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

 

【摘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形势以及国家发展内在需要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本质特征，即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三位一体，深刻指出了党、人民和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它系统阐述了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的新发展新变化，通过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十个坚持深刻反映了国家安全的总体性、系统性和复杂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在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把国家安全提高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进一步突显了国家安全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意义，因而赋予了更大的使命感、责任感、时代感。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大特点，既强调机遇意识，要求我们要有战略自信，增强战略定力；同时又强调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要我们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下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出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

一、全面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理论上呈现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体上有以下五个节点：（1）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首次富有创见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2）在党的十九大，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写进了十九大报告，写进了修改后的党章。（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4）2020年12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十点要求，也就是“十个坚持”，标志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正式形成。（5）党的二十大报告，国家安全作为报告的一个独立章节予以专门论述。

全面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需要把握好三大理论表述：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十个坚持，这是我们理解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基本内涵和外延的金钥匙。

五大要素。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大要素以最简明的语言回答了国家安全是什么，怎么做，其实就是揭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推进路径。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两点：一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人民属性，体现了我们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初心和使命；二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这体现了国家安全的政治属性和中国特色。比如，维护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这是我们国体政体的必然要求，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总体国家安全，既要解决大国崛起进程中面临的一般安全共性问题，更要解决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面临的特殊安全难题。

五对关系。即五个统筹，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统筹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五对关系，集中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维、总体思维、辩证思维。

十个坚持。这是2020年12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十点要求。十个坚持里面，有三个重要关键词。其一，“能力”。安全在属性上，既是一种状态，客观上没有来自内外的重大威胁；更是一种能力，有能力捍卫国家安全，抵御内外风险挑战。其二，“工具箱”。我们在部署重大工程，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解决重大安全事故的时候，需要统筹资源、统一指挥、协调行动。其三，“塑造”。塑造安全态势的能力，这就是强调预见、前瞻、谋划、运筹、主动。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面对内外安全风险和挑战，小国重应对，大国重维护，强国重塑造。应对，讲的是防御；维护，讲的是守成；塑造，讲的是积极主动作为。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习近平总书记注重战略运筹，强化战略塑造，善于下“先手棋”，善于打“主动仗”，着力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挑战。

要全面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还需要系统把握五点内容：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着眼民族伟大复兴，着力化解新时代新阶段我国发展和安全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

二十大报告重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只是体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上，还体现在发展和安全能力的不匹配上。

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比如，经济发展与科技能力之间就存在不平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工业规模世界第一，货物贸易世界第一，服务贸易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使用外资世界第二、对外投资世界第二。但我们还有三个“关键”没有完全掌握：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关键工艺。于是在很多领域还面临卡脖子的风险：高端芯片、高端材料、工业软件、精密仪器、化学试剂、农业种子。

中国芯片一年进口额度超过4000亿美元，其中高端芯片严重依赖进口。我国常用12万种实验试剂，自己只能生产3万种，且高端试剂几乎全部进口。高端医疗装备主要依赖进口，重要专利药物市场多数被国外公司占据。医疗领域有个特殊的“GPS”现象，即通用（GE）、飞利浦（Philips）、西门子（Siemens）三家公司长期把控中国70%的高端医疗设备市场。

海外利益快速增长与保护能力之间也存在不平衡。疫情之前，内地出国（境）达到1.5亿人次，包括外出务工500万，留学生160万。2.8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5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7.9万亿美元。但当前世界并不安宁，地区动荡多发，恐怖主义阴魂不散，经济和法律风险也层出不穷。人财物在大规模走向世界，要求我们有办法来维护自身海外利益安全。中国人走到哪里，中国利益拓展到哪里，中国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应该延伸到哪里。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其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其二，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要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都是不现实的。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没有发展的安全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世界百年大变局，旨在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指导思想。理解世界百年大变局，需要注意两点：其一，世界大变局是一个名词，即它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动词，表示的是一种变化的进程和趋势。这就要求我们有前瞻，有预判，有谋略，甚至主动参与和塑造这一进程。其二，世界大变局在本质上是国际格局之变，更是国际秩序之变。国际格局，讲的国际主要力量的对比，是一种力量的结构，而国际秩序则是讲的这种力量变化带来的规则、观念、标准、话语、影响力的变化，必然带来新旧力量、新旧思潮、新旧规则的激烈碰撞。国际秩序之变关乎国际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

世界大变局，是“变”与“不变”的结合。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就是时代潮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但国际秩序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动荡冲突频仍，大国竞争在某些领域不断加剧。当前时代是国际秩序的变革期，自然也是风险的增长期、动荡变革期。我们既要学会如何应对变局，更需要思考如何推进、塑造、引领变局。

这种不确定性，首先体现在世界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拜登政府在2022年相继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前者在于扶持美国芯片制造，后者在于扶持新能源特别是电动汽车。一个涉及“芯片工厂”，一个涉及“汽车工厂”，加上美国原有的“飞机工厂”，三大工厂，这是制造业的三大重要基础。美国推出两个法案，诱惑力在哪？一是减税，二是提供巨额补贴，涉及几千亿美元的金额。德国汽车宝马、大众，化工巨头巴斯夫、赢创，制药巨头拜耳，工业巨头西门子，相继宣布扩大对美投资。2022年，估计35万份就业机会回流美国。美国的做法是典型的“美国优先”，在本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其后果是撕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刺激各国相继提高对企业的补贴，扰乱国际自由贸易秩序。

世界大变局的不确定性，还体现为大国竞争，最突出的表现是俄乌冲突。这场冲突到底对国际秩序变化意味着什么？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是冷战结束以来亚欧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裂变，是影响21世纪全球战略平衡的重大事件。这次俄乌冲突早已溢出欧洲，对世界的影响远比2014克里米亚危机更大，远比2001年阿富汗战争的影响更大，也远比1991年的海湾战争更大。它显著加剧了大国间的全面对抗，而大国实力消长直接影响了全球战略格局的稳定，战争的外溢效应还直接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和世界经济，而它可能引发多个国家加强军备建设，一些无核国家拥核的意愿会明显增长，恶化国际和平与发展的总体环境。

对当前世界变局乱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专门论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大安全观”，实现了国家安全内涵外延、时空维度的历史性拓展

所谓内涵外延的历史性拓展，即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关注传统安全问题，也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经济、金融、科技、生态、粮食、能源，且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所谓时空纬度的历史性拓展，即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关注传统边疆问题，也关注新边疆、高边疆问题。“新边疆”“高边疆”问题，就是我们此前不那么熟悉的深海、极地、太空、网络、信息、生物、人工智能等新型安全问题。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国家安全的时空领域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国家安全的时空边界越来越模糊，安全全球化、安全外空化、安全虚拟化、安全联动化越来越突出。

这次俄乌冲突，其实给世人上了一课。我们看到，在战场上，是现代军事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对决。在战场后方，是金融战、贸易战、科技战、信息战、舆论战，是西方全面的集体制裁。自此之后，信息、技术的自主可控，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内宣外宣都将被更加重视。随着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大国竞争制高点也在不断地发生位移。5000年前帝国战争讲的是制陆权，掠夺别人的土地、财富和人口；500年前列强争霸讲的是制海权，控制主要的航线、海峡和港口；50年前大国竞争讲的是制空权；现在则更加强调制网权、制太空权、制生物权。

习近平总书记因此强调，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国家安全风险不会随着你的发展而消失，相反，很多风险和挑战恰恰是因为你发展了，它才出现。同时，国家安全纬度增加了，领域增加了，但我们维护安全的能力和手段还跟不上，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系统思维，着眼认识化解“风险综合体”带来的挑战性复杂性

这里有个关键词：风险综合体。今天的风险挑战，一方面是风险要素不断增加，新的安全领域、安全形态、安全威胁、安全挑战不断涌现。但更关键的是，各种风险要素相互传导、叠加、共振、放大、升级。我们要有系统思维，准备“工具箱”，打好“组合拳”。

风险综合体呈现六大效应：一是“倒灌效应”，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境外输入性风险日益增多，已成为影响我国安全稳定的外生变量；二是“合流效应”，各种敌对势力同流合污、勾联聚合，呈现“敌独合流”“内外合流”“新老合流”的“三个合流”新动向；三是“叠加效应”，重点领域群体利益诉求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叠加，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实际利益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政治性问题与非政治性问题交叉感染；四是“联动效应”，各类风险流动性加快、关联性增强，呈现出境内外互动、跨区域联动、跨群体聚合的新动向；五是“放大效应”，互联网成为风险的策源地、传导器、放大器，一件小事情都可能形成舆论漩涡，一些谣言传闻经煽动炒作，极易使“茶杯里的风暴”骤变为现实社会的“龙卷风”；六是“诱导效应”，一个地区发生的问题容易导致其他地区仿效。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完全解决，如果持续发酵，在外部输入性风险的诱导下，就有可能升级放大。

风险综合体强调的，就是各种安全风险要素相互传导、叠加、共振、放大、升级。特别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在新媒体、自媒体时代，一件很小的事、一件非政治性事件，但极容易扩大升级为重大舆论事件，甚至是政治性事件。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要着力防范：小风险演变为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变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经济风险演变为社会政治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演变为传统安全风险，国际风险演变为国内风险。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特色，集中体现在“总体”二字上。其理论内涵有二：

其一，“总体”是一种理念，强调国家安全的全面性、系统性、联动性。今天的国家安全，它的要素显著多元，显著增多，安全像血液一样渗透到我们的方方面面，除了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政权安全，像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安全，安全领域显著拓展、安全议题显著增加、安全形式显著多元。另外，安全要素不只是增加了，更关键的是，这些安全要素之间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很多时候还会相互转化。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像人体一样，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独立而又统一。现在的国家安全，早已不是各种安全的一个拼盘，一个大杂烩，而是各领域安全的有机统一，高度联动，高度交融。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强调安全的全面性，但不是全部，我们不能把安全问题泛化，不能把什么问题都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一定要明确一个清晰的边界。

其二，“总体”也是一种方法，强调国家安全的科学统筹和综合施策。面对这种复杂的风险综合体，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编织一张布满重要节点的大网，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特别是在当前我们还面临安全能力短板的时候，就更需要发挥好这个系统，发挥好“1+1>2”的体系化作战能力。也就是当重大风险、重大危机来临的时候，它首先面对的是我们这个系统，我们这个体系，绝不能让它从某个点上一下把我们打穿了。所以，维护国家安全，不仅要维护好各个领域的安全，更要维护好系统和整体的安全。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全面、系统、联动的思维。

 

二、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这是今后五年及更长时期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

（一）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加强党对国家安全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根本原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十个坚持”中，习近平总书记首先强调的就是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统筹协调，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国家安全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这是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民族复兴的根基，自然需要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要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从根本上维护好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为加强党对国家安全的绝对领导，党中央在2014年1月24日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从国家全局的高度统筹协调国家安全工作，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顶层设计，健全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建设，强化国家安全工作的体制机制保障。

（二）全面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建设

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全面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国家安全工作的协调机制。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仅以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建设为例。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提高国家安全法治化水平，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我们以新版《国家安全法》为统领，加快形成一套立足基本国情、体现时代特点、适应战略安全环境，内容协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法律名称

公布时间

施行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014年11月1日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新版）

2015年7月1日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2015年12月27日

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2016年4月28日

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2016年11月7日

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

2017年6月27日

自2017年6月28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2017年9月1日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2020年6月30日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2020年10月17日

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2021年6月10日

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2021年2月10日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2021年8月20日

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2023年6月28日

2023年7月1日起施行

这张表，反映的是自2014年以来我们通过的部分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我们很多新的法律法规的出台，都是因应当下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新趋势，其目的就是要用法律武器来捍卫国家安全。比如，为有效应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以及乱港分子破坏香港稳定的严峻现实，我们通过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改变香港地区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状况，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轨道上推进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暴发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就是要把维护生物安全纳入法治轨道，建构起体系完整的生物安全保障体系。面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加大了信息技术领域的立法工作，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把信息技术的科学管理纳入了法治轨道。

再比如，在对外经贸领域，美国“长臂管辖”是需要高度重视的现实风险，为应对美国“长臂管辖”，我们就需要建立反长臂管辖的机制，在国家层面加强立法和行政保护，主要构筑了“一盾”“三矛”的防护体系。“一盾”，即《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2021年1月）。“三矛”：《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202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202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2021年6月）。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领国家安全工作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鲜明的人民属性，着眼增强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做到以下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坚持国家安全的人民导向。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国家安全工作的方方面面，这是党的性质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二是坚持国家安全的人民基础。人民是国家安全的力量源泉，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始终强调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要求国家安全工作必须依靠人民，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必须充分动员人民的意志和力量。

何为人民？人民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集体概念（people），也是由无数个群体、具体的人（individual）组成的。首先，需要关注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全国出租司机300万，网约车驾驶员500万，快递小哥500万，保安群体500万，卡车司机3000万，建筑业工人5000万，退伍军人5700万，各类残疾人8500万，毕业大学生每年1000万。其次，还需要关注那些关系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产业、行业，诸如社会治安、防汛抗旱、蔬菜粮食供应、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等。

我们常说，离开人民群众就一事无成，这是说，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只有始终与人民在一起，才会不断发展壮大。我们还说，离开人民群众就有生命危险。只有与人民群众在一起，我们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四）提高公共安全和社会治理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不出事。这就需要做到事前预防：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公共安全涉及的主要领域和主要举措：推进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例。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这是因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灾害的高风险区。本世纪以来，我国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元，因自然灾害每年大约有3亿人次受灾。

二十大报告还专门论述了如何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看是否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是否有效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是否有效提高法治保障水平。这就需要做到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二是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三是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五）着眼全局而又聚焦战略重点

“总体性”和“辩证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特色。总体国家安全观首先意味着一种思维方法，要求以辩证、系统、联动的思维，认识到国家安全威胁的高度复杂，认识到国家安全要素的相互联动。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一种工作方法，要求国家安全工作要全面统筹、协调推进，又要注重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着重关注带有战略性长期性根本性的安全问题，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紧迫的安全问题。

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11种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即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此后，鉴于安全形势的发展，金融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粮食安全，以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领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重点领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

其一，政治安全。如果说，重点领域是主战场，那么政治安全就是主阵地。坚持政治安全为首要，以政治安全统领推进各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

政治安全，主要是指政权稳定、主权完整、政治制度的延续，以及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发展。当前，意识形态风险主要集中体现为颜色革命风险，即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以及对我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在我国快速发展以及西方治理问题不断涌现的大背景下，部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自信有所减弱，对华意识形态防范和干涉不断抬头。意识形态在冷战结束三十年后重回大国竞争的焦点位置，成为当前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但总体来讲，随着党和国家的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颜色革命的风险不大，但是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仍然存在现实的风险。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次不成功的颜色革命。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要抓住两个关键群体：一是广大年轻人；二是党员干部群体，包括理论和教育工作者。要着眼两个阵地：一是网络舆论阵地；二是学校教育阵地。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他还强调，要牢牢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被边缘化了。

我们还要注意到，意识形态建设，其实也是文化安全问题。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为此，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其二，经济安全。这是基础性安全，是指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重大经济利益不受侵害，不断提高国家的经济整体实力、竞争力和抵御内外风险的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部分高新技术领域也有突破性发展。同时应当看到，我国部分农产品、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生产还难以满足国内需求，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原油、铁矿石、精铜矿对外依存度超过70％。科技领域还存在短板和弱项，一些领域还面临“卡脖子”的风险。

这就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关键产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在电子信息、生物、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在5G、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领域积累更大优势。对个别重大产业技术问题，要探索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有效利用市场化手段，对重大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进行攻关，逐步实现重大产业技术的逐步自主自立。

其三，外部安全问题。在国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今天，国家安全建设必须有效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以“亲诚惠容”理念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提出推动构建均衡稳定的大国关系新框架，提出秉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提出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中国通过一系列外交倡议，即价值倡议、规则倡议、方案倡议，推动了国际共识的塑造，增进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世界大变局下，我们还要讲谋略，重运筹，在国际关系大分化大重组中始终保持有利战略态势。当前亚太地缘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地缘经济格局与美国主导的地缘安全格局之间存在巨大断裂，这一裂痕仍有继续拉大的变数和可能。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美日印澳四国准联盟的走向及东盟国家的相关反应，防止周边地区地缘战略压力出现显著上升。同时继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利益和情感交融，增加对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编织起更加紧密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人心相通的命运共同体，不断提升在周边地区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中国还要注重弘扬国际统一战线思维和伙伴关系思维，不断深化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不断巩固战略依托，扩大战略回旋空间，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制衡美国及其个别盟友对中国的可能阻遏，在世界大变局中舒展中国外部环境并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中国不会搞军事同盟，但也需要战略上的助力。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是新形势下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体现了我们党奋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智慧和使命担当，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要创造性历史贡献，是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把国家安全工作列为专章进行论述，而且再次强调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国家安全建设，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国家安全角度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开辟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新境界

总体国家安全观清晰勾画了国家安全的长远目标，即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本质特征，即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三位一体，深刻指出了党、人民和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它系统阐述了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的新发展新变化，通过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十个坚持深刻反映了国家安全的总体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它突出强调要塑造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指出要加强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建设及法治建设等重大战略部署。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障。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弘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敢于斗争而又善于斗争的精神品质

中国共产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就是对党、国家和民族的使命、责任和担当。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期推进，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可期，但越是接近目标，前进道路面临的阻力可能越大，面临的挑战可能越多，就越需要有忧患意识。当前尤其重要的是，要坚持底线思维，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这是增强忧患意识的根本要求和集中体现。习近平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凡事从最坏处准备，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预案做得更周密，注重“托底”“守底”“保底”，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至少在出现重大风险之时扛得住、过得去、打得赢。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

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安全理念，坚持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相统一，走共同安全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场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就是呼吁，国际社会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霸权思维、零和思维，树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观念，通过增进互信培育国际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走出一条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追求，就是建立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核心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才会好，大家好才是真正好。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庄严承诺，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国际责任，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减贫，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承担了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中国一再承诺，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推动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治理的贡献者、国际秩序公平公正的维护者。中国发展造福自身，也正在惠及世界。

责任编辑：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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