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政权第一份《对日战争宣言》

1932年4月1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以下简称《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公开发布，并刊登在1932年4月21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这份《对日战争宣言》是红色政权首次以国家政权名义发布的抗日宣言，见证和讲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红色政权首擎抗日大旗、勇担民族大义的历史担当。

1932年1月中旬，时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报告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斗情况，并分析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重点谈及日本侵华态势。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与会的部分中央代表团成员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毛泽东未能充分认识到日本侵占东北的核心战略意图在于进攻苏联。他们据此认定其政治路线存在原则性错误，认为不提“武装保卫苏联”，“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现场火药味十足，一度陷入僵局，最终不得不临时调整会议主持人。

会后不久，经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毛泽东前往瑞金东华山古庙休养。此时的他虽身处山林，却始终心系民族危亡与革命大局。毛泽东在东华山休养不久，即从报上获悉日军于1932年1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继侵占东北三省后，日军又悍然侵略上海，这使毛泽东深感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

尽管身体抱恙，毛泽东仍坚持亲笔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并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因宣言未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宣言起草后暂未对外发布。然而，随着日本侵华形势的日益严重及国民党政府的不作为，中国共产党亟须以红色政权的声音发出抗日号召，领导全中国人民共同抗日。同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常会，决定正式对日作战，并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后宣布。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外发布。

为了扩大影响，宣言还刊登在同月21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同期共同对外发布的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其中《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强调，鉴于对日作战时机日益紧迫，须在红色战士和工农群众中加强宣战动员。当红色游击队向外扩展至日帝势力范围附近时，应迅速领导民众组建抗日义勇军，使其自动武装并开展游击战，直接对日作战。

《对日战争宣言》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宣示，也具有鲜明外交性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公开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这一立场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强烈对比，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作出一定调整，最终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深入发展。

总体来看，《对日战争宣言》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将反“围剿”斗争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寇。《对日战争宣言》进一步阐明，正是国民党的全力“围剿”阻断了苏区军民直接抗日，因此“抗日”必然与“反蒋”相连。二是展现早期“合作抗日”意向，主动调整政策策略以联合反日力量。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团结国内力量共同抗日已成为紧迫任务，并据此调整了政策方向，清晰表达了愿与一切抗日力量协同作战的意愿。

在日本侵华加剧、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以《对日战争宣言》为代表的系列抗日宣言，率先在中华大地擎起救亡旗帜。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一面揭露日寇侵华罪行以唤醒民众救亡意识，一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统战主张，使“武装抗日”纲领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责任编辑：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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