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学价值——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周年之际

 

编者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与超越，其意义远不止于环境保护的技术与管理，更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明范式，蕴含着深厚的人类学价值。本文旨在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如何重塑关于“人”的本质、人与环境的关系、社会文化的构建以及全球共同体的未来。文章将从历史维度梳理人类文明演进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揭示生态危机的深层人类学根源；从现实维度剖析工业文明“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本性与社会结构的异化；从实践维度探讨生态文明建设如何通过文化适应与技术创新，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开启新的可能；最后，从全球治理维度论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价值基石与践行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蕴含深厚人类学价值的全新文明范式。它重新定义“人”的本质，将人从孤立的“经济个体”回归为与自然共生、与他人相连的“生态存在”；重塑文化的功能，使文化从刺激消费的工具回归为指导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智慧载体；更重新锚定文明的方向，为破解现代性危机、实现人类与万物的共生共荣，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与行动指南。

一、历史之维：从“嵌入自然”到“主宰自然”——人类学关系的断裂与生态危机的根源

要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方位与人类学价值，需将其置于人类与自然关系演进的宏大叙事背景之下。这一叙事远比工业文明的短暂历史更为悠久，其主线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在宇宙中定位的不断变迁。

在占据人类历史绝大部分时光的原始采集－狩猎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心理上与实践层面都深刻地“嵌入”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中国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在对境内少数民族的长期研究中，揭示了大量类似的生存智慧。例如，著名民族学家秋浦通过对东北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系统性社会历史调查，详细记录了其基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宇宙观和一套极其严苛的狩猎伦理与生态禁忌。他们信奉山、水、树、兽皆有神灵主宰，衍生出不打怀崽的母兽、不猎幼兽、不在动物繁殖季节大规模围猎等行为规范，并在获取猎物后举行仪式感谢山神的赐予。这实则是一套精心构建的、用以维持生态平衡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其背后，是一种强调自然内在价值的世界观，即：人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生命网络中的平等一员，与其他生物存在紧密的共生关联。这种观念构成了其文化的核心，有效遏制了资源的过度消耗。

进入农业文明，人类通过驯化动植物和定居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砍伐森林、兴修水利、开垦农田成为可能。然而，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这种干预总体上仍被一种强大的宇宙观所约束和引导。以儒、道两家为核心，融合了法家、阴阳家等思想的中华生态智慧，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宏大哲学框架。道家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将“自然”视为最高法则和终极价值，主张人类应无为而顺道，摒弃过度的人为干预。儒家则从伦理秩序入手，将自然秩序与人类社会秩序相类比。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虽带有神秘色彩，但其核心在于强调天人的统一性与互动性，认为人的行为，尤其是君王的行为，会与天象、自然灾异相互感应。这种思想在客观上约束了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对自然的肆意妄为。更为具体的是，这种智慧落实为一系列指导生产生活的实践准则。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不仅是实用的资源管理策略，更是一种将人类行为纳入自然节律的道德律令。人在这种图景中是“宇宙人”或“道德人”，其存在的意义与宇宙的和谐运行紧密相连。

然而，关键转折发生在近代欧洲。通过殖民与全球化进程，近代欧洲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共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其核心是“主客二分”的哲学，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彻底分离，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这一命题提供了哲学基石。哲学家余谋昌教授在其著作《生态哲学》中精辟地指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将自然视为没有内在价值、仅供人类驱使的客体仓库和垃圾场，是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总根源。

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最终催生了一种以无限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工业文明形态。当这种文明形态伴随着枪炮进入中国时，它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在寻求救国图存的道路上，一方面不得不学习西方的科技与制度，另一方面也对这种文明的弊端有所警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曾敏锐地观察到西方科学万能梦的破产和精神的空虚。

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人也被简化为劳动力商品，其价值主要甚至唯一地由其经济产出衡量。这种异化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紧张、社区纽带的瓦解以及个人精神世界的普遍空虚与焦虑。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曾用“社会断裂”一词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因快速转型而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其中就包含了人与公共生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而环境恶化，如雾霾、水污染等，则成为这种现代性风险最直接、最可感的体现，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前景与健康安全。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可见，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绝非简单的政策失误或技术落后，而在于工业文明所塑造的、一种特定的人类学范式——它将人定义为与自然对立、并以无限攫取自然来证明自身价值的孤立主体。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价值，首先就在于它以惊人的深刻性与勇气，完成了对这一错误范式的彻底揭露与哲学清算，回归更具整体性、关系性的中华传统生存智慧，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

 

二、现实之维：诊断与疗愈——“生态人”范式对“经济人”的超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现出其强大的现实关怀与批判力量，即对被工业文明所“异化”的现代人及其生活方式进行全面诊断，并提出一套系统的疗愈方案。工业文明的“经济人”范式，作为一种高度简化的模型，将丰富、多元的人性假设为追逐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器。这种单薄的人性观在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引发了深刻的异化，使现代人陷入一种富足中贫困、繁忙中空虚的悖论性状态。

例如，哲学家王治河在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中，就曾犀利地指出，现代消费社会制造了一种“虚假的需求”，让人们沉浸在符号消费的狂欢中，却远离了真实的自我和生命体验。人们通过消费来标识身份、寻求社会认同，甚至填补精神世界的巨大空虚。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无限膨胀的物欲，成了资源过度开采与废弃物疯狂累积的直接驱动力。

社会学家周晓虹在研究中国农民工群体时指出，他们从熟悉的乡土社会进入陌生的工厂体制，经历的不仅是空间的位移，更是劳动意义和生命体验的深刻变迁。在高度分工和效率至上的流水线上，劳动与其内在兴趣、创造力日益分离，“996”工作文化、职业倦怠在部分行业成为普遍现象。劳动本应是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实现，但在“经济人”范式下，它常常沦为谋生的、枯燥的、令人身心俱疲的苦役，剥夺了人的成就感和意义感。

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在其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描绘的基于“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的传统社区，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经济冲击下正发生剧烈变迁。

文化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的长期跟踪研究，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农村家庭生活与个体主义兴起的复杂图景，传统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个体主义逻辑在带来个体解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传统基于血缘、地缘的纽带，导致社会信任度面临挑战，集体应对重大危机（包括生态危机）的能力被削弱。

面对物质的丰饶与精神、社会、生态的荒芜并存的景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一个积极的、建构性的范式，从多个维度重新定义人的本质，旨在恢复人的完整性与丰富性。

首先，人是“关系性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依赖于与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他人、与过去和未来的世代所构成的复杂、动态的关系网络。这与儒家“仁者爱人”“民胞物与”的思想高度契合。这种关系性定位，要求人从孤立的自我中走出来，承担起对生命共同体的道德责任，将关怀从个体延伸至社群、自然乃至整个地球。

其次，人是“有限性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一思想彻底摒弃了工业文明“经济增长无限论”的迷思，倡导一种以福祉和品质为核心的“稳态经济”和“够用即可”的生活哲学。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长期致力于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指出，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建立在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基础之上，必须承认自然的边界，只有承认自然的边界，才能实现经济与生态的真正和谐。

最后，人更是“创造性存在”。“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从“更快地榨取自然”的歧途，引导至“以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代价，实现更高层次生活品质与精神满足”的正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一理念体现在循环经济、生态农业、绿色建筑、共享模式等无数创新实践中。中国浙江省历时二十余年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便是这一范式转变的生动例证。该工程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物理环境（如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更关键的是，它重建了农民与家乡环境的情感联系（乡愁），重塑了乡村社区的公共空间和集体认同，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实现了社区的复兴。同时，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等绿色产业，将优美的生态环境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为农民提供了既生态又富裕的新生计方式。

这一实践雄辩地证明，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同步解决环境退化、经济停滞和社会解体的问题，使“人”从被污染、贫困和疏离所困扰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其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以及在社区中的尊严、活力与归属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三、实践之维：文化适应与技术创新——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生存智慧

任何伟大的思想，其价值不仅在于批判的深刻，更在于建构的可信与路径的可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非书斋里的乌托邦幻想，而是一套指导人类进行新一轮大规模“文化适应”的实践智慧体系。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核心机制，它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一场自觉的、全面的文化转型过程，它要求将生态理性作为核心原则，内化并渗透到从物质生产到精神价值、从制度设计到日常行为的每一个层面。在这一宏大实践中，对全球各地“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发掘与复兴显得尤为重要。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便是典范。哈尼族人基于对山地生态系统的深刻理解，创造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位一体的垂直景观结构：山顶的森林作为“绿色水库”涵养水源，山腰的村寨是居住和社区中心，而下方的梯田则通过极其复杂的沟渠系统获得精准灌溉。这种模式不仅生产了粮食，更是一个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和微气候调节的生态系统工程，历经千年而不衰。

另外，一场涉及全球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深刻革命正在悄然发生，其核心是从工业文明的“线性经济”模式（采取资源－制造产品－废弃）转向仿效生态系统“无废”循环的“循环经济”。这绝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尽管技术至关重要——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18.89亿千瓦，同比增长25%，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56%。这一规模较2023年底的14亿千瓦净增4.89亿千瓦，增速远超全球平均水平。这样的转型速度为全球能源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更深层次的是制度与文化的变革。它要求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鼓励易于拆解、维修和回收的生态设计；它需要培育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习惯，支持二手市场、产品共享和服务化转型，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新的“物质伦理”，即珍视资源，视废物为“错放的资源”，追求简约、优质、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最深层次、最困难的实践，莫过于生态价值观的内化与社会文化认同的重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持续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广泛动员园区、企业、社区、学校、家庭和个人积极行动起来，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这需要一个长期、系统性的社会教化过程。它要求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儿童早期教育开始，培养其对自然的敬畏、热爱与理解。它需要通过文学、电影、美术、音乐等一切文化艺术形式，讲述生态故事，传播生态美学，批判反生态的行为，颂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它还需要通过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树立像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八步沙林场“六老汉”等先进群体这样的生态文明道德标杆，激励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这种文化层面的实践，其最终目标是为社会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脚本”或“主导性叙事”。在这个新叙事中，人生的成功、幸福与意义，不仅仅由财富的多寡、消费的水平来定义，还与个人的环保实践、对社区的贡献、生活的简约与充实以及精神世界的丰盈紧密相连。它试图将生态友好型的生活方式塑造为一种新的、更具吸引力、更令人自豪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转向的人类学意义在于，它使文化恢复了其作为人类物种适应特定环境、谋求长期可持续繁荣的智慧本真功能，而非沦为刺激无限消费、加速生态崩溃的催化剂。

 

四、全球治理之维：迈向“生态人类命运共同体”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无边界性，决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必然要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体现在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之中。

现行的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的国际治理架构，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海洋塑料污染等跨国界挑战时，常常陷入“公地悲剧”的困境，表现为行动迟缓、承诺乏力、执行不力。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各国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仍被狭隘的、短期的国家利益（这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国际层面的延伸，可称为“国家中心主义”）所主导，缺乏一种真正的、基于物种生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人类要合作应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此展现了其宏大的全球伦理价值与前瞻性：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人类是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整体，共同栖息于地球这艘“太空飞船”上，共享着唯一的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任何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严重生态破坏，其影响最终都会通过复杂的生态链和气候系统波及全球，无人能够幸免。这种“类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构建任何有效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心理与道德基础，要求所有国家、民族和文明都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利益博弈，从人类物种永续发展的长远视角和整体视角来看待生态问题，将生态安全视为最高级别的共同安全。

这也正是《巴黎协定》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深刻人类学依据。该原则一方面基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承认了人类作为整体对地球生态系统负有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另一方面则基于人类学对全球社会文化多样性、历史进程复杂性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平衡性的尊重，正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累积排放、当前发展需求、技术能力和财政资源上的巨大差异，体现了追求全球生态正义的务实精神。它要求历史上对当前生态问题负主要责任且能力更强的发达国家，承担起率先大幅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义务，这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生命共同体伦理的团结互助，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球层面的具体实践。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重大的全球发展合作实践，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落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绿色发展合作”。推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意味着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金融投资等项目中，高标准地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与共建国家分享中国的绿色技术、环境标准和治理经验。例如，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建设的卡洛特水电站项目，在规划、设计和施工的各个环节都充分考虑了环境影响，采取了严格的环保措施，为当地提供了清洁电力，减少了碳排放，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成为“一带一路”绿色合作的典范。这种合作模式，截然不同于历史上某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产业和垃圾的“生态殖民主义”做法，它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推动全球范围内走向绿色发展、共享生态文明红利的承诺与担当。这正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政治宣言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具体体现，其深远的人类学意义在于，它试图探索和构建一种新型的、平等的、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替代旧的、不可持续的、带有剥削性质的掠夺式发展模式，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生态安全与繁荣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学价值是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它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人类学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远不止于环境保护，而是关乎人类文明的终极走向和人的存在本质的重新定义。

它通过批判性地重审历史，揭示了工业文明“人类中心主义”人性假设的虚妄与危害，并重新发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等古老智慧的时代价值；通过对现实异化状态的深刻诊断，提出了以“生态人”范式为核心的全面疗愈方案，旨在恢复人的关系性、有限性和创造性，为现代人走出精神与生态的双重困境指明了方向；通过倡导一场全方位的文化适应与社会实践创新，将生态智慧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血脉之中，证明了生态文明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正在发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现实；通过奠基全球生态治理的伦理共识，为分裂的世界提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价值公约数，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文明古国的天下情怀与历史担当。

作者 | 徐辉冠

责编 | 王瑱

校对 | 赵苇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刘斌

责任编辑：王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5/1024/127582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