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长云：《国语》的史料价值及历史教育意义

沈长云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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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语》的性质与体裁

《国语》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极其重要的史学著作，其记载内容主要围绕春秋时代的史实展开，同时亦涵盖部分春秋以前的历史事件。由于该书中的许多记叙与《左传》相互补充，故前代学者有时直接称《国语》为《春秋外传》，而将《左传》称为《春秋内传》。至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首次将《国语》归入“六家”不同史学体裁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国别史”之首。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国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编年体史书，以国家分类也不是其主要特色。《国语》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记录“语”的集子，而“语”字本义含有议论、讨论之意。据《说文解字》所述，“语，论也”，“论，议也”。因此，《国语》实际上是一部汇集了西周及春秋时期各类人物关于国家政治、社会历史、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言论和讨论的书籍。

这种对《国语》性质的理解，在古代学者的研究中早有体现。例如，汉代刘熙在其著作《释名·释典艺》中就将其定义为记载各国君臣间言语谋议得失的书籍；三国时期的韦昭在注释《国语》时更明确指出，该书收录的是“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综上所述，《国语》实质上是一部汇聚西周及春秋时期贤士大夫们针对国家政治、社会历史、道德人伦等议题发表的有益言论和讨论的总集。

此外，《国语》作为收录前人有关政治历史言论的文献，在体裁上还具备一个鲜明特征，那就是它的记言与记事紧密结合。《国语》中每一条前人的议论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是当时贤士大夫们针对所面临的重大军国事务提出的谏议、建议或评论。这就形成了《国语》以“语”为主导，融合事、语于一体的独特风格。得益于此种风格，《国语》记载了大量的西周及春秋时期的重要史事和人物，从而成为与《左传》并驾齐驱的，关于春秋及以前社会历史最重要的史籍之一。

二、《国语》的史料价值

《国语》与《左传》作为我国最早的两部史学巨著，承载了我们民族上古时期丰富而宝贵的历史记忆。相较于《左传》以记事方式展现春秋各国历史，《国语》则主要通过记录言论来反映春秋时代风貌。许多《国语》篇章是以《左传》记载的史实为背景进行深化的，如《国语·晋语四》叙述晋公子重耳流亡事迹时，补充了重耳与其随从狐偃、赵衰等人的对话内容，使得这一历史片段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除了共有的主题，《国语》还囊括了许多《左传》未曾详尽记载或仅一笔带过的史实。例如，《国语·周语上》详细记载了西周穆王至幽王各个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尤其是《国语·郑语》中关于郑国东迁以及两周之际王室衰败混乱的情况，在《左传》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若无《国语》的这些记录，西周众多关键史实恐将永远沉寂于历史长河之中。

即使在春秋时期的记述中，《国语》也保留了许多《左传》未予重视的历史片段，比如管仲在齐国推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相地而衰征”“参其国而伍其鄙”，以及晋国赵简子、赵襄子启用贤能并与韩、魏两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等等。

尤为珍贵的是，《国语》借春秋时人之口，追述了大量西周以前，包括夏商乃至五帝时期的先祖和传说。在这方面，《国语》与《左传》同样重要，两者共同为我们民族保存了丰富的历史遗产。相较之下，《国语》对我国上古时期历史的记载似乎比《左传》更加丰富具体。例如，《国语·晋语四》讲述了黄帝与炎帝起源的故事，提及黄帝、炎帝诞生的姬水和姜水，以及黄帝后代子孙的姓氏来源；《国语·鲁语上》记录了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到文王、武王各代圣王的功绩；《国语·楚语下》描述了颛顼命重、黎二人“绝地天通”的神话。这些均为研究我国五帝时期历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对于夏代历史，《国语》虽记载不多却极其珍贵。如书中提到大禹治水，《国语·郑语》称，“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国语·周语下》更是指出由于禹成功治理洪水，“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关于禹治洪水的记载，并首次将禹与夏王朝建立直接关联。同时，《国语·周语下》还详细阐述了禹采用“高高下下，疏川导滞”的方法治理水患，这应是关于夏代历史最原始且可信的记载。

至于商代历史，《国语》虽然涉及不多，但记载却十分可靠。其中提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国语·周语下》），这里的玄王即指商族始祖契，自契至商汤正好十四代；帝甲又称作祖甲，自祖甲至商纣王帝辛，也恰好历经七代，这些都与史实相符。此外，《国语·楚语上》记载了商王武丁默默思考治国之道，最终寻得贤臣傅说辅佐的生动故事，此亦符合商代历史的实际状况。

三、《国语》的历史教育意义

《国语》实质上是一部汇集了先贤士大夫对时政和伦理道德深入探讨的言论总集，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教育人们如何治国理政及修身齐家的角色，如《国语·楚语》中记载楚国大夫申叔时对楚太子师傅的建议，“教之（指楚太子）《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这表明，在春秋时期，《语》已然被政治家们作为教材，用于教育下一代理解和传承先世的政治智慧与民本理念。

《国语》中所载的治国理政原则及为人处世之道，虽然多为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礼仪制度和伦理主张，其初衷在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社会秩序，但通过批判性继承，剔除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封建糟粕后，大部分内容仍可为我们当前的思想建设与国家治理提供借鉴。以下是一些核心要点：

一是“保民”“恤民”以及丰富民众财用的理念。《国语》开篇即强调“保民”的重要性，祭公谏穆王勿征伐犬戎时指出：“先王耀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这些论述反复围绕“民”字展开，倡导减少武力征服，将更多精力放在保障民生、促进经济发展方面。

二是对农业的高度关注。《国语》提倡“民之大事在农”，要求国君每年春初都要参加亲耕籍田仪式，体现出“唯农是务”的政策导向。书中记录虢文公劝阻周宣王放弃参加藉田仪式的事件，认为此举会导致“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甚至将周王朝走向衰败的千亩之战的失败归因于宣王不再亲耕，足见《国语》对于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

三是主张倾听民意，接纳民众的意见。《国语·周语》中有邵公劝谏厉王压制舆论的篇章，指出厉王因其暴虐行为而招致国民非议，邵公警告他：“民不堪命矣！”然而厉王反而指派卫巫监视批评者，“以告，则杀之”，导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恐怖局面。邵公再次警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然而厉王并未采纳忠告，最终三年后爆发民众暴动，将其逐出京都彘地。

四是对残害民众的暴君污吏进行严厉谴责。例如，对建造章华台的楚灵王，《国语》借楚国贤大夫伍举之口，批评他滥用民力自肥，只会造成“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的局面，预示着楚国将陷入危机；又揭露楚令尹子常贪婪无度，如同饥饿的豺狼只知道聚敛财富，这种积怨日深的行为必然导致亡国之祸。值得注意的是，《国语》在最后都揭示了这些暴君污吏悲惨的结局：楚灵王死于楚国内乱，子常则因吴楚战争失利逃亡国外。

总之，《国语》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的经典之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学、哲学、教育等价值，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作用。学习和研究《国语》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也能够为现代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国语》作为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这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推动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刘宇同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4/0130/12205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