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昆仑

昆仑文化是中华先民共同创造、当代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共相，具有天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特性。

昆仑天形

昆仑，是一个复合文化概念，核心词义为“天”，核心功能是“通天”。“昆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此后频繁出现在各类古籍文献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常见的词语之一。《集韵》：“昆仑天形。”《太玄经》：“昆仑者，天象之大也。”《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郭璞注：“天形穹窿，其色苍苍，因名云。”故以其高言之，谓之天山，以其形言之，谓之昆仑。天山与昆仑是同一文化内涵。

《康熙字典》：“凡物之圜浑者曰昆仑。”昆仑的原义指天体，有浑沌、圆满、浑圆、旋转、天穹等含义。浑沌者，宇宙之初始、天地之所出也；昆仑为宇宙之缩影，故称天，亦称苍穹；天旋转象如盖，故昆仑有旋转之义；天盖形圆，故昆仑有圆满之义。

学者认为，昆仑是先民观测太阳运行的轨迹，每天太阳在天上的运行轨迹呈现为一个圆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太阳视觉运动轨迹，是三个同心圆。古人将这三个同心圆称为“三圆”或“三天”，也叫“昆仑”。根据所祭必象其类的祭祀理念，先民设计祭天圜丘即为三层圆坛，且多于高地建设祭坛，故称其为“昆仑丘”，即《尔雅》所谓“三成为昆仑丘”。

昆仑通天

昆仑文化的起始时间与中华文化起源同步，其根源在于中华文化起源的农业特性，即“观象授时”。从考古发现的诸多线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追溯到昆仑文化的雏形。早在9000年前，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乌苏里江左岸的小南山遗址出土了玉璧、玉环、玉玦等玉器，这些玉器形状模仿天形，玉色如同天色，被视作通天之礼器。

距今约8000年的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下层发现的大型祭祀场，其中有“通天神庙”和祭祀坑，出土的白陶祭器上戳印有獠牙神面纹、八角星纹等与祭祀相关的图案，这些都与昆仑文化中的祀天场景和宇宙观高度契合。

河南舞阳贾湖墓葬出土的类似汉代画像上女娲、伏羲手持的“规”和“矩”骨器，被认为是观象授时的工具。随葬的龟甲上刻有象占卜结果的卦象符号，甲壳里装有代表天色的黑白两色石子，推测龟甲与骨“规矩”都是观象授时工具，这表明当时可能已经存在“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临潼白家遗址陶钵上的彩陶符号，浙江义乌桥头遗址陶器上的彩陶八卦类卦画符号、萧山跨湖桥遗址角木器上的刻画八卦类数字卦象符号，都和贾湖的数卜紧密相关，显示出当时广泛存在的敬天信仰。

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墓”，是二十八宿天文体系已经成熟的有力证明。而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祭坛、八角星纹“洛书玉版”、玉璧，距今5100年左右辽宁建平和凌源交界处牛河梁遗址的三层祭天“圜丘”（其形制直到明代北京天坛的圜丘保持不变）遗迹等，都清晰地展现出明确的祭天场景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大口獠牙的神龙形象，以及各种具象的龙形象，在距今8000年以后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良渚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实际上都是高庙龙形象的延续，也是敬天信仰传承发展的生动见证。

先有昆仑，再有昆仑山

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中华先民通过天文观象，有意识地对空间和时间进行规划，其中借助槷表完成对日影的测量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中国上古神话系统中，夸父逐日所展现的古人追逐日影的行为，无疑是早期文明社会观象测影活动的真实写照。女娲补天则是先民逐步完善历法的科学进步。事实上，这正是昆仑文化得以形成的天文学基础。

早期先民对天的崇敬，表达方式多样。玉器通天、天梯通天、高地三圆祭坛通天、神人神兽纹样通天、八卦通天、八角星纹通天、黑白天色通天方式各异，并没有形成高山通天最高形式与理念。设坛于高地祭天（红山文化），虽然已经是昆仑通天山的形式，但是出现较晚。由此观察，可以推断昆仑文化的通天理念与中华文化起源同步，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具体表达则为“敬天法祖”“天命”“天人合一”“天下”，乃至“大一统”等。

高山通天，则因其地势高敞，直观接近天，并因之设立祭坛祭天而起。早期通天神山未必有昆仑之名，但是因中华早期通天文化的“满天星斗”分布，可谓无处不昆仑。

昆仑山何在

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诞生，中国早期国家产生。满天星斗的中华早期各个文化聚落凝聚成为早期中国共同体，迎来万邦共主黄帝。昆仑文化的“天下之中”“帝之下都”等思想与五方天下的国家政权“中国”思想理念得以合一并强化。昆仑成为代表天下王权与神权唯一性神山，与古代国家政治核心直接关联，都城及其周边大山（秦岭、南山等）成为其直接象征。

随着中华文明发展壮大和天下观念的发展，中国国家政权对东西方交流（丝绸之路）积极利用，以及先民对河源的追溯，代表天下的昆仑山逐步西移，昆仑也就又有了西极的名号，成为西部所有大山的泛称。自此，西域昆仑成为中国先民新的天下之中，而葱岭以西还有大西域的宇宙观得以确立。

天下，原本就并非起于某座叫昆仑的山，而属于一个文化或文明叙事，其所属的宇宙观原本就意味着一个文明体对宇宙世界之起源与秩序及其与人们生活之关系的理解与建构。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文明的形成，即国家形成的标志。因此，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决定将某个遥远而又重要的地方大山命名为昆仑时，它的意义和影响就应该从文明（国家）发展的高度与深度来加以解读。

距今3000年，周代穆天子西巡昆仑，与帝女西王母相会并载玉东归。这一历史记载反映了中原与西域文化道统的一致性，表明很早以来西部就已成为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也充分反映出昆仑文化作为广域中国共性文化强大的影响力。

距今2000多年前，汉武帝时期国家经营西域，西域南山（以于阗南山和玉河为标志）最终被确定为昆仑，可谓是“天下昆仑”的国家诠释。

此后，中国人向西探寻昆仑的脚步更为频繁。东汉确定黄河有两源，一为玉河水，一为葱岭水。西汉末年，王莽在青海湖流域设西海郡，唐代大将李道宗、侯君集西行观览河源。元代忽必烈命都实三入吐蕃探寻河源。明太祖派邓愈、沐英西略川藏，耀兵昆仑。清代康熙、乾隆两朝皇帝派钦差大臣考察河源昆仑，编制舆图，乾隆甚至亲自命名回部某山脉为“昆都仑”，开采大玉雕刻“大禹治水”，并以之为标志明确西部山川为中国大昆仑区域。

历代政权对山宗河源的探求，是古代中国无处不昆仑，到天下昆仑，以及昆仑地理西移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与历史见证，表明秦汉以降从秦岭到葱岭包括天山与大青藏高原的大昆仑地理区域观念得以完全确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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