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金银器的春秋》

《金银器的春秋》出版了。我想首先我会面对一个问题：这本书与三年前问世的五卷本《中国金银器》有什么不同？当然这也是我接受出版社约稿时首先产生的自问。

写作之初，我把它视作《中国金银器》的一个极简本，同时向自己提出要求：其一，尽量增补《中国金银器》出版后自己见到的实例；其二，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金银器的认知。这一目标自然也成为写作的主要动力。与《中国金银器》相同的是，它的研究方法一以贯之，即在为器物定名的过程中，讨论其纹样、用途、设计来源以及发展演变。

《金银器的春秋》选择了各有代表性的三个时段作为书的三章，即唐代金银器皿、宋代金银器皿、明代金银首饰。

第一章唐代金银器皿以“西风吹渭水”标目，落墨却在“西风吹渭水”之后，即异域元素与传统纹样和社会风习交汇融合的中土化进程。这一章里援引了何家村窖藏中一组被定为盛唐时期的银盘为例。银盘尺寸大致相当，风格也大体一致，全器光素无纹，唯内底心装饰鎏金纹样，或龟，或熊，或狐狸，或凤凰，龟纹和双狐纹的造型均取式于桃。又有一件盘心纹样为兽首鸟身蹄足之物，今称它为“飞廉”。在《中国金银器》中，我对这一定名提出异议，认为它是寓意长寿的万岁之禽，当另有名称。去岁初春赴太原，至晋阳古城遗址博物馆参观，看到了数件古城遗址出土的带有“富贵”和“吉利”榜题的北朝空心砖，以及“大齐天宝元年造”空心砖拓片，榜题下的瑞兽清晰可见——与何家村银盘中兽首鸟身蹄足的形象几乎相同。与之造型大体一致、细节稍稍有别者，也见于北朝墓室装饰纹样，如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墓门浮雕。兽首鸟翼凤尾蹄足的形象，早已出现在安徽马鞍山三国时期吴国朱然墓的漆器上，并且是与同心鸟、比目鱼等祥瑞安排在一起，不过凤尾的描绘比较简率，约略见意而已。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的《唐六典》卷四述礼部职掌云“凡祥瑞应见，皆辨其物名”，以下分类列出“大瑞”“上瑞”“中瑞”“下瑞”百数十种，神龟、凤、鸾均属大瑞，赤熊、玄狐属上瑞。同属大瑞的，还有富贵和吉利。至此，从实物到文献，已形成可据以定名的一条完整的证据链，那么何家村银盘中的所谓“飞廉”，正是至少自三国以来即被视作祥瑞的“吉利”。这一章里，还吸收了廉萍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确定西安市东南洪庆村的一件银鎏金小盒的人物故事图内容为“段金之交”。银盒图案的设计构思得自其时广为流布的小说自无疑问，以图文合一的方式巧妙地完成了情节曲折的叙事实属难得。由此可知，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的图案之一，也是相同的故事。

收入第二章宋代金银器皿章节的，有福建邵武故县南宋窖藏银鎏金盘盏一副。十几年前，我曾将它的纹样定名为魁星，同时举出南昌出土的一件银盘与之合看。很久以来，我都没有机会一睹银盘实物，所获照片亦非高清，因此银盘纹样中的诸多细节未能掌握。今春赴江西省博物馆新馆，只见银盘赫然陈列于展厅，而且极其方便细观，于是从不同角度拍摄了纹样的各个局部，归来细审——盘心凸起用于置盏的菱花式边框，内里锥点的一首《踏莎行》与宋代话本小说《简帖和尚》引述者字句相同，唯彼之“恣游花市”此为“醉游花市”。围绕边框布置的纹样是一幅完整的词意图：右上方一株桂树花开满枝，左边高柳之畔有一所宅院，闺阁中人方探身凭栏，下望的目光与导从后方的夫君遥遥相对。走在最前面的右手擎喜报，后一位打着一面三旒旗，旗面圆心锥点一个大大的“魁”字，紧接着一位持幡，上錾“天下状元”，走在最后的高举双檐伞，持鞭骑马的“天下状元”，则身着圆领袍、头戴展脚幞头，正是春风得意时。这一个依靠高清图方能觑得分明的“魁”字，真是太重要了，它适合为图案点题，如同“魁星盘”之自名。不必说，当时应有一只主题相同的酒盏，与盘合作魁星盘盏一副。之前我曾引述的宋人笔记中记载的“状元则送镀金魁星杯柈一副”，在此终于有了契合无间的实证。

第三章以明代金银首饰为核心，采用了以纹样为核心的叙述方式。虽然以明代为主，但同时兼及前代。在这一章的“人物”一节，一件饰品的定名，自认为是一个小小的“发明”——出自安徽当涂姑孰镇孙吴墓的一枚金摇叶。金银首饰开始流行的汉代，人物纹样尚未登场，稍后才出现仙人以及东传不久的佛陀。当涂孙吴墓出土数枚金摇叶，以极细的金丝和极微小的粟粒在摇叶上累作各种纹样，其中一枚为佛像。一枚滴珠式镂空金片的两面各以金丝勾勒相同图案，金丝嵌出的边框之外缘以粟粒，圆光下祥云缭绕，佛陀头顶螺髻，赤足而立，衣物围出的三个圆框原初当有嵌物。此物当如何命名？抑或，它在当时怎样被命名？不妨把目光转向北方——洛阳寇店镇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中有“金珠缕□……佛人”。有学者将“金珠缕”解释为“金珠串成线状”，于是解读此枚石楬所登之物为“一件珠串佩饰上缀有佛像”，而这一释读实在未能解疑。所谓“金珠串成线状”，是就“缕”的字义，固然不错，然而结合考古发现的两汉魏晋出土实物来看，实则不然。审视诸例，可见以细金丝双钩纹样边框、边框内缀焊排列齐整如连珠且细如苋子的金粒，是其基本方法。可以说，金立佛摇叶的工艺，时称“金珠缕”，那么它的名称便是金珠缕佛人摇叶。当涂墓葬的性质，叶润青等《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发掘收获》一文推定是王以上高等级的孙吴宗室墓。虽然石楬出土于北方，金佛人摇叶发现于南方，但二者时代相同，墓葬等级约略相当，自可互证。

早在写作《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丛考》的时候，我即以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绣羽鸣春图》为参照，将出自张家界元代窖藏的一枚金簪纹样定名为绣羽鸣春图，并认为所谓“绣羽”，乃是练鹊。金簪收入《中国金银器》时也如此沿用。去岁读到陈水华《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方知这是一只白鹡鸰，是《诗·小雅·常棣》中的“脊令”，“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历来用它寄寓兄弟友爱。在《金银器的春秋》里，以往的疏失，自然是纠正了。

本书的附论《设计史视野中的金银器》，是我自始至终不曾忽略的研究角度，在这里仅以隋唐以前的几件实物为例，简要表明自己的认识。本书《小引》中已经说道：“纹样的传递并不同时伴随观念的传递。格里芬的形象先秦时期即进入中土，来通和多曲长杯都是唐代酒器中的宠儿，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也为唐代纹样增添新奇。但纹样和器物原有的名称并没有随之而来。”在附论中则以实例说明，“相似的构图常常不是来自工艺的传承、文化的传承，而只是显示着一个共同的图式来源。用已有的图式讲述新的故事，或用新的图式演绎古老的传说，正是设计史中内容尤其丰富的部分”。

接受约稿时，按照我的理解，《金银器的春秋》应该是一本有学术含量的普及读物。在我心目中，符合这一定位的理想作品当以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为首选。《中国史纲》的《初版自序》说到作者写书时为自己制定了三项原则，前两项分别是：“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金银器的春秋》，便也援此先例作为标准。

金银器研究是伴随现代考古学兴起而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它因此是一个开放性的课题。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实物资料的不断披露，研究者也将不断刷新自己的认识，将研究逐步推向深入。

（作者：扬之水，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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