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林萍：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

 

成林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点此查看完整报告

点此查看视频专辑

点此浏览课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一、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群众观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首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写的《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也高度肯定了群众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他认为俄国革命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发动了极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于历史的创造”。夺取政权是如此，巩固政权以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创造新的历史。

2.人民群众是国家一切权力的主体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详细阐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列宁在论述苏维埃政权与旧政权区别时指出：“新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

3.人民群众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实现自身解放

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揭示了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从而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则根据苏俄革命实际以及自身革命实践提出，要在工人中建立革命家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群众必须要通过革命家的组织——政党来领导。即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仍然把坚持党的领导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原则，“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

（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传统民本思想是影响中国统治长达几千年的政治思想，影响极其广泛。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谈到民主政治问题时说：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共产党批判地汲取了民本思想的精粹，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1.民为邦本的思想

早在商周时代，中国便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据《尚书》记载，商代盘庚统治时就有“重我民”的想法。在各种思想流派中，儒家的民本论最为系统。儒学创始人孔子曰，“仁者人也”，主张统治者对人民施以仁政，反对统治者对人民过分压迫与剥削。荀子提倡“民水君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政治批判思想家高举“政以民为本”的旗帜，猛烈抨击暴君暴政。

2.民心向背是国家兴衰的根本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思想认为，民心向背是国家兴衰的根本，顺乎民心民意，政权才能巩固。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必须顺乎民心，有“利民”之术。大致包括：推行让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发展生产轻徭薄赋、赈灾放粮、救贫扶困等方面。

（三）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思想

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以进化论、民权说为武器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批判，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是那个时代民主思想宣传家的杰出代表。

1.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中国古代“大同”思想源远流长。《礼记》对大同社会有所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康有为的《大同书》糅合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国界、没有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多次论述了他所向往的大同社会，“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讲的“大同”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同，而是共产主义社会，是对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2.梁启超的《新民说》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反思戊戌变法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梁启超认为，国民有没有自由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兴衰的关键。他在《论国家思想》中还批判了“朕即国家也”的传统皇权观念，要求培养具有思想觉悟的“新民”。梁启超的理论，对毛泽东同志早期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留下深刻的烙印。1910年，毛泽东同志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表兄文运昌借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和一本记述康有为倡导变法的书。毛泽东同志立即被里面的文章所吸引，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有的文章差不多能背诵出来。1918年，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在长沙创立新民学会，革新学术, 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是该会的宗旨。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3.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列宁曾高度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孙中山在国家体制上，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互相牵制，互相监督。官与民的关系，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专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孙中山的政治遗言更是感人肺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孙中山对毕生革命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进行了扬弃，并加以改造发展。

 

二、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演进

党的群众路线从初步确立到日益完善，贯穿我们党从幼稚到成熟、从弱小到强大的百余年发展历程，党的群众路线深刻诠释了党的宗旨。

（一）群众路线的确立

1.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

五四运动后期，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中，见证了以往不被重视的人民群众所蕴藏的力量，开始把目光投向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劳农阶级。这一时期，“劳工神圣”这一口号见诸很多报刊。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9年9月，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早期群众路线的思想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

2.苏维埃是工农的政府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大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建设全国性政权的有益尝试。

3.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是党中央所在地，也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它以民主平等、政治清明被誉为圣地，是中国抗战时期团结进步的一面旗帜。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实行民主选举，建立民主政权，使人民群众有了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

1944年3月，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同志再给郭沫若写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1945年7月，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位先生访问延安。在5天考察期间，中共领导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同志稍做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4.迎接新的“赶考”

1948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攻的隆隆炮声中，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率领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胜利进展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也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同志为防止个人崇拜，还要求做到，“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对周恩来同志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同志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

（二）群众路线的丰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执政后面临的新情况给群众路线思想的具体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1.人民群众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主体力量

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政治范畴，两者的一致性在于，都把保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政治活动的出发点，人民群众是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主体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条，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依靠人民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因此，能否充分调动起广大民众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事业，就显得至关重要。

2.人民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

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由毛泽东同志主持的中央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西湖草拟了宪法初稿。这个稿子经北京五百多名高级干部和全国八千多人讨论，易稿二十来次形成了宪法草案。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进行了3个月，共征得意见118万条，最后用无记名方式投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同志要求，“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让能听的人听得懂，能看的人看得懂。让老百姓都能理解宪法。

3.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加强民主监督

毛泽东同志对于清除中国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特别重视和强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雷厉风行地领导“三反”运动，果断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并提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要求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而且很多方针都直接指导、亲自督办。

党的八大前后，围绕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党中央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周恩来同志分析了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这一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有益探索和积极落实，使党的执政根基得到有效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向前。

（三）群众路线的挫折

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的兴起，群众路线一方面在继续有所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被错误地用来搞阶级斗争。可以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推翻传统统治的基本手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领导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各个领域取得了空前巨大的胜利。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是群众运动，没有这些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比如土地改革，仅仅依靠中央人民政府发表一个法律而不动员人民群众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让群众来参加，问题才能解决的比较彻底。总结历史教训，我们可以看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国家更难民主化。

 

（四）群众路线的恢复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简洁、明确的表述，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决议》把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起确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

1.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的主要因素，也是生产资料的掌握者和使用者。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激发、不断涌现的过程。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生死状，搞起了“大包干”，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由此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982-1986年，党中央连续下发五个“一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得到深化确认。

2.“领导就是服务”

密切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关键所在。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的重要论断。关于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自然而然地产生于群众斗争。领袖应该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同时，他又明确了对待领袖的正确态度，指出爱护领袖不是对其个人的神化，而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邓小平同志关于“领导就是服务”的重要论断是对党的宗旨的新发展。

3.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早是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的。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又指出：“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前提和基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灵魂和保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归宿和升华。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胡锦涛同志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科学发展观突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决不允许党内形成某种特殊利益集团，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决不能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五）群众路线的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形式。

1.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习近平总书记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无私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切实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观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还集中体现在推进经济社会共享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当中。坚持共享发展，就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实施精准扶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赋予了群众路线以崭新的时代特色，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意涵，是人民主体地位、利益、作用的高度统一。

2.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可以说，中国梦是从近代中国国家贫弱、民族衰落、人民疾苦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中反思总结出来的，是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基础的人民幸福梦。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国梦。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为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之一，并围绕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出重大部署。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初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3.“人民就是江山”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个重要论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新时代最鲜明、最彻底的宣示。我们党的产生及发展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无不是通过人民力量推动的，人民决定政党的前途命运。历史证明，只要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能从群众中获取不竭的力量。否则就会像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安泰离开大地母亲就立刻失去力量，被人高高举起扼杀。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指引下，带领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不断提升群众路线的战略地位，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而逐步发展完善。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

（一）科学分析国情、把握主要矛盾，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逻辑起点，就是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这也是贯穿党的群众路线发展始终的主线。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始终做到科学研判社会主要矛盾并展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多次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依据。充分发挥农民主力军的作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在马克思经典作家著作中没有说明，俄国十月革命也没有这个经验。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城市中心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基于当时国情的判断，党的八大指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正式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要坚定不移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牢牢把握基本国情，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这是1981年以来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首次改变，说明“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人民生活品质全面提升，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着力点。这一事关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为深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关键，是制定党的群众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是确定党的群众工作基本任务的基础。

（二）切实实现群众利益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归宿

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牢记初心使命，带领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至上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这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

彻底改变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项基本且重要的任务。不能保证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我们党领导的军事斗争也会因得不到广大农民的真心支持而难以坚持下去，只会归于失败。解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是党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最伟大的壮举。从1940年起，陕甘宁边区遇到了十分严重的物质困难。毛泽东同志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这里讲的“给”与“要”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与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干部，无论何时都必须认识到，“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党员干部要把解决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当作全部工作的重点。

中国共产党人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创新群众路线方针政策，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成功并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三）提高群众工作科学化水平是党的政策变为群众行动的关键

1.以民主精神、民主作风放手发动群众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军队内部实行了有领导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根本特色之一。战士替居民挑水，首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我们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开“诸葛亮会”提困难想办法，就是军事民主的生动实践。作战时利用战斗间隙，在火线上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讨论如何攻克敌人的堡垒阵地，完成战斗任务。军民共同研究出许多新战法，像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

我们党对民主理论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比如陕甘宁边区村选比较普遍的“豆选法”。当时多数人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人甚至不识字，所以在选举村长和村政委员时，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选民往碗里投黄豆，得豆多者当选。正是采取了适应边区农民特点的民主选举方式，广大农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参政热情，选举成为一种自觉行动。“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当时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都在80%以上，许多极少出窑洞门的小脚婆姨，也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去参加选举。可以这么讲,正是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获得了人民的真正拥护。

 

2.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

调查研究、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广泛听取各种意见，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基础。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是党内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开创者，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并提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陈云同志也是全党公认的善于调查研究的楷模。在调查研究中，陈云同志贯彻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实事求是“十五字诀”，他强调“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习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干部，为民办实事的工作热情很高，但所办的事倒不一定是群众最需要、最欢迎、最能得实惠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一些干部没有倾听群众呼声、没有找准群众需求，才导致好事办不到点子上、好心没能换来群众满意。为此，他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突出重点，选准切入点，切实做好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等工作，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要带着问题去调研，调研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没有问题的调研，便失去了方向，无所适从。

3.适应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创新工作方法

坚持党对群众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定和贯彻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在从实践创造和创新发展中获得更多更高质量的发展成果。坚持党对群众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被人民群众广泛称赞。党员干部要加强对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学习，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并根据新的情况及时研究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发挥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寓教于日常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行并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四）优良作风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党风的好坏不仅影响党的形象和党群关系，而且直接影响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在建设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为了处理好军队内部和军民关系，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大纪律。后来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形成我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全军贯彻执行。红四军战士把这些注意事项写在包袱布上，行军时背在背上，宿营时挂在墙上，随时注意对照执行。

被誉为革命圣地的延安盛传“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940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分别访问重庆和延安。由于长期侨居海外，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有所耳闻，但没接触过。他一直把南京国民政府当作正统，并对蒋介石“抱有厚望”。蒋介石为举办欢迎宴会花了8万元经费；毛泽东同志请他吃饭的费用是2角钱，吃的是毛泽东同志自己种的辣椒和白菜，以及邻居大娘家送的一只清炖鸡。他们在一张没有油漆的小方桌吃饭，毛泽东同志用两张报纸充当桌布，但在回身取东西时，报纸还被一阵风吹走了。陈嘉庚比较了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状况后，下结论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后来的历史果真被他言中。对于延安整风，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远。”无论是苏区干部的好作风，还是陕甘宁边区的“十没有”，都贯穿着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优良作风。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三个务必”，“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个务必”源于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深刻体悟、对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同志“两个务必”推进党的伟大工程建设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我们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所进行的伟大工程建设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我们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离不开人民的力量。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需要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迸发出来，助推实现中国梦想。

责任编辑：赵苇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4/0704/123357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