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课堂】宋亚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和时代价值

 

宋亚霖 铁道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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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性修养是共产党人立身立业的政治根基，更是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核心课题。本文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从理论基础、文化承继、历史赓续、实践体认、时代背景五重维度，深刻剖析新时代党性修养理论体系的源流脉络；同时立足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揭示其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党性学说、推动党的建设实践、强化党性教育熔炉作用等方面的重大意义。文章以理溯源、以史鉴今，为新征程上党员干部修好“心学”、锤炼政治品格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实践遵循，对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执政骨干队伍具有重要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党性修养作了许多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指导思想。新征程上，共产党人如何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再次成为时代课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把“提高党性觉悟”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这就为新征程上继续修好共产党人“心学”指明了方向。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生成的背后，有五个方面的逻辑，即理论基础、文化承继、历史赓续、实践体认和时代背景。

（一）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之一，源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性理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文本并没有对党性概念提出明确清晰的界定，但是他们克服了旧哲学的局限和不足：一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党性原则。恩格斯首先使用“党性”一词，早在1845年《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的结束语中，就针对当时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写道，“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二是将党性问题延伸到政党层面。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毫不掩饰历史唯物主义鲜明的党性旗帜，高度赞扬无产阶级具备的党性原则和合作精神：“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列宁在1894年底至1895年初所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中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这样阐述党性的重要性和鲜明的阶级性，“哲学上无党性的人，象政治上无党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这句话意思是，党性与阶级斗争相伴而生，残酷的阶级斗争孕育出党性这一鲜活的政治产物。“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列宁基本完成了对党性概念的科学明确界定，强调了党性的哲学维度。

（二）文化承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之二，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养思想，如“知行合一”、“修身正己”、“慎独自省”等。“知行合一”的重要思想是由王阳明提出，并得以继承发扬的关于认识论和实践论层面的哲学问题，以“心即理”为逻辑起点，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品格，以“致良知”为理论核心，以“天下一家”为政治理想。尽管“知行合一”的修养思想从世界观层面来说是唯心主义的，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有着本质不同，但其表达的含义是人要通过正确认识“知”与“行”的关系，不断提升自身的修养水平，最终达成“致良知”的高度，即在哲学思辨和道德理念的层面上，对于新时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问题的有效解决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不专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其根源，这也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党性修养这一重大课题，并形成系统性、理论化的相关重要论述，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对阳明心学的扬弃，是规律之学、成己之学、“知行合一”之学。从发展历程和内容来看，中国传统心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发端于尧舜禹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孕育于孔孟的“仁义之道”，承接于程朱的“理学宗传”，成就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唯物史观，在承认外部客观世界优先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初心、正心、忠心、民心四个基本概念，“不忘初心”“正心明道”“赤诚忠心”“凝聚民心”等命题，以及蕴含着阶级性、人民性和党性的辩证逻辑，揭示了从“小我”到“大我”以至“无我”的内在逻辑，体现了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

“内圣外王”是古代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论语·宪问》有“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说法。儒家学派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一个人修为渐次递进的过程，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不仅是个人提升自身修养的基本途径，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论语·为政》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即孔子从十有五立志于自身学习，到三十有所成就和突破，直到七十岁才能够随心所欲而又不抛却规矩，集中体现了个体修为和历练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性修养的认识有着相似的感悟，强调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

关于“慎独自省”，《礼记·中庸》有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学》也同样提倡“慎独”，指出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也要使自己的行为谨慎，一丝不苟，也就是个人要不断提升道德修养。因此，我们能够深刻体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修养思想是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精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既是将传统文化中的自我内省转化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对主观世界的改造，也是将先哲的心灵觉悟转化为阶级觉悟，还是将个体修行上升为个人修养和集体修养的结合。

 

（三）历史赓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之三，源自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优良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党性修养阐述最多的就是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全党全军的思想理论修养。在我党成立初期，大多数党员、战士或因自身知识水平，或因小资产阶级的出身成分局限，无法完全领会党章规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通过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支部建在连上”等基本原则和制度，加强对全党全军的理论教育，关注思想状况并及时纠偏，防止部分党员和战士偏离革命方向。同时，毛泽东同志经常写文章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全党全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制定路线，开展革命工作。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共产党员的作风修养，在抗战时期曾针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进行剖析和批判，大力开展整风运动，旨在通过政治性运动来强化党员的作风修养。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到“党性”一词，是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大表现，而实事求是才是有党性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良好作风与政治觉悟概括为“三大作风”，又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回应历史周期率之问，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坚定立场，准备好经受长期考验。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共产党员的纪律修养，在1938年《论新阶段》中首次正式提出“党内法规”这一概念，即“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可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关键在于确立并执行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使革命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大大增强。因此，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一系列要求，并使之逐渐成为党的优良传统。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布，“党性”一词由此在党内广为传播和使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如何加强党性进行了持续探索，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党性理论之先河。

刘少奇同志主要是从阶级性角度来阐述“党性”涵义的，如“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所以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党性：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等”，“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刘少奇同志还是我们党对于“共产党员修养”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他于1938年秋在豫西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又于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刘少奇同志在革命工作中深刻认识到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丰富内涵以及强化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全面系统论述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纲领性文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共产党员要注重哪些方面的修养？刘少奇同志从科学理论武装、政治能力锻炼、思想品德淬炼、纪律观念加强、优良作风养成、群众路线贯彻以及学习本领提升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例如，关于党员必须长期磨砺和锤炼的基本素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今天，重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能够获得很多启示。当前，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为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每个党员仍然需要从各方面加强自身的修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全党全国上下都呈现出了许多新问题。邓小平同志以“提倡党性，反对派性”，对党性修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

千年更迭，世纪交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国际国内复杂环境的双重考验。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地提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经常增强党性锻炼”，一方面深化对党性修养重要性的认知，即“共产党员增强党性，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创新党性修养路径，即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针对党内外存在的新矛盾新问题，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命题，胡锦涛同志明确了党的作风与党性的关系问题，即强调“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也就是说，党的作风是否优良，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影响着党的执政根基，决定党的生死存亡。要通过加强党性修养来涵养优良党风，坚定党的宗旨信念，进而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共产党人要充分认识到，坚强的党性与严明的纪律性密不可分，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遵守党的章程、维护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活。

 

（四）实践体认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之四，源自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经历和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他出生于红色革命家庭，父亲习仲勋同志勤俭节约，母亲齐心同志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勤俭质朴、和蔼可亲，不忘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2003年，习近平同志接受采访时曾回忆，“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平常穿的衣服，且不说补丁摞补丁，而且都要穿兄弟姐妹的衣服”。齐心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花红布鞋，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可见，红色革命家庭的熏陶和培育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七年的知青生活，磨炼了习近平同志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和勇于担当的品格风范。习近平总书记回忆知青岁月，曾这样评价在梁家河插队的工作经历：“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他还曾说过：“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七年时间里，习近平同志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当时的严酷考验与巨大困难，在艰难岁月里坚定信念、坚持学习、担当作为，与基层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共同创业，迈过了饮食关、跳蚤关、劳动关、生活关、思想关，将青春激情燃烧在了革命圣地这片黄土地上。即便处境艰难，他仍然坚持追求真理和进步，始终对党充满信心，立志要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尤其担任村支书后，他铆足干劲大刀阔斧地抓生产，组织农民打坝钻井，不断摸索和改革创新农村生产组织方式，设立铁业社、缝纫社、代销点、磨坊，在全省率先引进沼气新技术，带领全村艰苦创业，将村里的事业办得红红火火。正是在艰难岁月里的学习、观察、实践、创新，使他深入了解了国家的现实状况和最底层农民的生存状况，形成了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同志后来每次到基层开展调研，都能及时准确地掌握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各项问题。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走群众路线的传统，已经深深刻入他心中。

习近平同志在基层锻炼的工作经历和主政地方的实干经验，为提高党员党性修养提供了实践积累。在福建宁德工作时期，针对党内有的同志思想滑坡、信念动摇的状况，习近平同志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现象，先后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即“宁德廉政十二条”）和《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共5条，使地委风气一新。调任浙江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提出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和“焦裕禄精神”，旨在传承初心和使命。这些从地方工作实际中来的关于党性修养的思考，都成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成果。

（五）现实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之五，源自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是对世界人民殷切期盼的积极回应，也是对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的主动承担。

现实层面，应对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实现伟大的历史使命，都对加强党性修养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一长期执政的伟大政党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027.1万名。因此，只有一亿多名共产党员不断加强个体修养，才能在卓有成效地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党性修养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作用，才能在长期艰苦的环境中坚定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追求。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在理论价值层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性学说。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并将其引入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层面党性理论的基础上，推动其与政党党性的有效融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生动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在实践价值层面有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党性修养问题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视域，对党员干部提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的重大指示，并就加强党性修养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这些全新的话语表达和理论范式，推动了党性修养问题的有效解决，促进了全面从严治党成果的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全党进行党性教育的行动指南，使党性教育“熔炉”作用得以发挥。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形成与发展，是经过从党性实践到理论认知，再到系统理论指导客观现实的认识论演绎过程的，是被实践证明的党性教育行动指南。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将在指导思想层面发挥巨大威力，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引航向并保驾护航。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的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和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勇于担当，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不仅赋予了党性修养新的时代内涵，而且从理论、政治、纪律、作风、道德、能力素养等方面对新时代如何增强党性修养提出了具体要求，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增强党性修养的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员党性修养的增强和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可谓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党持续不断地推进。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把增强党性修养作为终身课题，全面提高自身素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报告人 | 宋亚霖

责编 | 王瑱

校对 | 赵苇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刘妍君、刘斌

责任编辑：王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5/0918/127300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