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岳：北京红色文化的内涵、外延及特点

 

刘岳 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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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红色文化的流变

提到“文化”一词，大家都很熟悉。比如，我们平常说这个人很有文化。但这里说的“文化”是指学识，并不是文化的真正内涵。那么，文化的真正内涵是什么？世界上不仅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而且关于“文化”的定义还多达成百上千种。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我们先从“文”字开始说起。

（一）“文化”内涵之流变

1.“文”字之流变

从甲骨文、金文字形看，“文”字属象形字，似站立之“人”，突出其胸前的“花纹”。“文”原义为“文身”，后内涵不断流变，又有若干引申义，一是纹理符号，二是文籍礼乐，三是文采美善。《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处的“文”，指“文采”。《礼记·乐记》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这里的文，指文采美善。

2.“化”字之流变

“化”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字形基本相同，均为一正一反两个人形。与“文”字一样，“化”字内涵也不断流变。一是“变化”。《庄子·逍遥游》云，“化而为鸟，其名曰鹏”。这个“化”就是指变化。二是“教化”。《易传》中的一句名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处“文”“化”二字开始并联，此“化”就是“教化”。三是“造化”。杜甫在《望岳》这首诗中说，“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此“化”就是化育，即“造化”之意。

3.“文化”词义之流变

第一，汉语“文化”一词的源流。“文化”一词出现于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汉语“文化”一词，是与天地之自然、无教化之“野蛮”相对的，本义是“以文化人”，即陶冶人之性情、教养人之品德，属精神领域范畴，其终极目标是“化”人，属于人与人之间关系范畴。

第二，近现代汉语“文化”之流变。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醒》中指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随着空间变换、时间演进和文明互鉴，汉语“文化”和西语“Culture”内涵越来越靠近，逐渐流变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一是告别“以文化人”的古义，靠近西语“文化”的概念；二是文化的内涵深化、外延扩大。新文化运动后，“文化”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对其内涵的探讨也不断深化。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提出：“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中提出，什么是文化？浅显地说，文化就是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钱穆也提出一个观点，即“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它做文化”。

由此可见，“文化”内涵有广义、狭义两种释义。广义内涵，涵盖物质、精神两大范畴；狭义内涵，专指精神范畴。《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一词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而《辞海》对“文化”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其中，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

 

（二）“红色”之流变

什么是红色？《说文解字》曰，“红，帛赤白色”。简单地讲，类似今天所说的“粉红色”。而我们今天说的“红”，在古代叫“赤”。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红色象征高贵、喜庆、欢乐、热烈，也被诗人所钟爱。比如，宋代诗人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现代汉语词典》对“红”的第一个释义是“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第二个释义是“象征革命或政治觉悟高”。《辞海》中对“红”的释义，除象征吉庆、欢乐和吉祥之外，还有以下注释：共产主义的；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革命的；“左”的政治的；强烈信仰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红色是如何成为革命的象征色的？这要从法国波旁王朝说起。法国波旁王朝的皇家旗帜是“白底金色鸢尾花旗”。在里昂爆发的第二次工人起义中，起义的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和职员举起了红色旗帜。当时，“红色旗帜”是作为“白底金色鸢尾花旗”这一纯白旗帜的对立面而出现的，“红色”就成为革命的象征色。1848年3月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联席会议上，马克思提议全体盟员都缠上红色布带。这样，红色布带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颜色标志。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遭到镇压，马克思悲愤写道：“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再看俄国，关于红色象征革命有一种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为区分莫斯科的驻军和从德国、奥地利前线返俄的士兵，就给每一个莫斯科驻军的帽子上戴一颗五角星。后来，其中一部分士兵加入了苏联红军，于是就把五角星涂上了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

再看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举起的革命旗帜是红旗，我们党建立的军队叫“红军”、政权叫“红色政权”、根据地叫“红区”。毛泽东同志多次在诗词、文章中用“红旗”“红色”代表革命。比如，《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如梦令·元旦》中的“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中的“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清平乐·六盘山》中的“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七律·到韶山》中的“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这样描述必将到来的革命胜利：“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949年10月1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红色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

（三）红色文化相关概念：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这《青年杂志》就是后来的《新青年》。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文化，其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倡民主与科学。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逐渐嬗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实质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不久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由此可见，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区别，主要在于坐标点不同、表述不同。前者以五四运动为坐标，后者以中国革命领导权为坐标。

（四）红色文化相关概念：革命文化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的注释中写道：“《火星报》第4号所载《从何着手？》一文。纳杰日丁写道：‘不是站在革命前夜的观点上的革命文化派，是丝毫也不会因长期的工作而感到不安的。’”这里提到“革命文化”。这是我所查到的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首次出现“革命文化”这个词汇。

在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同志最早使用“革命文化”一词。1923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的机关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以“屈维它”的署名发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瞿秋白同志在文中写道：“直至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认为，革命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锻造的先进文化，时间范畴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发展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北京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红色文化”一词的由来

近年来，对“红色文化”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多，如《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深入挖掘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昂扬向上的红色文化、充满生机的当代文化”。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根据我的初步考证，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使用“红色文化”一词。2021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要求“生动传播红色文化”。这一次是习近平总书记单独使用“红色文化”一词。

（二）红色文化的内涵

内涵在逻辑学上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从文化到革命文化内涵流变来看，红色文化就是以红色指代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广义上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狭义上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锻造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化。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们对“红色文化”内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上文提到的广义和狭义的“红色文化”内涵是我个人的理解。

（三）北京红色文化的内涵

从红色文化广义和狭义内涵上推论，北京红色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北京地区创造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狭义上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北京地区锻造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化。以上都是我的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三、北京红色文化的外延

与内涵相对应的是外延。外延在逻辑学上是指，适合于某一概念的一切对象，即概念所指的一切事物。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观念”即思想意识，“观念形态”即意识形态。从“观念形态”出发，北京红色文化的外延涉及物态、非物态两大范畴。

（一）北京红色文化的物态范畴

1.北京红色文化遗存

北京红色文化遗存，从时间上看，出自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但是，有些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内容的纪念设施，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也纳入其中。从地域上看，在北京市现行政区划范围内。从标准上看，主要是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北京的历程、反映红色文化的遗址遗迹和纪念设施，但一些与之相关的遗存，如国民党军队抗日战场遗址，日军屠杀中国百姓遗址等，均以“相关遗存”方式纳入。从分布范围上看，北京市现行政区域内，即16个区范围内的红色遗存。从分布特点上看，城区多、老区多以及党的创建时期多、抗战时期多。从总体数量上看，截至2019年9月，北京市共有红色遗存227处、相关遗存36处、纪念展示教育设施9处，合计272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增加3处， 共有275处。

这些红色文化遗存主要存在于，206家北京市级及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2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31家全面从严治党教育基地；北京的“一城三带”，即历史文化名城和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红色文化三大主题片区，就是以北大红楼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片区，以卢沟桥、宛平城为中心的抗日战争主题片区，以双清别墅、天安门为中心的建立新中国主题片区。

2.北京革命文物

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58处、可移动革命文物2111件/套。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9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2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59处。北京市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涵盖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包括30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535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

 

（二）北京红色文化的非物态范畴

1.红色思想

“红色思想”一词在党的创建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它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尤其是革命思想的一种形象说法。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2.红色精神

红色精神，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文化。北京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锻造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同样也凝练出伟大的红色精神文化。比如，五四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抗战精神等。

3.红色文艺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北京是进步文艺肇始之地、抗战文艺勃发之地、红色巨匠汇聚之地、红色作品高原之地，北京红色文艺在中国红色文艺中具有独特地位和鲜明特色。

4.红色设计

红色设计是红色文化的视觉形态表现，是以红色精神为核心、有目的、有计划的艺术创作活动。北京红色设计是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结合，是时代感与民族感的融合，见证了革命斗争历程，促进了视觉语言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北京红色文化外延无限放大，编织成一个硕大无比的筐，什么内容都往里面装，杂而无序、无章。

（三）北京红色文化遗存的特点

北京红色文化遗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缩影，具有物态见证完整、历史记录丰富、精神淬炼鲜明、全国地位独特、红色影响巨大五个特点。

四、北京红色文化的特点

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融合地。北京既有刚烈的燕赵之风，又有融合的文化性格，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滋养了红色文化。北京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孕育了丰富厚重的北京红色文化，锻造了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因而造就了北京红色文化的鲜明特点。

总的来讲，北京红色文化的特点包括开端性、引领性、丰富性。

（一）开端性

所谓开端性，主要基于事物缘起维度的比较，基于北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言，北京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因此，北京红色文化具有开端性特点。北京是新文化运动中心，是五四运动策源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最早结合地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孕育地。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红色文化萌芽破土而出。

北大红楼，最能体现开端性特点的北京红色文化遗存。它位于东城区沙滩五四大街29号。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在他的主持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相继到北大任教。当时，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其创立的《新青年》也由上海迁至北京。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五四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四精神，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

李大钊，是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他在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认为，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轮值主编《新青年》时，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刊发8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三个部分，“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另外，李大钊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他强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李大钊初步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李大钊“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

伟大建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二）引领性

所谓引领性，主要基于事物过程维度的比较。与其他城市和地区比较而言，北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都发生过具有方向性、引领性的重大事件或运动，因此，北京红色文化具有引领性特点。

比如，一二·九运动“为全面抗战准备了思想，准备了人心，准备了干部”，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反甄审运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五·二〇”运动等，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北平和平解放创造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北平方式”。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同志率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并在此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以上这些标志性事件或运动，发展、厚植和丰富了红色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引领性特点。

樱桃沟。北京植物园内的樱桃沟，不仅有水源头、元宝石和曹雪芹故居，而且还有一块“保卫华北”石刻。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政府后，尝试着建立第二个伪满政权。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的青年学生发出了震惊中外的抗日救亡呐喊“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成立了统一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7月，民先队利用暑假，在香山的樱桃沟举办“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一天午后，大部分营员都在休息，北京大学学生陆平看见清华大学学生赵德尊正在一块大石头上刻字，“保”字已清晰可辨。于是，两人交替着把“保卫华北”这几个字刻完。这四个字体现了当时每个热血青年最强烈的心声。

卢沟桥和宛平城。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以北地区进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当晚11时，日军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拒绝后，日军迅即包围宛平县城。7月8日凌晨，日军向宛平县城发起攻击，七七事变爆发。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中国守军英勇抵抗。有一位国民党排长率军拼死抵抗，最终壮烈殉国。他就是沈忠明，是第一个牺牲的中国军人，也就是一名中共党员。经过5个多小时的战斗，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北平沦陷。七七事变点燃了全国抗战的烽火，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锻造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双清别墅。双清别墅原为清代静宜园内松坞云庄，1860年遭英法联军焚毁，后由香山慈幼院创办人熊希龄辟为私人宅邸。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进驻香山后，双清别墅为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和居住地。9月21日，毛泽东同志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这里是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过渡时期的指挥部，是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历史见证地。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隆重召开。毛泽东同志高兴地向与会者宣布：“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2019年9月12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瞻仰双清别墅、来青轩等革命旧址，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观看《为新中国奠基》主题展览，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和党中央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史，缅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三）丰富性

丰富性，体现在内容丰富、时期完整、类别齐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北京红色遗存均有连贯而丰富的物态承载记录，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比如，无论上海、广州、武汉，还是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都有着呈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事件的红色文化遗存。

五、北京红色文化的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

（一）北京红色文化的研究

在专著方面，推出了北京红色文化系列丛书共计12本，包括《北京红色文化概述》《北京的红色觉醒》《北平抗战的红色脊梁》《迎接北平的红色黎明》《新中国在这里诞生》等。在论文、专题文章类，发表了《北京红色遗存现状、特点与保护利用》《北京红色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红色文化及关联词汇内涵流变考》等文章。同时，举办了与红色文化相关的一系列研讨会。比如，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香山革命精神与历史文化理论研讨会。

（二）北京红色文化的传播

我们实施红色文化立体传播工程，综合运用影视作品、歌曲戏剧、融媒体产品等形式讲述革命故事。比如，电视剧《觉醒年代》《香山叶正红》，话剧《香山之夜》，京剧《李大钊》。同时，推出了北京红色旅游地图，开展了红色研学活动。

（三）北京红色文化的作用

北京红色文化的作用，主要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厘清历史真相，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开发红色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四）几点思考

我们对于红色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需要进一步推进。一是要继续深化研究，进一步挖掘史实。二是要对红色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多样化转化。三是要针对青年，立足当代，创新弘扬红色文化的方式方法。

总而言之，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是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应有之义，而北京红色文化是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的“魂”，必须做好做深做细，为弘扬北京红色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责任编辑：赵苇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4/0918/125175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