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和平

1937年11月，中国现代漫画艺术的开创者丰子恺“宁当流浪汉，不做亡国奴”，携家眷10余人由浙江崇德（今桐乡）石门湾辞别缘缘堂，踏上逃难之路，走过10余省，行程近两万里，历经艰辛，饱尝战乱之苦。这位擅长以诗意的笔墨表现人间情味的艺术家，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一改往日温情的笔调，以笔为枪，积极投身到抗战宣传工作之中。

在汉口，丰子恺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会刊《抗战文艺》设计封面题写刊名，并发表抗战题材漫画作品多幅；在桂林，他与弟子合编《抗战歌曲》两册，为抗战鼓与呼；在遵义，他亲自走上街头，指导青年绘制巨幅抗战宣传画，编绘抗战题材漫画集《战时相》；在重庆，他积极参加“抗敌画展”，举办个人画展……

丰子恺坚信抗战必胜，其漫画作品灌注必胜的信念，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他曾说：“古语云：‘众志成城’，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他的漫画作品尺幅小，题材微，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比如《生机》和《战场之春》，主角均为一株小草，纤细柔弱，一棵从灰暗的断壁中探出头来，一棵在冰冷的铁丝网边昂首向天，寥寥数笔，生机立现。《战场之春》中题诗曰：“谁言争战地，春色渺难寻。小草生沙袋，慈祥天地心。”残酷的战场上，小草顽强生长，印证着天地的慈祥之心，好生之德。

1938年春，丰子恺在武昌乡间看到一棵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余一干，而新生的枝条在春风中昂扬向上，生机勃发。他深情撰文《中国就像棵大树》：“中国就好比这一棵树，虽被斩伐了许多枝条，但是新生出来的比原有的更多，将来成为比原来更大的大树。中国将来也能成为比原来更强的强国。”他最小的儿子丰新枚出生于逃难途中，取名灵感即来源于此。他以大树为题材创作多幅漫画作品，其中一件题诗曰：“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画中大树的老干虽然残损，但是粗壮昂扬，怒放的新枝蓬勃向上。画家用笔简洁爽利，充满力量。他还将抗战题材漫画集命名为《大树画册》，寓意抗战必胜。丰子恺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个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国家、民族的事也如此。”春天的小草、重生的大树，均是不灭的生机和永恒的希望。

坚定的必胜信念与积极的乐观思想，使得丰子恺抗战题材漫画作品具有令人莞尔的谐趣。《警报作媒人》画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在山洞中躲避空袭，因此而成就一世良缘。茵茵绿草地，一对佳偶不像在躲避警报，而像是春游踏青。画面所营造的恬静安宁，是对敌人的藐视，对战争的控诉，对和平的向往。

丰子恺坚信艺术可以救国，源于他对艺术本质的深刻认识。他认为：“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不是世间的事业的一部分，而是超然于世间之表的一种最高等的人类活动。”因此，他撰写《艺术必能建国》一文：“大家有艺术，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抗战期间，他以漫画作匕首投枪，刺向敌人，振拔民心。他以悲愤之笔，画下《轰炸》系列作品：喂奶的母亲头颅被炸飞，怀中的婴儿依旧在吃奶；躲避空袭的母亲在飞奔，背上的孩子已无头……画家以直白的画法直面惨烈之状，摒弃自己一贯的隽永之风。在日寇的恶行面前，丰子恺必须改变风格，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因暴寇的侵略而遭困难，就好比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战救国！’我们要以笔当刀，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和平时期，丰子恺以诗意的笔调表达对众生的大爱、对人间的深情；战争时期，丰子恺以犀利的笔法表达对敌人的仇恨、对和平的呼唤。以笔为枪，并不违背他一贯的护生之旨。他说：“我们为什么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对于抗战艺术，他亦有独到见解：仁爱的内容与浅显的形式相结合，可以发挥最佳效果。《天使》中，小天使双手拦截空中的炸弹，护佑着地上的祖孙三人，画中题诗：“愿作安琪儿，空中收炸弹。”大胆的想象，超现实的手法，令人感动！《万世乐太平》中，废弃的炮弹壳成为花瓶，战争武器变成了花的容器，花瓶谐音平安，荷花象征祥和，“万世乐太平”寄寓着画家美好的祝福。

抗战期间，丰子恺以他极富感染力的漫画作品揭露日寇的暴行，控诉战争的罪恶，鼓舞军民的士气，表达必胜的信念。爱与和平，是他艺术的主题，也是他毕生的追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重温丰子恺的抗战题材漫画作品，感受先生的爱国热忱与文人风骨，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当代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责任编辑：王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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