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与中国贡献

 

巴莫曲布嫫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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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UN）旗下专门机构之一，在本质上是一个“智力合作机构”，其主要职能定位于“思想实验室”“信息交流中心”“国际准则制定者和监督者”“能力培养者”“国际合作促进者”，而其业务范围涵盖了教育、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文化、传播与信息四大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组织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制定，尤其是其相继出台的一系列国际准则性文书，为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文化遗产提供了行动方略和法律工具。“遗产、对话、发展”等关键词长期影响着该组织的决策制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文化发展，支持政府与当地利益攸关方保护遗产，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作为标准的制定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于2005年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二者与2003年通过的《公约》有着紧密联系。作为《公约》的执行机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通过拟订《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和不断修正相关条款、增加章节或补充重要文件，为各缔约国在国际合作机制中有序开展申遗工作与履约工作提供了共同的行动准则和不同的实践路径。

“四重国际合作机制”，即“两个名录+一个名册+国际援助”，包括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简称“急需保护名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项目和活动（以下简称“优秀实践名册”），和国际援助。急需保护名录的设置，是为了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挽救存续力已然面临危险的遗产项目。代表作名录的设置，是为了扩大遗产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提高公众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并从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角度促进文明对话，提升遗产项目的可见度。优秀实践名册的设置，是为了遴选并推广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国家、次区域和区域保护非遗的计划、项目和活动。国际援助的设置，是为了保护已经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遗产项目；提供资金编制清单；支持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开展保护非遗的计划、项目和活动；以及其他委员会认为必要的目的。《公约》采用计划性方法，只能通过“申报与列入”加入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名录，对于优秀实践名册，采取的是“推荐与遴选”的方式，而对于国际援助，则需通过“申请与批准”的方式。

 

一、中国实践的基本面向：确保非遗存续力的多重行动

（一）有序推进遗产项目申报工作，不断深化提高认识行动

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参与国家合作，这既是我们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2004年12月2日，我国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交存批约书，成为第6个加入《公约》的缔约国。自2006年4月该公约生效以来，通过选举组协商或竞选，中国两度当选缔约国大会副主席（2006／2012），三度当选委员会成员（2006—2008／2010—2014／2018—2022），并在相应的任期内当选1任主席（2007）、2任副主席（2013／2020）和1任报告员（2013），在非遗保护的国际场域直接参与了《公约》的管理，并在国际合作的第一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国家层面的非遗保护工作汲取了来自其他缔约国诸多平行案例的丰富经验。

我国政府一直坚持申遗工作和履约工作的高度统一，并将国家层面的遗产项目申报整合为参与国际合作的具体行动。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43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丰富多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申遗实践进入国际承认和国际理解的遗产化进程，使原本可能只局限于某一村落的传统实践成为人类共同遗产，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不能将名录仅仅看成“光荣榜”，而是要肩负起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对话的责任。

第一，我国申遗实践映射非遗五大领域。《公约》将遗产项目划分为五大领域：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中国的申遗实践反映了境内相关社区和群体保护非遗的愿景和诉求，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活态遗产的重要关切，展现了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现实，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创造力。

中国共有35项遗产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其中10项包含少数民族族别，即“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斯）尔”“侗族大歌”“玛纳斯”“蒙古族呼麦歌唱艺术”“热贡艺术”“藏戏”“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7项是多民族共享遗产项目，涉及“端午节”“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剪纸”“花儿”“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此外，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7项中4项属族别遗产项目，即“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和“赫哲族伊玛堪”。这些数字表明，在遗产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遗进入国家知识体系和叙事体系中，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了“中国色彩”。

 

第二，中国在三重名录体系中皆有成功实践。中国列入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名录的遗产项目数量处于世界前列，“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选入优秀实践名册，“藏医药浴法”被委员会认定为“申报范例”。中国以更为丰富多样的申报实践在遗产领域、子领域乃至领域互涉等层面都体现了国家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也丰富了人类文化遗产“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知识图景和当代实践。

第三，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中国申遗实践体现了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行动方为促进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对话、确保非遗存续力而采取的响应性措施，同时也以中国新发展理念对接了教科文组织乃至联合国系统进入21世纪以来在各自全球战略中长期关注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如，“羌年”凸显了非遗保护在人类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增强灾后复原力和朝向“重建得更好”的援助进程中所发挥的社会凝聚力作用；“中国珠算——运用算盘进行数学计算的知识与实践”不仅适用于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也被广泛运用于儿童认知、启智训练，为世界展现了将传统知识应用于当今的生动例证；“二十四节气”昭示了有关时序、气象、物候、农业管理及健康实践的传统知识和民间智慧之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功能性互补作用；“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太极拳”等遗产项目则印证了非遗保护对丰富人类当代绿色健康实践的重要作用。

第四，中国积极参与次区域、区域层面的国际合作。从中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蒙古族长调民歌”到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送王船”，都反映了中国在次区域和区域层面积极推进跨境共享遗产项目的联合保护实践。

中国申遗实践不仅体现出对《公约》宗旨及其名录体系原则的准确把握，而且通过遗产领域或子领域的具体实例从整体上提升了非遗的可见度。如今，非遗保护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行动领域，同时也为促进平行类遗产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间对话提供了有力支撑。因而，中国持续开展的申遗实践，有的放矢，不仅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也见证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从而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化间对话、增进国际理解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了积极进路。

（二）认真组织国家层面的履约实践，高质量完成定期报告

2010年12月底，中国政府首次提交国别报告，并全面覆盖了当时已列入代表作名录的23项遗产项目的现状报告，随后在委员会第6届常会上获得审议并通过，中国成为首轮提交国别报告的5个缔约国之一。委员会充分肯定中国的履约实绩和具体实践，指出中国详细说明了保护非遗的资金数额，并在不同范围内以不同方式进行国际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在促进非遗保护的跨省合作方面，我们在大珠江三角洲文化合作会议上创建非遗工作组，汇集了粤港澳三地政府部门。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化日益关注，并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政府提交的第二轮履约大报告在第13届常会期间通过委员会审查。除了国家层面的整体履约情况外，该报告还全面反映了当时已列入代表作名录的30项遗产项目的保护现状，形成了更大的样本量，地理分布更广、包容性更强、保护成效和风险评估更突出，尤其是大都很好地对接了上一轮报告周期的数据和信息，同时对比履约报告表出现的四个重要变化及时采集信息和数据，纳入相关政策和立法，在性别参与、社区参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等层面侧重于成果和活动，对委员会决定和大会决议的新精神作出了积极回应。委员会在梳理缔约国为提高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认识而采取的措施方面，专门述及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尤其是针对青少年人群开展的活动。从整体上看，委员会对中国非遗保护的整体现状和实践方略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持续关注存续力受到威胁的遗产项目，着力于保护计划的有效性

2016年底，中国政府首次提交“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7个急需保护项目的履约报告。2017年，在委员会第12届常会期间审议通过。委员会对中国致力于保护这类存续力受到威胁的遗产项目及相关行动方所付出的持续性努力、主要目标、行动方案和保护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并对今后的保护计划和措施更新提出了导向性建议。

“存续力”是指，某一遗产项目能够继续实践或传承的潜力所在，及其对相关社区和群体保有的重要意义。《操作指南》明确阐述了评估非遗存续力的重要指标，并将其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层次。在评估完存续力的威胁风险后，我们要制定回应性保护措施。每一个遗产项目面临的风险和威胁都不一样，要根据遗产项目所处的文化环境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行动。

2020年底，中国政府再次提交了“羌年”等7个急需保护项目的履约报告。2021年6月，文旅部在北京分批开展了第三轮急需保护名录遗产项目的履约报告撰写工作培训。2022年11月，“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3个项目的第三次履约报告审议通过。2022年12月，我国提交“麦西热甫”“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3个项目的第三次履约报告。2023年12月，我国提交“赫哲族伊玛堪”的第三次履约报告。经过几轮尝试，我国提交的报告质量越来越好，且符合《公约》发展趋势。

很多遗产项目是在2010年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那么经过多年保护实践，这些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现状如何，是否已经不再受到威胁？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2022年，《操作指南》得以修改，遗产项目可以在两个名录和一个名册之间进行转入和转出，这就为急需保护名录上的遗产项目提供了“转名录”的可能。由此，非遗保护更具灵活性，此举也为各缔约国增强遗产项目的存续力提供新的激励机制。

（四）实施“3+N系列行动计划”，以联动保护机制促进能力建设

为探索遗产项目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机制，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将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持续性战略置于统一管理已列入《公约》遗产项目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设计了“3+N系列行动计划”，即每年1个联合行动计划、1次论坛研讨、1份工作总结，加上N项具体保护实践活动。

从2018年起，浙江省组织对省内列入《公约》的遗产项目开展“3+N”保护行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相关急需保护项目履约报告的意见。2019年5月，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国丝绸博物馆主办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保护联盟成立暨保护座谈会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该联盟成员涉及“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在申报之初的8个代表性社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和部分国家级纺织类非遗项目的所在社区、群体和传承人代表，其中包括3所开展纺织类非遗研培计划的院校、1家互联网非遗平台、1处蚕桑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参与范围明显扩大。

2020年12月，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由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相关机构共同发起组建。该联盟强化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引领带动作用，营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加强二十四节气文化的系统性挖掘整理和研究，组织学术研讨并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系列宣传活动，推进文旅产业和经济发展。该联盟的成员包括代表性社区、社团组织、非遗保护机构、研究机构、文博机构、文化创意机构、新闻出版机构，以及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多元行动方，同时设立了学术委员会，负责推进相关研究工作，定期出版《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简报》。2022年6月，中国农业博物馆提出，在年度工作常态化的基础上扩展相关行动，将“3+N行动计划”拓展为“6+N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模式”，并作为每年工作的重点方向，即每年制定1个工作计划，推出1批研究成果，策划1项专题展览，举办1届文创大赛，召开1次工作年会，形成1份保护传承报告，组织推动若干项保护传承活动，以巩固其保护传承的伙伴关系网络。

不论是“3+N行动计划”还是“6+N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模式”，这些创新管理机制的行动方略不仅有利于提升地方和国家保护非遗的能力建设，也有助于在国际合作机制中加强相关社区的受益能力。

 

二、密切跟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展，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

一提到可持续发展，很多人就会自然联想到经济发展，出现将非遗保护过度商业化和旅游业化的偏颇现象，这在全球各国都普遍存在。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正式赋予了“可持续发展”以现代社会语境中的释义，“人类有能力让发展变得可持续，使得发展能够迎合并满足当下时代的需求，但依然能确保我们的后代足以在未来迎合并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实际上是在说“代际原则”，即我们对一种资源的开采利用既要考虑当下需求，也要关照子孙后代的需求。

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指出：“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智慧，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确立了生态文明的宪法地位。山积而高，泽积而长。我们要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调动各方力量积极推进全球环境治理。

2015年9月，《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审议通过，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此后，我国申报的“太极拳”“送王船”“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等遗产项目，都着重强调了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部署。2018年列入名录的“藏医药浴法”的申报材料被评为申报范本，委员会赞扬了我国对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传统知识的高度关注，对我国提供的人类与其环境之间可持续联系的例证予以肯定。“藏医药浴法”对应了良好的健康和福祉、优质教育、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陆地生态系统等可持续发展目标。近期的保护实践也高度重视过程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衔接，以“南京云锦织造技艺”为例，这项传统手工艺对应了优质教育、性别平等、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申遗与履约：循环监测管理机制

通过各缔约国的申遗实践和履约实践，形成更为广泛的国际保护战略。经过多年实践，名录申报制度（申遗）和定期报告制度（履约）已成为并行不悖的国际合作双轨制。名录申报制度为所有缔约国搭建了一个国际化平台，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非遗的可见度，深化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对非遗保护重要性的认知。定期报告制度是对缔约国履行保护非遗的法定义务的跟踪监测和综合评估。换言之，这一双轨制同时成为缔约国保护各自领土上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试想，如果没有这一机制，普通人可能很难知道全世界有多少种不同的剪纸艺术，或有多少种民间戏曲流派。正是在这种国际合作机制下，我们才能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加强资源统筹调配，以更大的合力保护文化多样性。比如，“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申报，举全国之力，从茶田到茶杯的每个环节均有涉及，涵盖44个涉茶类遗产项目所在社区和3家代表性群体。

在每一轮定期报告提交后，《公约》秘书处和委员会都根据各缔约国的具体情况做出总结，发布过5份专题性深度分析报告，以帮助各缔约国分享各自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非遗保护的前路和方向形成持续性思考。比如，关于“非遗进校园”活动，我们可以参考分析报告中提及的其他国家的做法。越南“铜锣文化空间”项目通过与物理学科的结合，让学生们分析声音传播的原理，从而达到推广作用。印尼巴迪克古法蜡染技艺，则是找到了与化学原理和美术欣赏相结合的方式，向学生们介绍了这种传统智慧。

 

从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2023年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无数先驱为文化传承保护前仆后继，才取得了现在的成果。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过《公约》。2006年4月20日，《公约》正式生效。2008年6月，《操作指南》开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了两个名录和一个名册的加入方式。2008年，国际援助机制设立。我国积极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捐款，帮助其他国家。

2009年，三重名录机制开始运作。截至2023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730个，涉及145个国家。其中代表作名录611项，涉及140个国家；急需保护名录82项，涉及44个国家；优秀实践名册37项，涉及32个国家。

2009年，全球能力建设计划启动。在该计划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就保护非遗的核心行动以及与非遗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各个主题领域开展能力建设，通过培训、咨询服务、利益攸关方咨询和试点活动相结合，为众多国家提供了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支持。

2011年，建立全球培训师网络。长期以来，我国培训师的数量都很有限，在此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关注培训计划。

2012年，成立非遗非政府组织论坛。该论坛每年都会组织年度学术会议，其影响力越来越大。我国有两家非政府组织被委员会认定为咨询机构，分别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和中国民俗学会。

2013年，《公约》通过10周年纪念大会在成都举行。大会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个十年”为主题，围绕“《公约》的成就：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变迁”“清单制定与名录申报”“平行领域：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世界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公约》缔约国履约经验”“其他相关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等五大议题进行充分的探讨和互动。

2015年，《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出台，共12条。同年，设立审查机构，以审查两个名录和一个名册的申报，以及某些类型的国际援助申请。该机构取代了以前的附属机构和咨询机构。

2016年，强化伙伴关系，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和大学的伙伴关系。

2017年，推出“活态遗产与教育”专题活动，采取更广泛的办法，提高公众对活态遗产的认知。“教育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公约》的优先事项之一。2017年12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正式上线。

2018年，构建起全面成果框架，确定了长期、中期、短期成果，以及8个专题领域，包括26个核心指标和86个评估因素。

2019年，在2012年以来开展的工作基础之上，在研究者共同体的支持下，开发出在线参考书目，可查询上千种与《公约》有关的研究文献。

2020年，开展多模式和专题能力建设，除了教育、性别平等、非洲优先事项、紧急情况、原住民等长期存在的领域以外，还确定了三个主题行动领域，分别是保护非遗的经济维度、保护非遗与气候变化、城市环境中的非遗保护。

2022年，新版《操作指南》出台，包含新推出的和改进后的程序，使非遗保护更具活力。

2023年，提出扩大社区声音的新倡议，包括如何更广泛地分享优秀保护实践，如何更好地激发社区主体对保护本地区活态遗产的强烈诉求。

截至2023年2月17日，已有181个国家交存了其各自的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在教科文组织的194个会员国中占比高达93.30%，已接近普遍批约。

责任编辑：范璧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4/1126/124946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