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根据地的民心密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回望我们党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历史，从中央苏区的信箱接诉到陕北延安的“三三制”协商，群众路线制度化建设始终与党的发展壮大同频共振。这一演进历程，既是“江山就是人民”执政理念的制度投射，更是“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实践注脚。

木质信箱里的民生答卷

1932年，闽浙赣苏区颁布的《苏维埃工作条例》，首创“设置－收集－分类－督办－反馈”的五步工作流程，为苏区群众诉求的处理提供了清晰、规范的操作指南。每一个乡都按照要求设置木质信箱，配备专职信访员，以方便群众的意见能够及时被收集和整理。

1932年霜降时节，瑞金沙洲坝的稻田泛起金色波浪，村口新挂的松木信箱在秋阳下泛着桐油光泽。村里的一位老者攥着半张毛边纸，蹲在樟树根上写下第二次诉求：“井水含沙，娃娃喝了直喊肚痛”。大约三日前，他刚往这钉着红布五角星的匣子投过信，没想到苏维埃政府的同志竟连夜带人掘土验水。此刻他正犹豫要不要再写，忽听得村东头铁器铿锵作响：头戴八角帽的红军战士，正挥锄与村民同挖水井。

“五日必复！”住在村口的大娘指着墙上新刷的标语念叨。她儿子在乡里当信访员，青布挎包里总揣着三样法宝：朱砂印泥、编号铜章和麻线装订的《群众意见登记簿》。每当逢五逢十开箱，他得赶在日头落山前将十几个村的信件分类造册。沙洲坝这封“饮水难”的信件被写上“急”字，次日早晨便出现在首长的案头。

七昼夜的星火奋战中，红军战士的军铲与村民的锄头此起彼伏。当甘甜的泉水涌出时，百余村民围着井台载歌载舞，孩童们争相舔舐辘轳上的水珠。这口被后人称作“红井”的水井，成了苏区民主最生动的宣传语。

这样的故事在赣南苏区如星火燎原。长冈乡的谷仓纠纷、黄柏村的农具分配……每天都有带着体温的竹纸投入三尺见方的木匣。信箱逢五逢十开启，信访员两日内分类造册，简易事项三日办结，处理结果用红纸誊抄张贴。叶坪乡的公示墙前常挤满踮脚张望的群众，识字的老先生总被围着念“纠葛已调解”之类的告示。

在1933年“扩红”季，木信箱也成为参军动员的利器。当兴国县龙口村的信箱里接连出现“军属砍柴无人帮”的诉求后，乡苏维埃召开联席会。不久“优待红军和家属十八条”贴遍村口：代耕队组织起来了，军属门前挂起光荣牌，连货郎经过都要优先让烈属挑货。次年征兵时，村头老树下排起长龙，参军的后生们把苏维埃颁发的“诉求回执”仔细叠进包袱：这张盖着鲜红印章的薄纸，是他们留给父母最有底气的“孝顺凭证”。青壮年义无反顾投身革命，造就了“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壮阔图景。

在敌人飞机轰鸣的战争间隙，这些木质信箱默默编织着新型政权与群众的纽带。瑞金下肖区的老赤卫队员回忆道：“从前衙门口的石狮子要吃人，如今苏维埃的木信箱会说话。”当南京《中央日报》讥讽“共匪的泥腿子民主”时，苏区的实践却赢得了民心。这些深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木质信箱，正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理念的生动体现，是苏维埃政权赢得民心、扎根人民的基石。

中央苏区信箱系统的建立和运行，是党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制度实践的一次伟大探索。它不仅让苏区群众真切地感受到苏维埃是工农自己的政府，更构建起了“诉求收集－政策转化－民心凝聚”的良性循环，为党的群众路线制度化制定了最初的范本，其蕴含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黄豆落碗时的民心契约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共产党肩负着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不仅在军事战场上奋勇杀敌，更在政治建设领域积极探索。为了让群众更加广泛地参与到边区的建设和管理中来，边区政府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参与选举。在选举方式上，考虑到广大农村地区群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采用了“豆选法”等直接选举形式。这种别具一格的选举方式，以豆子作为选票，让选民将豆子投进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背后的碗中，简单直观且易于操作。

1940年初春的延安杨家岭，料峭山风卷着黄土掠过窑洞前二十只粗瓷碗。赵大娘攥着三粒黄豆，在候选人背后的土碗前踌躇良久，最终将豆子投入那位承诺“每亩减租三斗”的年轻后生碗中。随着黄豆落碗的脆响，这位大字不识的农妇，成了见证中国民主进程的万千农民代表之一。在边区参议会选举现场，乡干部用石灰在地上画出二十个圆圈，每个圈里摆着对应候选人的粗瓷碗。“把豆子投给你中意的人”，乡文书敲着铜锣喊道。选举前夜，乡文书的煤油灯亮到午夜三星偏西，他和识字班教员一起，用秸秆扎成的选票模型在炕桌上演示豆选流程。当赵大娘将黄豆投入粗瓷碗时，碗底预置的铜片让落豆声格外清脆——这是乡里特制的“发声选举碗”，用听觉弥补视觉局限。第二天，乡文书用木炭在土墙上画示意图：“参议会就像咱村的议事堂，雇农要占三成席。”赵大娘颤巍巍举手提问，乡干部蹲下身，在她手心一笔一画写出“减租”二字。“炕头教学”的方式让全县文盲尽数参与投票。在庆阳县马家崾岘，一群农民正在新开垦的坡地上查看谷穗。一年前他们提出的“荒地谁垦谁有”建议被写入《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如今漫山遍野的谷田翻滚金浪。更让他自豪的是参议会门口那“豆选代表”四个大字，记录着成立劳动互助组的历史。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延安的“豆选”，正是我们党植根于人民、依靠人民智慧创造出来的民主形式，它让民主在黄土地上开出了最为朴素也最为顽强的花朵。

粗瓷碗里的黄豆成为参议会的表决器，这段用泥土与汗水写就的民主实践，不仅锻造出“豆子说话”的政治智慧，更淬炼出“协商共治”的制度灵魂。边区政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我们党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上的一次伟大实践，它不仅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更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成为党的制度建设史上一座里程碑。

“三三制”中的民意交融

1941年，在中共中央发布的《根据地政权问题》中，对政权构成作出了明确且极具创新性的规定，为构建多元共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按照这一规定，中共党员、非党进步分子、中间派在政权结构里各占三分之一，具体来说就是，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和联系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也即“三三制”。这一制度设计打破了以往政权结构的单一性，不同政治身份和背景的群体能够在同一政权体系中共同参与决策，形成了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一位雇农当选代表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这个给地主扛了二十年长活的老汉，在屋场会上听干部讲解“三三制”时，误将“三分之一”听成“三天吃席”。待弄明白是要选穷苦人进议会，他连夜走遍七个村，用桦树皮记下诉求，当他在参议会提出“给长工配盖头布”时，会场爆发掌声，正式通过了让雇工减少阳光暴晒的劳保建议。“三三制”的优势，在与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对比中愈发凸显。当重庆的官僚在宴会上空谈“礼义廉耻”时，延安的参议会正在表决减免公粮。这种对比印证了在冀鲁民间广泛传唱的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盐运纠纷的处理更显协商智慧。1942年的柳林铺，运盐队骡马踏坏农田，农民围住盐商讨说法。参议会组织的听证会上，盐商代表、农民代表和八路军后勤干部对坐在三角凳上。盐商递上被雨水泡烂的盐包，说每耽误一天，前线就少五百斤盐。农民代表抖开破棉袄，说牲口啃了他家三亩苞谷苗。经过磋商，最终形成“战时盐务规定”条款：“盐队需按市价赔偿损失，农民则要保障盐道畅通”，体现了“既要马儿跑，也让马吃草”的管理智慧。制度的力量在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也有显现。当地群众创造的“变工队”模式被民主协商上升为“劳动互助条例”，整个边区掀起生产热潮，创造出“白天种地，夜晚运盐”的劳作模式，该模式还被印成彩色年画传遍各根据地。1943年延安南关骡马大店改造时，参议会将车夫、店主、居民的三角凳会议搬进马厩，最终协商形成的“歇晌不歇槽”管理法，让运输效率提升三成。毛泽东同志为此亲笔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刻在延安精神的丰碑上。

从瑞金木信箱里杨老汉的皱巴竹纸，到延安参议会上的民意交响，这场红色根据地的民主接力，始终奔腾着同一条精神血脉。当北京东三环的电子大屏实时跳动着“12345”的满意率时，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学员们正在VR设备上体验“五日必复”的苏区信访流程，历史与现实在数字维度奇妙交汇，共同谱写着“人民至上”的永恒乐章。党的群众路线制度化历史昭示我们，群众路线的生命力在于常走常新。从延安到北京，变的是工作形态，不变的是为民初心；变的是制度载体，不变的是民主本质。唯有永葆“赶考”的清醒，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技术革新，方能在新时代续写“窑洞对”的民主新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作者简介：刘昊，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干部）

责任编辑：王梓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5/0612/12649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