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的青年与北京西城

2021年，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这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创作的历史题材作品，把我们带回百年前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一批走在时代前沿的热血青年形象跃然眼前。他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心怀改造社会的热忱，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心开创一条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解放、伟大复兴的道路。北京西城，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传播地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孕育地之一、许多重大革命事件的发源地，正是觉醒年代的青年们出发的地方。

一、时代的觉醒：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为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提供了历史条件

新思想为什么会萌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觉醒？这个问题应该放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来回答。回首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论是经过自下而上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还是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不能改变中国根本的社会矛盾。即使是辛亥革命，也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真正的共和，中国陷入各派政治势力互相倾轧、军阀混战的泥潭。外有各国列强虎视眈眈瓜分豆剖，内有权力频频更迭明争暗斗，广大人民仍然生活在贫穷与黑暗之中。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中国结束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近现代工业和金融业开始产生，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兴起，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人民的民主精神普遍高涨，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民众对教育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不再仅仅强调忠君尊孔，而是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国民素质的提高紧密联系。北京西城，作为北洋政府首都的核心地区，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承载地，也是银行金融业和近代工商业的聚集地。清末民初，一大批新式学堂在西城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培养了一批初具新思想、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青年知识分子。北京西城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为新文化、新思潮的传播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思想的觉醒：新与旧的交替造就了一批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时代青年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第一声号角。《新青年》的思想和文风既生气勃勃，又鲜明泼辣，立即在知识界激起了热烈反响。1917年春，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到北京。

1918年1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与陈独秀并肩战斗。值得一提的是，从1916年回京至1927年牺牲，李大钊这“黄金十年”在北京共住过8个地方，其中6处都在西城地区。特别是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与家人居住的石驸马后宅35号（今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成为他在家乡以外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吸引下，北大汇聚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新旧各种思潮在这里交汇碰撞，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随即，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为大本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等倡导一批新文化的学者走到了一起。所谓志同而道合，他们身上有着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学贯中西之才，不仅饱读诗书古籍，而且留学日本或欧美，接受世界最新思潮的熏陶，深知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性。他们常怀忧国忧民之心，面对饱受欺凌、内外交困的中国，渴望找到一条强国强民之路。他们拥有敢为人先之勇，敢于抨击旧礼教、旧道德，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与顽固的保守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愿意做铁屋子里率先觉醒的人，呐喊着冲向紧闭的大门。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新文化新思想从北大校园传遍神州大地。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有许多就在西城居住、工作，而且常在琉璃厂、陶然亭、广和居饭庄、东方饭店等地方聚会，与西城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钱玄同与陈独秀在陶然亭赏雪听琴、品酒畅谈的场景，便是一种艺术化的真实写照。

1912年鲁迅进京在教育部任职，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藤花馆”和“补树书屋”，面对中国的现状他感到悲哀与消沉，埋头于钞录古碑中麻醉自己。1918年的一天，钱玄同来到“S会馆”，劝说他为《新青年》写点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记述了这段著名对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于是，鲁迅由苦闷沉默转变为奋起战斗，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并“一发而不可收”，又相继创作了《孔乙己》《药》等大量小说与杂文，以他特有的“呐喊”为新文化运动助长声威。

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知识分子们除在北京大学任职外，也在西城地区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北高师附中兼职、任教或讲演。西城各校学生也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新思想的种子很快就播撒到青年学生的心中。

在北大，涌现出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学术团体和带有政治倾向的社团；在西城，少年中国学会、平民教育社、工学会、曙光社、少年学会等纷纷成立；在湖南，“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成立了以改造中国为奋斗目标的新民学会；在天津，周恩来等发起成立觉悟社；在湖北，恽代英等发起成立互助社……众多青年学子纷纷被唤醒，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参加者和实践者，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新文化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就像一场带着滚滚春雷的春雨，使一潭死水般的中国社会泛起了新的涟漪。

三、行动的觉醒：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先锋

正当人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人们为公理战胜强权而欢呼雀跃，寄希望于通过巴黎和会争得与列强平等的地位。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完全忽视中国主权，拒绝中国代表团的合理要求，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强占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使中国人民感到无比失望与愤怒。以此为导火索，五四运动爆发了。

在这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中，西城青年始终走在前列。5月3日晚，《京报》社长、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国民杂志社顾问邵飘萍向各校学生代表报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进步团体工学会连夜组织学生进行游行筹备工作。4日下午，北高师的队伍率先来到天安门前，该校学生跳入曹宅“火烧赵家楼”。参加示威游行的共13所学校，其中半数位于西城地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女一中等15所女子学校未参加五四当天的游行，于一个月后冲出校门结队游行，吹响了中国女性自我解放、反帝爱国的第一声号角。国立蒙藏专门学校的学生不仅在荣耀先等的带领下参加了游行，而且派人赶回家乡归绥（今呼和浩特）开展宣传，发动当地学生响应北京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西城青年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挺身而出，为推动中国思想解放与社会进步，贡献了重要力量！

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威逼胁迫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多次进行反抗，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如此坚决、大规模地表达愤怒与反抗，最终中国代表拒签和约，完成了一次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壮举。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

四、理论的觉醒：李大钊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条件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国家的命运前途，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引起了李大钊的重视，他成为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热情地赞颂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由此从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通过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李大钊批驳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

李大钊在学习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同时，进行了积极传播与实践。他把对青年的教诲称为“点种”，在他们中间播种下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他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社会问题”演习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史学思想史；在朝阳大学讲授社会学、史学思想史；在中国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等课程。李大钊不仅参加北京大学组织的演讲和讲座，还应邀赴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发表演讲，把马克思主义带到全国各地。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参与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社团，亲自支持、指导和影响的社团有新潮社、工读互助团、工学会、觉悟社、曙光社、人道社等等，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优秀青年。

1920年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秘密离京的途中，商议了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随后二人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筹建中国共产党，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研究会初期会员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后会员遍布全国，发展到二三百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缪伯英、蒙藏学校的荣耀先、铁路管理学校毕业生游天洋等人都参加了研究会的活动。研究会是李大钊把“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为北京和北方地区中共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同年秋，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不遗余力地宣传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五、道路的觉醒：进步知识分子从思想觉醒到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有一个发展过程

觉醒年代的青年们，他们有的曾携手同路而行，然而却在半途分道扬镳。有的开始信奉着不同的主义，但随着探索与实践，对自己的追求与信仰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最终都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对于社会主义，青年们并非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判断和一致的认识。他们表示“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但如何另创新生活、新社会，还没有明确的主张。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对于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流派都有“无限的兴味”，还分不清它们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青年们通过组建社团、创刊办报、走向社会，认识各种“主义”，并且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这些探索与实践或长或短，或停滞或分化，其中工读互助团和少年中国学会非常具有代表性。

《觉醒年代》对北京工读互助团给予了浓墨重彩的再现。北京工读互助团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王光祈倡议成立的，得到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一批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一时产生很大影响。青年学生们抱着“工读主义”的思想，实行“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从1919年底至1920年初，陆续成立了4个组。其中第三组也被称为“女子工读互助团”，是由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发起成立的，缪伯英为参加互助团还将毕业时间推迟了一年。她们在读书之余，从事缝纫、织袜、刺绣等工作，是几个组里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但由于这种关起门来的试验脱离社会实际，团员们又缺乏劳动和经营的技能，互助团半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大家认识到，在旧的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以前，新的生活试验是不可能成功的，从此放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1918年6月30日，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议在南城盆儿胡同路西的岳云别墅召开。1919年7月1日，在后王公厂回回营（今闹市口大街南段）陈愚生家中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发起者为王光祈、李大钊、陈愚生等7人。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编辑《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会刊。学会共存在6年时间，会员前后达到约120人，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和欧洲、日本、南洋等地。少年中国学会自成立之初，一直存在着是否要介入政治、标明一种“主义”的争论。一部分会员以王光祈为代表，进行空想社会主义试验，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更多的会员则反对参加政治活动，主张通过教育与实业来改造中国；还有一部分会员在李大钊的引领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和宣传。这种分歧在1921年的南京年会上出现了激化。此后会员逐渐分化，有的成为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赵世炎、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有的成为国家主义派骨干分子，如曾琦、李璜、左舜生等；有的成为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诗人等，如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等。

从这两个社团的兴衰可以看出，最初时代青年们拥有着相似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但对于如何实现社会的改造有着不同的认识。随着时代发展与力行实践，他们的思想也发生变化，做出了不同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经过反复比较、推求、论争、判断，看到这些思潮都无法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从而与抱着不同“主义”的人分道扬镳，最终共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为之奋斗终生。

共同的信仰将这些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聚在了一起。在他们寻找正确方向的路途中，北京西城是重要的一站。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居住在福佑寺（今北长街20号）。其间他自办“平民通信社”，在湖南会馆举行驱张大会，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这几个月，是他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越来越浓，热切地搜集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刊，为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次北京之行时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五四运动后，周恩来在天津发起成立觉悟社，领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李大钊的建议下，1920年8月16日，周恩来带领邓颖超、刘清扬等天津觉悟社成员到京，邀请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工读互助团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联席会。五团体讨论决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改造联合”的组织，以促进各进步团体的统一，并发表《改造联合宣言》，“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这里强调的“主义”和“赤旗”，不是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旗帜。

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北京团组织领导人，他与北京西城有着不解之缘。五四前后，他与邓中夏一起担任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骨干和领导，和张国焘等负责组织西城、南城的讲演活动。1920年，他结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石评梅。石评梅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同时也是一名进步作家。在他们的通信中，高君宇表示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要为改造社会而奋斗。他长年为革命事业南北奔走，忽视了身体健康。1925年3月，他在组织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患阑尾炎，因未及时就医而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安葬在陶然亭湖畔。三年后，石评梅也在无限哀思中病逝，被葬在高君宇墓旁。今天，高石之墓成为后人纪念先烈、学史明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西城地区也是赵世炎思想启蒙、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他于1915年考入北高师附中，居住在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的叙府会馆。受《新青年》影响，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在附中仿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少年学会，创办会刊《少年》。1919年7月中学毕业后，他投入到宣传工读主义的实践中。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参加工读运动的动机和目的逐渐明确起来，改变了过去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想法。1920年春，他赴法国勤工俭学，逐渐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就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的课程，参加了女子工读互助团。1920年，缪伯英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还经常把马克思主义书籍带回女高师，介绍给同学们。11月，她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被吸收到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第一名女团员和女党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她成为西城支部的第一任书记。

除此以外，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者邓中夏、何孟雄、陈乔年、多松年、乌兰夫、郭隆真、王复生、杨秀峰、张秀岩、郑振铎等等，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都曾在北京西城求学或从事革命事业，留下了珍贵的红色印记。李大钊与无数革命者播撒的火种，在西城、在北京、在全中国成为燎原之势，带领人民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六、“觉醒年代”的西城：在党的创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京西城，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见证了一批早期共产党员的觉醒成长，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酝酿，在党的创建历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回望百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起点，总结起来，“觉醒年代”的北京西城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觉醒年代”的北京西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传播地之一。从清末到民国建立，北京西城一直都是新思想、新文化的聚集区，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营造了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主要代表人物与西城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李大钊长期在西城居住，他率先高高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一批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以北高师、女高师等学校为中心，组建社团、创刊办报，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和方案，为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思想和舆论氛围。

（二）“觉醒年代”的北京西城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孕育地之一。李大钊在西城居住期间，在建立党组织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决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次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年底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女高师的缪伯英参加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后，中共北京地委成立。西城地区从只有一个支部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成立了中共北京师范大学支部、中共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支部、中共中国大学支部、中共北京国立工业大学支部、中共西直门火车站支部、中共北京蒙藏学校支部等基层组织，其中蒙藏学校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挽救中国方略的比较和选择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青年毛泽东、周恩来、高君宇、赵世炎等都曾经在西城开展革命活动，逐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三）“觉醒年代”的北京西城集中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

从五四运动开始，西城就是许多重大革命事件的发源地和见证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为了中国人民不再受欺凌，中华民族不再受压迫，在北京西城这片热土上下求索。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西城民众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英勇就义，标志北方地区革命形势进入低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党在西城地区仍然顽强地保存着力量。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首先在北京西城地区点燃，并迅速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地下党员在西城演绎了真实的“潜伏”故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西城各阶层民众，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北平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力量。党在西城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充分体现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同时也留下了北京西城独特的红色文化基因。

七、回首百年前的觉醒，感悟党的初心与践行新时代的使命

今天，当我们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在同一片热土上，同一个空间中，我们与觉醒年代的青年们比肩而立，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温度与力量，深刻地理解了他们义无反顾的选择。

为了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百年智慧与力量，使之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西城区对区域内现存红色遗迹遗址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工作。一是保护提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按照北京市委关于加强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保护传承利用的部署要求，西城党史工作办公室在相关部门的指导配合下，对西城区红色遗迹遗址进行系统梳理，对北京李大钊旧居、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京报馆旧址、陶然亭慈悲庵、高君宇烈士墓等处旧址进行保护提升，如实再现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场景。另在毛泽东第二次来京居住地旧址、李大钊牺牲地旧址等处立牌存念，展示其历史作用和独特价值。二是设立展陈。在李大钊旧居设立《播火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专题展，在京报馆旧址设立《京报与京报馆》《邵飘萍生平事迹》和《百年红色报刊》专题展，在慈悲庵设立《先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专题展》, 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设计制作《她们，从这里出发——北京革命运动中的女高师》专题展等等，实地与展陈相结合，吸引读者走进旧址，沉浸式重温“觉醒年代”。三是线路体验。2021年6月，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西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精选区境内29处红色点位，绘制北京市西城区“初心之旅”红色地图，设计了“播火之路、爱国觉醒、报业先锋、红色学校、故居寻踪”等5条体验线路，配合各点位线路特点，开设VR展厅和微课堂，组织党员干部追寻先驱足迹，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增强历史自信。

行程万里，初心如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发掘红色资源、研究党的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将继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指出的“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用好历史教科书，讲好党史必修课，有史料更要有挖掘、有史实更要有故事、有史观更要有转化、有平台更要搭舞台，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少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经验智慧，汇聚精神力量，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有力支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责任编辑：肖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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