人间的道德规范。

每一次社会大变革，首先受到冲击和质疑的就是代表传统力量和规范的“克里斯玛”，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就鲜明地体现了反传统的特点。

（二）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深刻变化

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都是持批判传统文化态度的。这里有一个背景，曾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堕落为一个狂热的尊孔复辟派。1913年11月，康有为致电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尊圣卫道”“令学校读经”。这与企图复辟称帝的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对于袁世凯、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做法，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进行了强烈抵制和反对，并由此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孔子与宪法》一文，明确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1923年，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成为党的机关刊物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

那么，青年毛泽东对传统是什么态度？1919年，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他在阐发与论述该学会章程中的“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时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可见，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青年毛泽东跟“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跟党的早期创始人和领导人的态度完全一致。

随着我们党对传统文化认识的逐步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提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文艺领域要坚持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毛泽东同志提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

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总体持批判态度并没有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更是登峰造极，提出要同传统文化作最彻底的决裂，要把传统文化统统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提出批判孔老二，“破四旧，立四新”。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打砸烧毁传统文化遗产遗物的现象，其损失难以计数，堪称文化浩劫，民族灾难。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198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04年8月，中国成为第六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发布。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发布。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越来越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曲阜市考察时，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拿起桌上摆放的《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两本书，一边翻阅一边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怎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第一，制定相关政策。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制定发展规划，落实重点项目。2021年，中央宣传部正式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以下称《规划》）。《规划》明确了23个重点项目，包括15个原有项目，8个新设项目。15个原有项目包括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国家古籍保护及数字化工程、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戏曲传承振兴工程等。8个新设项目包括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中华古文字传承创新工程、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城市文化生态修复工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程。截至2023年6月，我国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截至2023年10月，全国共有142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487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200余片。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再有，我国还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建立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文明探源和考古工作等方面也取得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第三，注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相结合。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要发挥传统和现代节日的涵育功能，大力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利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重要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健康、富有价值内涵的民俗文化活动，引导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进家国情怀。《纲要》提出，各级各类媒体要聚焦爱国主义主题，创新方法手段，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使爱国主义宣传报道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有情感、有深度、有温度。

（四）“第二个结合”的系统阐述推动了理论和制度创新

第一，推动了理论创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那么，“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意义是什么？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来源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源头活水，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同时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指明了方向。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原理只有深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根脉，融入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国式现代化才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的提出和深刻阐述，使我们文化视野更加开阔，激励我们将中国实践转化为中国经验，将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努力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又追求思想上的不断拓展和超越，更好担负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文化使命。

第二，推动了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时强调，“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德尊法”思想。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是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与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这些方面进行了继承和弘扬，这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第三，激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促进了文化繁荣发展，满足了公众文化消费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让传统文化为当代社会服务，为解决发展服务，为民生服务。特别是近些年，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活力、魅力得到了极大激发。比如，平遥古城有2800多年的历史，在2.25平方公里的城内保存着300余处文物、近4000处传统建筑，大量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活态传承。1997年12月3日，它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大型情境体验剧《又见平遥》至今已演出了十年。

第四，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怎样“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这是文化传承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多年来，很多经典节目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比如《典籍里的中国》《寻古中国》《中国诗词大会》《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精品节目，都有很好的收视率以及市场的良好反响，这与年轻人喜爱优秀传统文化、愿意接触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大关联度。“洛阳牡丹花会”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节庆期间，洛阳大街上有很多穿着唐装、汉服的年轻人。不仅是在洛阳，在其他地方的景点我们也经常能看到年轻人穿着苗族服装、彝族服装，这也说明对于年轻人来讲，文化主体性在不断地增强。

二、“第二个结合”提出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

（一）“第二个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寻找理论支撑

马克思指出，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段话有些佶屈聱牙，其核心意思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一定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对于这个变化，马克思认为其是世界性的。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了“世界的文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认为，现代化具有时序性，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落后国家的明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对于马克思的这样一段描述，改革开放以后，其实我们是有讨论的。邓小平对此的态度是不争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通过实践来探索。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是需要在理论上解决的。

对于这个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找到了新的思想来源和动力来源，这就是“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我认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就包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找到了理论支撑。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第二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寻找定位

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又引发了各国重视本土文化的热潮，并成为国际潮流。

那么，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本土文化、民族特色？对中国来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一定是基于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我们现在说的制度失效，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文化的问题。推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要注意体制机制是要和文化相适应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怎样在深厚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基础上，更好保持自身特色，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三）“第二个结合”是解决国内改革开放伴随的诸多问题的需要

从国内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背景。第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没有得到同步提升。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同时也还面临许多问题，比如，怎样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幸福指数，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二，对于传统文化，究竟应该传承什么、摒弃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对中国来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基础。

三、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是反映社会进步的晴雨表。比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起点是重新发现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一时期强调以古典为师，思想空前活跃，人才辈出。可以说，文艺复兴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很好地发现传统、发掘传统的价值，对社会进步就可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范例。比如，唐宋时期有一场由韩愈、欧阳修领导的文化运动——古文运动，强调取法古文。韩愈曾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因为唐代盛行骈文，对华丽辞藻的追求胜于对内容的追求，而韩愈则厌恶这种文风，于是他倡导要学习古文，提倡文以载道，表达方式要言简意赅，文风要质朴。这场古文运动对此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了堪称典范的“唐宋八大家”。

但是，盲目崇古、复古也会带来灾难，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不少见。比如，王莽的“托古改制”，就带来了社会灾难。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这种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因此，传承传统文化有进步的作用，但是盲目崇古、复古则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有几个问题是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加以深入思考的。

第一，正确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把中华传统文化等同于汉族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这是需要纠正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确实是最为重要也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但中华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中华传统除了儒家文化，也包括道家文化、法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佛教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也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宋明理学关于天理和性、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论，以及主静、主敬的修身方法，都直接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佛教的将宇宙本体（真如、实相、法性）与心性（佛性、真觉本心）相沟通的“理”概念的提出，禅宗的“即心是佛”“识心见性”的解脱论，直接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是深入到文学的各个领域，例如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有佛学的理念：孙悟空无论上天还是入海，甚至自称齐天大圣，但也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又如《红楼梦》中开篇就是一个僧人和一个道士的对话，贾宝玉最终出家，荣华富贵一切皆空。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有统计，汉语词汇有三分之一取自佛教或受佛教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还包括生活在中国这块版图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从来都是一个众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是众多民族文化共同绽放的大舞台。不论是处于分裂，还是大一统时期，不论是汉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其他民族统治的王朝，历史上的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包含了众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当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是多民族汇聚的文化。

第二，既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共同点，也要讲清楚不同点。要加强学理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话，找到结合点、互补点，这是学术界要完成的重大课题。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就是共同点。同时，也应该讲清楚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比如所处的时代不同。

第三，科学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迫切需要科学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儒家文化为例，儒家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那么儒家文化如何服务于当代社会？比如，强调“修己”，学习“做人”，注重人的内在自觉性和自我人生境界的提升，强调个人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注重理想人格的自我锻炼，这样的儒家文化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积极的文化因素，是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最有生命力的地方。孔子说，“仁者，人也”，仁作为一种品德，是人的本质。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说的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若无这四端，便不配称其为人。这些都是一个人的人格道德，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做人的道理。这些在当代社会依然非常有价值。

第四，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三点：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在秉持开放包容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怎样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这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

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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