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福|穿越时空的见证：明清档案的起源与现状探秘

 

韩永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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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档案的存毁

现存的明清历史档案中，明代档案实际上只占了极少的一部分。比如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来说，全部馆藏量是1067万件，但明代档案只有3800多件，连馆藏量的千分之一都不到。而且明代档案也不系统、不完整，根本没有办法和馆藏的清代档案相比。但是为什么它还会合称“明清档案”呢？这个源流要追溯到20世纪初。

20世纪20年代，明清档案刚刚在社会上现身时，大家一般称它“大内档案”。鲁迅先生还写过一篇杂文，叫《谈所谓“大内档案”》。但学术界将其称为“明清史料”。例如，1924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将原来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档案整理会改名称为明清史料整理会。包括后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李盛铎手中购买了《内阁档案》后组织整理，并在1930年开始编辑出版，出版的系列史料也叫明清史料。这是因为北京大学的国学门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学术研究单位，将明清档案视为研究的资料，所以称为“史料”，并用“明清”来合称。

到了1934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修正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这个组织条例规定了明清档案有四项职掌，其中第一条是关于明清档案实录的历史物品的整理编目事项，第二项是关于明清档案实录的历史物品的保管陈列事项。这样，在官方文件中正式提出了“明清档案”这个名称，并一直沿用至今。

下面关于明代档案我想讲三点：

第一，明朝灭亡时档案是否都毁掉了？现在通常的说法是明朝覆亡时，中央的档案在战乱中化为灰烬。现存的明朝档案是清初纂修《明史》时征集来的。清朝在纂修《明史》完成后，认为明朝档案已无用，所以销毁了大部分，只保留了极少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被广泛接受的说法。

这里面实际上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明朝灭亡时档案全毁了；二是清朝为了修《明史》征集了一部分档案；三是《明史》修完后，清朝又销毁了这些档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明朝档案就很少了。

这三个问题，逻辑上是一个递进的关系，看起来是成立的。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通常会引用《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的一段话，即顺治五年九月庚午（九月初九日）的谕旨，要求各衙门“将所缺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以备纂修《明史》。但实际上这个谕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或收到预期的效果。

到了康熙四年的时候，清朝再次重申了征集档案的命令。康熙四年八月十六日，谕礼部提到：“今纂修明史，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著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缺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这条谕旨表明，清初时明朝档案史料并不缺乏，只是天启四年、七年和崇祯一朝的史料有所缺失。这说明明朝灭亡后，尽管经历了一些破坏，如李自成入宫的冲击，但明朝绝大多数的档案都得以保存。

然而，问题在于，后来人们在引用这条史料时加入了主观臆测，甚至对史料进行了改动。例如，有人将这条谕旨的时间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明代，导致了误读和误解。实际上，明朝灭亡时，其档案并未被销毁。

第二，关于《明史》纂修完成后，清朝是否销毁了这些档案。我们知道，《明史》的纂修从顺治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乾隆元年才告竣，历时长达九十年。之后，乾隆皇帝又命令纂修《明史纲目》，直到乾隆四十二年才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明代档案史料作为支撑。因此，可以推断，《明史》修完后，这些档案并没有被立即销毁。查阅《清实录》等清代文献档案，也未见有销毁明代档案的记载。

第三，关于明朝档案的现存情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保存明朝档案较为集中的单位之一，目前明朝档案全宗共有三类、3846件。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明朝档案并未归入全宗，如《大明混一图》和《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等。尽管如此，总体来说，明朝档案的保存数量仍然相对较少。

二、清代档案的毁损散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1000多万件清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外，全国各地各类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一些民间的收藏部门也保存着大约1000万件的档案。这样算来，整个存世的清代档案大约有2000多万件。

关于清代档案的损毁，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中央档案和地方档案两部分来讨论。首先，关于清代中央档案的损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清朝政府的销毁。特别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于内阁大库红本库年久失修，即将倒塌，需要进行维修。大学士李鸿章等人奏请将那些潮湿、霉烂的副本拣出，并派人运往空置之处焚化，以清理库储。但据当时的档案记载，这些人在执行时并未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他们实际上将一些比较完整的档案也一并销毁了。据统计，当时总共销毁了内阁红本及当簿4500捆，这些档案并非都是破损不堪的。

第二，销毁对自己不利的档案。例如，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了一个诏谕，称要销毁一些对她不利的谕旨。她将这些谕旨说成是别人肆意妄传的，并非她的本意，以此撇清自己的责任。这些被销毁的谕旨数量虽然不多，但其中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

第三，战争的劫难。近代战争对清代档案的损毁尤为严重。例如，在1860年的火烧圆明园事件中，虽然圆明园内的图书文献和档案资料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军机处值房的档案却被及时抢救出来。然而，在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除了宫中和紫禁城内的内阁军机处档案得以保存外，各部院衙门积攒了200多年的档案基本上都被焚毁了。

我们举两个档案损毁的例子。首先是理藩院，大小房间179间，光绪二十六年兵变后大多被毁，档案被焚。理藩院为重建档案，要求各地蒙古王公和回部衙门重新抄录原有档案。另一例是礼部，其500余间房屋被洋兵占据，除堂印外，其余印信、档案等全部丢失。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皇史宬（保存实录、圣训的清代皇家典籍库）也遭破坏，部分实录和圣训丢失或损坏。李鸿章查访后，清政府重新抄写了这些档案。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接管了部分清朝档案，但吏部、礼部、都察院等因职能变化，档案流失严重。例如，吏部现存档案4757件，礼部2700多件，都察院仅237件。

 

我们谈及清代档案的损毁、散失时，必然会提及一个重大事件——“八千麻袋事件”。在档案学史和明清档案研究中，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接下来，我简要讲述这一事件的经过，并重点介绍“八千麻袋”档案最终的流向和归属。

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驾崩后，年幼的宣统继位，其父醇亲王载沣担任摄政王。为了规范摄政王的职责，载沣命令大臣们查阅清初多尔衮摄政时的典章制度。然而，当他们前往内阁大库查阅时，发现档案混乱不堪，难以找到所需材料。面对堆积如山的档案，载沣认为其中多数无甚价值，遂决定挑选无用的旧档进行焚毁，以减轻库容。

在这一过程中，内阁大学士张之洞提议彻底清查内阁大库，将书籍转交给学部图书馆，而无用的旧档则进行销毁。然而，在学部担任参事的罗振玉在接收书籍时，发现大量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于是请求张之洞将档案一并拨给学部保管。这一请求获得批准后，这部分档案被运至国子监的南学和学部大堂的后楼存放。

民国初年，教育部设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并开始接收内阁大库档案。1916年，这些档案被转移至故宫的端门。然而，到了1921年，由于北洋政府战乱频繁，经费紧张，历史博物馆不得不将这些档案进行挑选和整理。整齐的档案被堆放在午门城楼上，而零乱的档案则被装入八千麻袋，重达15万斤，以4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北京西单的同懋增纸店。

同懋增纸店购得这些档案后，去除了麻袋，改用芦席捆扎成捆便于运输，并分别运往定兴和唐山两地。不久后，罗振玉得知此事，他意识到这些档案的重要性，于是以3倍的价格从同懋增纸店购回。由于资金有限，罗振玉在1924年将部分档案卖给了藏书家李盛铎。李盛铎将这些档案运回北京并集中保存起来。

到了1929年，李盛铎将这部分档案以1.8万的价格卖给了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此时，原先的八千麻袋档案已减少至七千麻袋，约12万斤，损失了一千麻袋和2万多斤，损失量相对较大。

接下来，我将简述罗振玉保留的档案流向。1927年，罗振玉将其中一部分档案卖给了日本人松崎鹤雄，共计40箱。1928年，他从天津迁居至旅顺，并将家中古籍、文物、档案等300多箱也运至旅顺。1932年，他建立了大云书库来保存这些物品。后来，松崎鹤雄再次提出购买罗振玉剩余的档案，但被罗振玉拒绝。然而，1934年，罗振玉接受了日本人的资助，成立了大库旧档整理处进行整理，并编制了《大库史料目录》六编。这套目录在1958年由东北图书馆移交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时一同移交，并一直使用至2010年。1936年，罗振玉整理完成的档案捐赠给奉天图书馆，其中一部分后来移交满铁图书馆，即今之大连图书馆，1948年又转移到东北图书馆，1958年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收。

再来看李盛铎购买的档案流向。李盛铎购买档案后，将平津两地的档案运至故宫午门城楼存放。1930年，史语所申请并获得了历史博物馆留存的档案进行整理。1933年，史语所的档案曾南迁至上海、南京，但后因局势缓和而运回北京。然而，随着局势再次紧张，1935年史语所又挑选了部分档案再次南迁。最终，在1948年底，有100箱档案运至台湾。其余档案在历史博物馆被日本占领北京时转回到历史博物馆保存。1954年，这些档案被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接收。

1958年，国家档案局对1700麻袋档案进行了清理，剩下1300多麻袋残档。这些档案经历了多次迁移和筛选，最终在2017年最后一次清理后，被归并到各库零散档案全宗。其中，部分档案在198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独立成立时被挑选和整理，部分被认为史料价值不高的档案被移存或打包存放。最终，在2004年，剩余的480麻袋档案被移至西华门大楼后面的库房暂时存放，直到2017年进行最后一次清理。

在清代地方档案的损毁情况方面，其保存状况堪忧，仅有少数县衙档案保存较完整，如四川南部县和巴县。关于清代一个知县一年能产生的公文数量或整个清朝一个县的档案总数，确切数字难以考证。晚清名人樊增祥，以其父被左宗棠羞辱的故事为动力，勤奋读书，最终成为地方官员并爱好写诗。尽管诗作被评艳俗，但他擅长公文判词，并出版《樊山政书》。据其自述，在山西任知县10年间亲自批示公文近万件，故此推测一个县衙的档案应远超10万件。

清代地方衙门众多，总数超过2000个，档案数量庞大。然而，现在保存下来的档案不足总数的1%。档案损毁主要发生在辛亥革命后。此外，孔府档案、侨批档案、徽州文书等特殊档案因其记录社会生活的生动性和具体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的存聚

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档案分为77个全宗，其中5个大型全宗占据了绝大多数。首先是宫中各处档案。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文献部便开始从皇宫内院的各个地方清理档案，主要来自懋勤殿、景阳宫、批本处、内奏事处等地，当时共收集了380多箱。尽管这些档案来自不同的宫殿，但它们总体上都位于内廷，因此被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保管，并被命名为“宫中各处档案”，简称“宫中档案”。

1933年，在故宫博物院文物和档案南迁时，宫中档案是一个重要部分，当时装了302箱。除了部分朱批奏折在1949年1月被运送到台湾外，大部分宫中的南迁档案在1950年陆续从南京运回了北京。

第二个大型全宗是内阁档案。内阁作为明清时期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其档案极为重要。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开始对内阁大库的档案进行清点和初步清理，这构成了我们现存内阁全宗的主体。这包括了历次接收的“八千麻袋”档案，以及史语所的档案等。

1975年，历史博物馆还向我们移交了一批内阁档案，即军机处的档案。军机处是清朝雍正时期成立的辅助皇帝的中枢决策和参谋机构，类似于现代的国务院加军委。军机处的特点是“有官无吏”，官员如军机大臣本身没有俸禄，也没有品级，他们原来的品级就是他们的品级。军机处的助手，即“军机章京”，负责协助军机大臣进行文书工作。这些档案数量众多，且极为重要。

 

进入民国后，军机处的档案最初存放在方略馆。1914年，袁世凯下令北洋政府国务院接收这些档案，并转移到中南海的集灵囿。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于1926年1月向北洋政府国务院提出请示，要求接收这部分档案，最后这些档案从中南海接收回来，并存放于大玄高殿。1933年，清宫文物档案南迁时，军机处档案也是一个重点，共装了365箱，分三批次南运。其中47箱于1948年底运至台湾，其余档案则在1950年和1953年，分两批次运回故宫。

内务府作为皇家的大内总管，负责管理皇家的日常生活事务，因此其档案数量众多，目前现存的档案数量最多，达到286万件。虽然这些档案涉及国家政务的内容不多，但它们涉及皇族事务，能够真实还原清朝皇室的生活场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1926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开始接收内务府的档案，最初接收的是内务府堂及其南山所的档案，随后逐步集中了庆丰司、官房诸库等机构的档案。内务府下设七司三院，有许多办事衙门，这些衙门的档案最初分散各处，最终逐渐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全宗。

另一个重要的全宗是宗人府全宗。宗人府不仅存在于清朝，明朝也有设立，主要负责管理皇帝家族的事务，如修家谱、处理皇族的恩赏、婚丧嫁娶等。1926年，文献馆开始接收宗人府的档案，包括皇族的玉牒。1933年，宗人府的档案和玉牒南迁时，共有94箱。

这五大全宗档案的总量已超过860万件，占馆藏的80%。除此之外，从1925年开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不断接收和购买了一些清代衙所和个人的大宗档案。例如，1936年6月，我们购买了陆军部的档案1000多斤。1937年，故宫南京分院接收了实业部、商务部、农工商部以及民国农商部的档案。

我们还陆续接收了一些外部的档案，例如新法簿档案，这是1929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移交的，当时移交了103箱，现在整理后共计151401件。还有长芦盐运使司档案，这是1957年8月由食品工业部的盐务总局移交给我们的，当时已经按照机构进行了组卷，共计14万多件。

苏联移交的档案也颇具特色，这是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沙俄军队占领中国东北部分地区时掠走的黑龙江将军衙门的档案。这些档案在苏联时期得到了规范整理，并在1956年由苏维埃政府决定移交给中国，共计301箱，17081卷。到了1985年，我们又将大部分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移交给了黑龙江省档案馆，同时留下了一套微缩胶片和一小部分原档。

端方档案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藏，端方在清朝光绪宣统年间担任过多省的总督和巡抚，是晚清的重要人物。他的个人公文和函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935年至1937年，文献馆的前辈陈元先生分三次购买了这批档案，但据说并未买全，剩余部分下落不明。

最后是赵尔巽全宗档案。赵尔巽是《清史稿》的主编，也是一位遗老。1960年，在国家组织的清查旧档行动中，在青岛发现了赵尔巽的遗物，包括360多箱的文物、字画和档案。1963年，这部分档案被移交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四、国内外清代档案收藏举例

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为专门机构收藏明清档案外，国内外一些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也有大量明清档案的收藏。例如，数量最多、系统性最强的是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其清代档案包括各类经书，总计约有200万卷。

曲阜孔府档案的历史可追溯自明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即从1534年至1948年，共9000多卷，25万件。档案内容涵盖了衍圣公的袭封、孔府的四典、孔氏家族事务、赋税、差徭等，还包括清朝皇帝的巡幸、祭祀等活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位于南京，主要收藏民国时期的档案。它之所以拥有清代档案，是因为收藏了清末总税务司的重要档案，这部分档案原计划移交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转交给了第二历史档案馆，数量大约有10万卷。

上海图书馆保存了极为重要的盛宣怀档案，简称“盛档”，被誉为“中国第一私人档案”。1939年，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著名文人和出版家张元济先生购买后，将其捐赠给了合众图书馆。档案主要内容涵盖1850年至1936年间盛宣怀及其家族的档案，目前已整理出178633件。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盛宣怀档案选编（全100册）》。

故宫博物院在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分家时，档案归属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或文献部，而文物和建筑归属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之所以还存有档案，是因为部分档案如样式雷的图档和烫样原本就作为文物，还有一些可能与图书混合存放，例如《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总图和《乾隆十三排图》的铜版。此外，还有一部分称为陈设册，记录宫殿中的摆设，如文物、古玩等。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7983册陈设册，而故宫博物院有68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7000多册主要是园林的，如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等，而故宫博物院的682册则主要是宫内的，如乾清宫、坤宁宫等。

国家图书馆也保存了大量清代档案，并出版了《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文献汇编》等多部作品。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样式雷档案，共有2万多件，1930年由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购买后转交给国家图书馆。目前，样式雷图样的主要收藏单位有三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图书馆，三家联合申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并已成功。

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乾隆十五年绘制的《京城全图》和多套圆明园西洋楼图，以及清代文科的小金榜，如康熙二十四年、康熙三十年和雍正元年的三科。

在海外，也有一些单位收藏清代档案。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除了实录和圣训外，还收藏了兵部火票1000多张和满文档案70多页。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300多种中文古地图。大多数国外单位收藏的主要是文献类资料，而非档案。

英国公共档案馆保存着叶名琛的档案，这是一个特例。叶名琛曾任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军俘虏，随身携带的重要档案文件落入英国人手中。叶名琛后来在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身亡，他的档案归入英国公共档案馆，现已整理出1954件，主要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衙门的官方文书。广东省档案馆曾从英国拍摄缩微胶片，并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整理编辑，2012年影印出版了《叶名琛档案：两广督府衙门档案残牍》8册。

责任编辑：刘宇同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4/0625/123259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