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 共产党人掌握着开启“中国未来大门的钥匙”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西行漫记 | 共产党人掌握着开启“中国未来大门的钥匙”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

——白修德

在《西行漫记——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图片展览中，美国记者白修德堪称一位深谙中国历史的“中国通”。1938年9月，他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华期间，作为美国《时代》周刊驻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不仅长期与国民党高层保持密切联系，也曾深入抗战前线与敌后游击区，并于1944年专程赴延安进行采访。基于其六年间对中国抗战实况的全面观察，白修德断言：共产党人掌握着开启“中国未来大门的钥匙”。

“中国的力量在于农村”

白修德，本名西奥多·哈罗德·怀特，1915年出生于美国。1934年至1938年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其毕业论文以“1915年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为题，荣获专业最优成绩。求学期间，因对中国文化满怀热忱，他特意取了中文名“白修德”。1939年4月，白修德“带着一台二手打字机”前往战时的重庆，受聘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专门负责依据政府公报与新闻招待会的内容，撰写与中国抗战相关的新闻特写。

白修德（右）和《时代》杂志出版人亨利·卢斯合影

初到重庆，白修德牵头组建了中国哈佛校友俱乐部，他发现“国民党政府官员中哈佛毕业生占比之重，甚至超过了以精英化著称的美国肯尼迪政府”——这种显而易见的“美国化”，起初令他颇为关注。然而仅半年后，面对日军的持续轰炸，白修德便洞悉了国民党政府的虚弱本质：他们生搬硬套美国城市的管理模式，却根本无法为自己的人民提供有效庇护。彼时的重庆，“铁路和电车变成了《山海经》里的东西”，整座城市弥漫着“毫无忌惮的悲观厌世”情绪，“骨髓里都是贪污腐化的”。更令他失望的是，“所有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白修德意识到，“中国的力量在于农村，在于千百万农民的精力，农民的意志才使重庆感染了力量，光是重庆是没有什么的。对战争的真正的答复，是在于遍布在大陆上的星星似的乡村”。

共产党人“把他们自己变成了为农民开路的火炬”

1939年9月，白修德前往中国北方农村——山西前线与敌后游击区，实地调查中国抗战的真实力量。在沁河河谷，他采访了三位年轻的县长和共产党的游击队长，“最会做事，最不屈不挠守护弱者，最擅长杀敌的人，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老百姓就像“流动的溪流”，主动汇入中国共产党推动形成的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而国民党军队却只能向百姓“谎称自己是八路军”，以此在日军追击时获取必要的帮助。

白修德深刻地分析：“在山西，共产党人没有自称政府，但他们正在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因为他们在保护人民。”他坦言：“返回重庆时，我已无法再将蒋介石或他的美国化的政府领导班子当作真正的政府看待了。他们对各种事件毫无掌控力，我迫切地想要与他们脱离。”很快，白修德便辞去国民党中宣部顾问一职，转而出任美国《时代》周刊驻远东地区首席记者，正式开启对中国及中国抗战的新闻报道工作。

1942年夏秋，“河南大灾荒的消息传入重庆，如同随风飘入的柳絮”，难以获取任何确切信息。1943年2月，白修德与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同前往河南，实地调查灾荒情况，目睹的却是“国民党政府无动于衷地看着人民被饥饿夺走生命”。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离开河南时，郑州官员设宴款待，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失了民心的国民党，最终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丢掉了河南。

白修德撰写的《河南饥荒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溃败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华北地区“屡战屡胜”。“在六年之中，中共从不毛的山地伸出一根基地的链环，以一个弧形的姿态，从东北一直连到了长江流域”。白修德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把他们自己变成了为农民开路的火炬”，“唤醒了国民党和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人民——来自被解除压迫的农村，来自群众的智慧，更来自农民大无畏且持久的英勇精神”。共产党的军队始终“依靠着人民的援助而战斗”，被武装起来的人民，是其遍及全国的强大后备力量。白修德评价：“中国从来没有过一个集团敢于武装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武装成千成万的人民，而且知道这些武装是不会调转头来反对它的”，因为他们已经赢得民众的普遍拥护。

“凝聚起了新的正义”

1944年10月，在厌倦了“重庆的阴郁气氛”后，白修德在延安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的“空气与重庆不同，夏天干燥而焕发，冬天严寒而愉快”，这里的人们“都充满着罕有的活泼与朝气”，欢欣鼓舞的气氛随处可见。

在延安，白修德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他们“个个韧如皮革，坚如钢铁。他们互相信任，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没有一点宗派主义的裂缝”。在愉快的漫谈中，他观察到，共产党人的思想有“一种倔强而难以克服的现实主义”，“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什么，而且完全懂得如何将这些疾苦转化为实际行动”。白修德直言：“到1944年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了根，把自己中国化了，民族化了。”

在白修德看来，“延安是一所巨型的思想实验室”，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在这里，共产党吸纳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精华，将其熔铸为全国性政策与实际组织能力，“然后又把这些青年和他们脑袋里的成熟思想一股脑地重新送回到各个地区，……动员中国社会中的每一分子”。“中国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正因为“有人民在一起，而且因为与人民在一起，他们凝聚起了新的正义”，而“正义必胜”的信念在这片土地上已然深入人心。

1946年，白修德与《生活》杂志记者贾安娜在纽约共同出版《中国的惊雷》一书，书中指出：“迄今为止，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共产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

白修德、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

（本文作者：李薇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

责任编辑：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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