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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菊: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应答与世界担当

2025年09月01日 17:00

 

刘京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京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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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追求,其路径选择必然根植于本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与现实国情。本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系统阐释了其五大鲜明特色及其核心内涵。文章深入剖析了中国在破解超大规模人口发展难题、追求公平共享、推动物质精神协同、践行绿色发展、坚持和平崛起等方面的实践逻辑与制度创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人民至上”价值内核及其蕴含的普遍性意义着重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传统模式、回应时代关切所展现出的世界担当,为推动全球发展公平性、文明多样性、生态可持续性、和平稳定性贡献了中国智慧与务实方案。这些理论成果与生动实践,不仅深化了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更为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深刻启示。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共同追求。但回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现代化在推动社会变革与文明进步的同时,始终伴随着难以破解的深层困局,让世界不得不思考:现代化是否必须以牺牲公平、环境、和平为代价?发展中国家是否只能在“依附西方”与“停滞落后”之间二选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全新答案。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超大规模发展的人类壮举

人口是现代化的“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口规模巨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底色。

(一)核心内涵:人口规模巨大的本质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绝非简单的数量概念,而是有深刻内涵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指14亿多人口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现代化。这一特征包含几个核心要义:一是全员性。14亿多人口不分地域、民族、阶层,均是现代化的参与者。从城市到乡村,从产业工人、科研人员到农民,每个人都通过劳动、创新、建设等方式参与现代化进程。从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从义务教育普及到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不让一个人掉队”、全员参与、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理念推进,以实现14亿多人口的整体进步。

二是协同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14亿多人口的参与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强调“协同推进”,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机制形成整体合力,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打破“先富后富”的绝对割裂,避免了西方现代化中“部分地区超前、多数地区滞后”的结构性失衡。

三是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将14亿多人口的主体性贯穿始终,如现代化的目标由人民设定,动力由人民提供,路径由人民探索等。

(二)人口规模巨大的核心挑战

1.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的匹配难题

中国虽然资源总量较大,但“人均短板”突出。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意味着巨大的资源需求,保障粮食安全、能源供应、资源分配效率的压力始终存在。

2.就业保障与人力资本升级的规模性压力

就业是民生之本,14亿多人口大国的就业问题堪称“世界最大就业工程”。同时,人口规模带来的“人力资本升级”挑战更为复杂。如何让14亿多人实现“人力资本升级”,为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是中国面临的长期课题。

3.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性难题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公共服务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面临“规模巨大、需求多样、区域失衡”的三重挑战,如何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实现公共服务的“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避免“公共服务覆盖不足导致部分群体被现代化抛弃”,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跨越的障碍。

4.城镇化与人口流动的治理挑战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口向城镇集中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升级。过去几十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提升快且人口流动规模大,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等。

(三)破解路径:中国如何在超大规模人口中推进现代化?

1.通过教育普及将“人口数量”转化为“人力资本”

我国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其中,九年义务教育从根本上提升人口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培训、职教高考制度,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以缓解“用工荒”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高等教育加大投入,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撑,由此形成教育、就业、产业的良性循环,让超大规模人口从“负担”转化为“优势”,为现代化提供了持续动力。

2.通过产业升级为规模人口创造发展空间

为应对超大规模人口的就业压力,通过产业升级与区域布局优化,构建“就业容量大、质量高”的产业体系,如在产业扩容量方面,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双轮驱动,为超大规模人口创造就业空间。

3.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我国坚持“保基本、兜底线、建机制”的原则,通过“底线保障+区域协调”,让发展成果覆盖全体人口,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规模人口共享发展成果。

(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铸就的世界担当

1.超大规模市场是全球经济的“需求引擎”

第一,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14亿多人口形成的市场规模是全球最大且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我国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地位,并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巨大的市场规模,为全球企业、各种商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第二,随着居民收入提升和消费升级,中国对高品质商品、服务的需求持续扩大,直接拉动了全球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跨境电商、旅游消费等新业态的发展,进一步释放了中国市场对全球的辐射力。

第三,人口规模效应降低全球生产成本。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使得许多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成本大幅降低,惠及全球消费者。

第四,产业链升级还带来外溢效应。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国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突破,为全球产业链提供了新的技术和合作场景,带动上下游国家共同升级。

2.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稳定锚”

第一,保障链条韧性。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依托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和产业集群,能在局部冲突、疫情等冲击下形成“抗风险缓冲带”,保持产业链基本稳定。

第二,市场韧性。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区域发展差异,使中国市场具有“抗波动性”,避免了单一市场的周期性剧烈波动,为全球产业链提供了稳定的需求支撑。此外,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破解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构建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公平发展新模式,不仅破解了资本主导下的贫富分化难题,更重塑了现代化的价值内核。

(一)核心内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与价值取向

第一,主体维度。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全体人民”意味着不落下任何群体,既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农村居民,既覆盖高收入群体也关注低收入群体,既惠及发达地区也兼顾欠发达地区,打破了“现代化只为少数人服务”的资本逻辑。

第二,内容维度。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富足,还包括精神文明的充实、公共服务的均等、社会权利的平等,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过程维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同步富裕”,而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最终让全体人民在发展中共享成果,体现了发展的阶段性和差异性。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1.夯实物质基础,做大“蛋糕”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必须以发展为第一要务,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积累物质财富,做大“蛋糕”。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提高发展质量,让增长成果更可持续。

2.完善分配机制,分好“蛋糕”

为避免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失衡,中国构建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全方位调节财富分配格局:一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与公平统一,即在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比重,保障劳动者权益;二是再分配强化“政府调节作用”,即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有形之手”缩小收入差距;三是三次分配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即发挥“社会补充作用”,通过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自愿之手”补充分配,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分配格局。

3.精准施策,针对薄弱环节的靶向攻坚

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在欠发达地区、在特殊困难群体,要在现代化进程中破解这些短板,如在脱贫攻坚方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4.聚焦民生共享,筑牢公平底线

共同富裕的落脚点是人民的获得感,必须通过持续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可感可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落地,即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提高效率,通过政府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以保障公平,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铸就的世界担当

1.重构现代化叙事,打破“现代化=两极分化”的历史魔咒,提供“共享发展”新范式

中国用数十年时间实现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的跨越,证明“现代化可以让全体人民同步分享成果”。这种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就是不必在“增长”与“公平”之间二选一,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政策调节,能够实现“发展质量与共享程度”的同步提升、“增长与公平”的双赢,打破了“现代化=两极分化”的历史魔咒。

在国际场合,中国持续倡导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更不是少数人的“盛宴”,推动全球对现代化的认知从“单一模式”转向“多元路径”,将“共同富裕”从中国的发展目标上升为人类发展的共同价值,倒逼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发展的终极意义”。

2.践行公平发展伦理,以务实合作缩小全球鸿沟,让发展成果惠及弱势群体

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的人均GDP差距,贫富失衡是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根源。中国将“普惠逻辑”延伸至国际合作,以具体行动缩小全球发展差距。

3.以公平为核心,推动全球治理革新,重塑国际发展秩序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主导规则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常被边缘化。中国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国内治理逻辑出发,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打破传统的“霸权式”规则。

针对全球发展“赤字”,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将“普惠包容”作为核心原则,将“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核心目标,呼应了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求,并注重务实合作,开展项目覆盖减贫、工业发展、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鲜明特色,突破了传统现代化进程中物质丰富与精神贫瘠的失衡困境,体现了对现代化本质的深刻把握。

(一)核心内涵: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本质

1.物质文明是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总和,体现为生产力水平、经济实力和民生福祉,核心是“让生活更富裕”:在生产领域,通过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产业优化等,提升物质生产的质量与效率;在生活领域,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就业稳定、收入增长、社会保障完善等民生福祉,让人民在物质层面获得安全感和获得感。

2.精神文明是现代化的“灵魂动力”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表现为思想道德水平提升、科学文化进步、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等,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价值引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3.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关键

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保障,体现为经济发展为文化设施建设、教育投入、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物质资源。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价值引领,体现为崇高的理想信念激发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良好的道德风尚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繁荣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等。

(二)中国实践: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路径探索

1.以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

推动经济发展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支撑:在产业升级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既提升经济质量,又改善生态环境;在民生改善方面,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以文化繁荣激活精神动力

让精神文明反哺物质文明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引领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产生活;在文化转化上,推动“文化+”融合发展,把文化资源变成发展资本;在文明培育上,通过文明城市创建、垃圾分类等实践,让文明成为习惯。

3.以制度保障筑牢协调根基

制度保障是避免发展失衡的关键,需通过顶层设计确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政策导向、资源配置、评价体系中相互衔接。我国始终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现代化的核心战略,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避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问题:在规划层面,通过“五年规划”等顶层设计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全局;在考核层面,各级政府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政绩考核体系,避免“重经济、轻文化”的片面发展倾向。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铸就的世界担当

1.为全球现代化提供了“平衡发展”的新范式

首先,破解了现代化单向度陷阱。中国通过实践证明,现代化可以实现“物质基础”与“精神支撑”的双轮驱动,一方面以经济发展筑牢民生根基,用事实回应“发展必须牺牲公平”的偏见,另一方面以精神文明建设凝聚价值共识,避免“富而不贵”、“强而不安”的现代化陷阱。

其次,重塑“发展”的内涵。中国通过“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实践,展现了现代化的多元可能性,如在经济发展中融入“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义精神,在社会治理中体现“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证明现代化可以承载不同文明的价值内核。中国通过自身实践也明确,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

2.以文明互鉴推动全球多元共生

第一,搭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平台,推动文明对话常态化。一是官方主导的对话与展示平台,包括多边文明对话机制等,开展国家文化年与主题交流活动等;二是专业领域的深度合作平台,包括学术与智库交流、文艺与文创产业合作等;三是民间自发的基层互动平台,包括城乡与社区交流、兴趣社群与主题活动等;四是数字化赋能的无边界平台,包括云端文化资源共享、新媒体与社交平台互动等。这些平台从“高层对话”到“民间握手”,从“实体交流”到“云端互动”,覆盖了文明交流的全维度,既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也让世界文化“走进来”,在平等互鉴中推动多元文明共生共荣。

第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还通过国际文物展览、数字文化遗产共享等方式,让各国珍贵文化遗产跨越地域限制,供全球民众共同欣赏,既守护了人类文明的“活化石”,也避免了全球文化向单一模式趋同。

第三,推动文化产品双向流动,让文明融入日常生活。中国以物质文明发展成果为支撑,推动精神文明成果的国际传播,让不同文明的元素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同时积极引进海外优秀文化成果,满足民众多元文化需求,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

3.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协同共进”的实践动力

一是体现在中国对外合作中。中国既注重物质层面的务实合作,也重视精神层面的价值共鸣,让“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各国人民的情感共鸣。

二是体现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面对全球贫富差距、生态危机等共性问题,中国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理念推动治理升级,让全球治理从“利益博弈”向“价值共识引领下的协同行动”转变。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出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生态底色,突破了西方现代化“人类征服自然”、“先污染后治理”的固有模式,构建了一种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核心,追求发展与生态协同共进的新型现代化路径。

(一)核心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与时代要求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种认知彻底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人类中心主义”:一是摒弃“征服自然”的对抗思维,即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需求的内在价值,并非人类的“附属品”;二是树立“保护自然”的责任意识,即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有限,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在生态阈值内开展生产生活;三是追求“利用自然”的可持续方式,即人类通过合理利用自然获取发展资源,并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绿色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含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发展理念上,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二是在发展路径上,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转型升级,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模式转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绿色模式;三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统一,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点、展现中国形象的发力点,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

(二)中国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探索

1.理念革新: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双碳”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体系:一是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从根本上打破“保护与发展对立”的误区,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二是建立“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理念,推动生态治理从局部修复转向整体保护;三是“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理念,主动承担全球气候责任,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将绿色低碳转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些理念革新为生态治理提供了思想引领,推动现代化进程向绿色化转型。

2.制度创新:构建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

中国式现代化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战略,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构建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以制度刚性确保生态保护落地,如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方面,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立“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制度;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方面,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重大工程,建立国家公园体系;等等。这种“制度先行”的治理模式,确保了生态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绿色发展提供了稳定保障。

3.具体措施:从污染防治攻坚到绿色发展转型

通过“污染防治攻坚”与“绿色发展转型”双轮驱动,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如污染防治攻坚,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近年来,全国PM2.5浓度持续下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提升,地表水优良水质持续改善,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加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风电、光伏发电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绿色改造,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绿色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持续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实施“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工程,建成全球最大的人工林。这些实践不仅改善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更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4.全民参与:绿色生活方式与社会共治格局

推动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生态治理共治格局,如普及绿色生活方式,推进“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约粮食”等行动;强化企业环保责任,通过“环保信用评价”、“绿色金融”等政策引导企业履行环保责任,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建立“12369”环保举报平台,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监督,形成“全民监督”的氛围;深入开展生态教育,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世界环境日”、“全国低碳日”等主题活动,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这种“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为生态治理提供了持久动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铸就的世界担当

1.为全球生态治理变革提供实践范例与合作平台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中国不仅自身推进绿色发展,更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一是推动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如参与全球气候规则制定,参与《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推动建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二是加强气候领域国际合作,如通过南南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生态援助,帮助当地提升生态防护能力;三是绿色技术共享与能力建设,如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光伏、风电等绿色技术,培训生态保护人才,增强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能力。中国用实践证明,全球生态治理需要“共商共建共享”,而非“霸权主导”,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实践范例。

2.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者”

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贡献者:一是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划定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建立各级各类自然区,有效保护了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重点野生动物种群,是全球17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二是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国际公约,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等。

3.推动全球绿色技术和产业发展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在新能源技术、生态修复等领域的突破,不仅推动自身绿色发展,也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性价比高的技术和产品。中国的绿色技术不仅性价比高,还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如在非洲援建光伏微电网、在东南亚分享水稻节水种植技术。这种“绿色技术共享”推动了全球绿色发展的普惠化,让发展中国家也能享受绿色转型的红利。中国的实践打破了“发展必然破坏生态”的宿命论,证明现代化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全球秩序变革提供新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魔咒,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鲜明特色,开创了“不侵略、不扩张、不称霸”的现代化新路径,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了稳定力量。

(一)核心内涵: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与价值内核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本质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身发展,又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动态平衡,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独立自主的发展根基,即坚持把国家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科技创新、内需驱动、制度创新实现现代化,不依赖外部掠夺、殖民扩张或军事征服;二是合作共赢的发展逻辑,即摒弃零和博弈的霸权思维,主张通过平等对话、互利合作解决分歧,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结合;三是永不称霸的坚定承诺,即明确宣告“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始终以“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定位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实践: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路径探索

1.发展路径的非扩张性以和平方式实现自身发展

第一,工业化的自主之路。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通过殖民掠夺积累资本,而是通过“五年计划”、“自力更生”奠定工业基础,改革开放后通过引进技术而非掠夺资源实现产业升级。如今,中国完全依靠自身努力,已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第二,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中国通过“精准扶贫”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依靠的是产业扶持、教育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内生措施,从而避免了对外依赖的风险。

第三,科技自立自强。面对西方技术封锁,中国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在5G、高铁、芯片等领域实现突破,是依靠自身政策调整与资源投入的,而没有转嫁任何发展成本。这种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证明,现代化可以不通过掠夺实现,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

发展离不开安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始终坚守“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底线。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和平发展目标始终保持一致,是世界和平的“安全阀”而非“威胁源”。

2.在国际合作层面,以自身发展赋能世界和平

第一,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曲”,而是各国的“交响乐”。截至2024年,“一带一路”倡议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家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打破了传统现代化的“中心-边缘”依附格局,让现代化成果惠及更多国家。

第二,注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民生效益,即聚焦民生需求,实现“造路、造桥、造机遇”。

第三,绿色与健康合作的拓展,如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践行“健康丝绸之路”承诺,展现了负责任大国担当。

此外,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破解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文明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铸就的世界担当

1.为世界和平稳定筑牢“压舱石”

在百年变局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地区冲突、军备竞赛、霸权行径等威胁持续冲击全球和平根基。中国以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实践为底色,通过务实行动构建全方位和平保障体系,成为维护世界稳定的关键力量。

其“压舱石”作用体现在三个维度的深度实践中:一是从“军事存在”到“民生守护”,立体、和平地参与维和行动,即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参与者”,在冲突地区构建起“安全与发展”的双轨和平模式,且始终以“建设性存在”为定位;二是以“劝和促谈”打破对抗循环,解决热点问题,即面对地区热点,中国始终坚持“对话而非对抗”的解决方案,基于“共同安全观”,以“平衡各方关切”的思路推动危机降温;三是从“防御性政策”到“机制化互信”,持久构建安全架构,即中国以“永不称霸”的承诺和防御性国防政策,为全球安全注入确定性。

2.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动能”

第一,中国是多边机制的“积极建设者”,即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与话语权。

第二,中国是规则制定的“平衡推动者”,即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国倡导“共商规则、共建平台、共享成果”,推动制定《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反对数据霸权和技术封锁;在贸易领域,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多边贸易体制注入新活力。

第三,中国是文明对话的“桥梁搭建者”,即倡导“和而不同”的文明观,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平台,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传播“尊重差异、平等包容”的理念,为全球治理奠定人文基础。

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理念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的零和博弈、霸权思维,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愿景,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价值共识和方向指引。

第二,实践推动。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互联互通与互利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巴黎协定》实施等,将理念转化为惠及世界的具体成果。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所铸就的世界担当,本质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更是对“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的回答,为人类发展进步开辟了新路径。

报告人 | 刘京菊

责编 | 王瑱

校对 | 赵苇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李文鼐、刘斌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5/0901/127123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