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摘要】“两个确立”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体现党的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结晶；承载着新时代党的新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和理论指引；凝结着党的制度建设的艰辛探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凝结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智慧的集中体现。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两个确立”重在悟，“两个维护”重在做。只有悟得深刻，才能坚定、自觉做好工作。所以，悟是前提。

确立领导核心与确立指导思想的内核是一致的。领导核心是指导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我们党的领导核心的使命是引领党的事业不断前进。引领党的事业不断前进就要破解、回答时代课题。领导核心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出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找出道路后，还需要用思想、理论来说明为什么走这条路、怎样走这条路。所以，伟大事业需要领导核心，伟大实践需要科学理论。可以说，无产阶级领袖既是人类解放事业的领导者，又是科学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一、“两个确立”的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前进和变革的决定力量，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引领作用归根到底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实现。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理解领袖与群众关系最重要的一句话。“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理论前提就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理解“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有两点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每个人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有大有小。比如，在一个工作单位中，有的人在领导岗位，起组织作用；有的人在关键技术岗位，负责技术研发；有的人在辅助岗位，做日常工作。第二，人民群众要组织起来，才能创造历史。

如何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列宁曾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如何理解“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句话？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

可以看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有两点很重要：一是领袖是在群众之中，而不是在群众之上。领袖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二是领袖是在群众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回顾历史，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领导人，都是在实践中经过不断磨炼成长为一代伟人的。这也就能印证，马克思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列宁也曾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工作室的椅子上与世长辞。恩格斯在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这句话体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领导核心作用的肯定。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革命胜利后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马克思恩格斯都对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进行过深刻总结。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革命胜利后组织新政权、维护新政权、建设新政权都需要权威。恩格斯则指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他强调，“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以列宁为政治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在共产党执政后，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更要重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他认为必须牢固树立工人阶级的领袖权威和政党形象，坚决反对一切不利于党的团结统一的党内派别活动，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容许的”。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可以没有领袖。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列宁凭着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和强大影响力，亲自制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亲临一线指挥，才有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同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出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才“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才“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实际组织经验。”无产阶级领袖既是实践家，也是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南。列宁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创立了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而，这一科学理论到了中国，就要实现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党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推进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党的独创性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功开创、坚持、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道路方向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任务问题、“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主体力量问题，提出了许多原创性思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坚强的领导核心、科学的理论指导至关重要。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9800多万党员的大党、有着56个民族和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党中央没有核心、全党没有核心，那是不可想象的，是很容易搞散的，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党中央有核心、全党有核心，党才有力量。

 

二、“两个确立”的历史依据

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把亿万人民团结和凝聚起来，一次次跨过急流险滩，一次次战胜困难危机，主要是从历史中寻找智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确立党的核心、确立科学理论指导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确立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决定性意义

党没有自己的核心、没有自己的理论，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加之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严重影响，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一个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先后犯了一次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导致苏区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力量损失几乎百分之百。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有了自己的核心，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但是，全党真正认识到维护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先后遭遇了两次重大挑战。

一是与张国焘的斗争。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局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权欲膨胀，悍然南下，另立“中央”，公开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分裂危机。在革命形势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人沉着应对，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为保证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是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否定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在党内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他在武汉领导长江局期间，又屡屡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不经中央同意就擅自发表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和声明，公然挑战中央权威，极大地干扰了党在华中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这种不尊重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行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针对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行为，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在纠正王明右倾错误的过程中，维护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权威进一步成为全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经过延安整风，从中央领导层到全党都“空前一致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1943年党中央确立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实际组织经验”，“把实践家同理论家集于一身”。无产阶级领袖既是人类解放事业的领导者，又是科学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党的主席，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七大党章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一切工作的方针，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历史实践表明，党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确立邓小平同志核心地位、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决定性意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当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兴起，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与世界差距逐渐拉大。“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如果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政治风波后，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990年12月，他再次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历史实践表明，党确立邓小平同志的核心地位，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确立习近平同志核心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决定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全党的核心、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由党面临的形势任务所决定的，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证明了的。

从历史看，一个国家的崛起和现代化进程都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无论早期的欧洲还是后来的美国，直至一些后来居上的亚洲国家都是如此。从现实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是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阶段，我们面临的内外因素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就决定了今后一个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都更加需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都更加需要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只有这样，党才能够统揽全局、一呼百应，形成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完成历史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13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在实践中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都充分说明：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绝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问题，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

三、“两个确立”的实践依据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我们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两个确立”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领会在新征程上必须坚持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和战略布局、战略举措不动摇，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清醒，增强信心斗志，以思想的力量激扬奋进的力量，以理论的主动把握历史的主动，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四、“两个确立”的制度依据

党历来注重制度建设。“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邓小平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确立和维护核心，是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这项制度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是科学合理又有效率的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民主是形成全党意志、作出党的决策的必要程序，集中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制定和贯彻执行的必须程序。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必然要通过党的领袖来具体实现。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指出： “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党的二十大党章中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地贯彻执行”。如何坚持民主集中制？一是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什么是发扬民主？即用人要民主，决策要民主。二是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什么是正确的集中？即决策要集中，执行要集中。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发扬党内民主并不矛盾。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重大决策都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还曾指出，“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关于民主集中制还要强调两点：第一，不能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和集中是浑然一体的，离开民主讲集中很容易讲成个人专断，讲成无限权力。党的领导核心并不意味着无限权力、任性决策，而是担负着为大党大国掌舵领航的重大职责。2021年，中宣部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指出，“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领导核心也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作用，遵守集体领导制度，遵守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这段话指出了两个遵守，一是集体领导；二是法治原则。第二，不能离开集中讲民主。如果光有民主没有集中，那就是分散主义，就是极端民主。

五、“两个确立”的文化依据

各个民族由于其历史发展各异，在其漫长的民族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文化也不相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诞生在商业经济之上，以个人为核心，以正义、法治、分权、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比如，古希腊文明以分散的城邦形态而著称。古希腊城邦是一种政治共同体，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镇，它们独立自主，形成自治国家。这些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逐渐形成，以一个城市或城镇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

曾经的德意志联邦内部有几十个邦和自由市。这些邦国和直辖市，虽然名义上属于同一个国家，但它们之间关卡林立，并存在着不同的商业法律、税收制度以及户籍限制，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工业原料、商品、劳动力在众多邦国之间流动，税收成本、物流成本、管理成本极高。

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则是一种诞生在农业经济之上，以王权为核心，以民本、统一、德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大一统是执政者与民众共同趋向的国家理想，指向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化一统等多重统一。大一统通过编户齐民和建立郡县体系，中央政权能够有效管理和控制国家的边疆和地方，维护国家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

政治制度方面，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达的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是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出土秦简显示，秦国每扩张一处，都要建立从县到乡的基层政权组织。其县乡官吏要负责收税、组织垦荒、统计户口、记录物产，再把这些信息输送到秦都咸阳编册保存。秦吏也不在一地久留，而是数年一轮换。这是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组织方式。在我国封建王朝时代，如果中央政权有力量就能创造盛世；中央政权软弱，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地方做大；二是内生性分裂。所以，总结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确立核心、维护核心是遏制地方做大和内生性分裂的最有力武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但没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没能改变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直到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才把56个民族团结起来，把几亿人民凝聚起来，真正实现了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才使中华民族形成一个完整的命运共同体。经过长期奋斗，我们迎来了由衰落到再度兴盛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处于中国政治架构的顶端和政治运行的枢纽，是中国政治方向的引领者、政治体制的统领者、重大决策的决断者、国家治理的领导者。大党治理大国，大国走向强国，今后一个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都更加需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都更加需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同我国优秀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是融通的。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中国文化传承，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的最新成果。

总之，不论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史，都充分表明，中央政权坚强有力，国家才能富强、安宁、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两个确立”，符合人民利益，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得到了人民广泛拥护，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得出来的宝贵经验。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4/0501/123005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