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中守护国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保护好故宫，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故宫人的光荣使命。新起点上，故宫博物院要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加强文物保护修复，提高文物活化利用水平，让故宫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窗口。”

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展厅正在展出“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抗日战争期间，故宫博物院组织院藏文物南迁以躲避战火，无数人接力守护，使之得以基本完整保存。故宫文物南迁，创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奇迹。

普通市民的来信，希望故宫文物能早作打算以避战火

故宫博物院珍宝馆，观众在精巧无比的工艺美术品前不时发出赞叹之声。相形之下，石鼓馆则要安静许多，这里陈列着十面花岗岩质石鼓，仔细看石鼓上有文字，可是对于游客而言，不啻天书。这十面石鼓，真正担当得起“国宝”之誉，其上的文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组石刻文字，记录了战国晚期秦国国君游猎之事，它于唐初时发现于今陕西宝鸡石鼓山，大文豪韩愈为之作《石鼓歌》，对石鼓文书法推崇备至，使其名声大噪。

难以预料，如果石鼓默默无闻，是否会经历此后一系列变故。唐代，十面石鼓中的“乍原”鼓曾丢失，到北宋才寻得，然而已被当成农家舂米的石臼使用，损坏严重。北宋晚期，喜好书画的宋徽宗下令将石鼓迁至汴京保存，并以泥金填字。不久，金兵南下，攻取汴京，石鼓在北上途中被弃之于荒野，但泥金却被挖走。元代，在国子监长期任职的虞集，在淤泥草莱间重新发现了石鼓，洗刷后迁至北京国子监存放，元明清三代石鼓均安放于此。

享受了六百余年的安稳，由于日寇的入侵，石鼓不得不再度踏上迁徙之路。这一次，与它共同“流浪”的文物近百万件。

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展厅中，“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正在展出，对于许多观众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知道故宫文物曾在抗战时期南迁、西行。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文物早有觊觎之心，在甲午战争时，日本就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有组织有系统地掠夺中国文物。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与毁坏中国文物，1946年的一项统计指出战时中国被劫毁的公私文物超过360万件。日本侵略者意图斩断历史悠久的中华文脉，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其心可诛，而其妄图必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向华北进逼。1933年元月，日寇入侵山海关，平津震动，为了保护文物安全，故宫博物院作出文物南迁的决议。消息一出，舆论沸腾，对于许多人而言，将故宫文物撤出北平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但故宫博物院坚持文物南迁，日寇一旦入侵北平，故宫文物就有可能遭到毁灭。展览中引用了1932年8月8日一位叫多奇云的石门（即今石家庄）市民写给故宫博物院的信。信的开头，他提到沈阳故宫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当时落入日本人之手（此书最终留存甘肃），他悲痛写道：“辽东变起，沈阳四库全失。申沪烽烟，南地图书尽丧。千年古物，毁于须臾，凡属国人畴不痛惜？”有鉴于此，他建议故宫博物院要对所藏文物尽早打算、安排迁避：“夫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藏古物，咸为稀世之珍。为本国之文化计，为世界文化计，均宜早为之所，妥为保存，纵不能一举迁避，亦宜先后施行。”这封来自普通市民的信，言辞急切，见解深刻，折射出中国人守护文物、传承文脉的殷殷之情。正是有许许多多这样普通中国人的支持，南迁文物得以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保存下来。

颠沛南迁又西行，在战火中共同守护文物安全

1933年2月7日至5月23日，故宫文物分五批南运上海，总计13427箱又64包。展览展出了一件装载南迁文物的大木箱，1933年4月18日，这只大木箱中装着284件戏衣和二衣，启程运往上海。展出的老照片上，许许多多这样的大木箱集中于太和门广场，这样的场面既壮观又悲怆，就像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将要告别故土，踏上生死难料的旅程。

从第二批起，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文物也随故宫文物南运上海，石鼓亦在其中。

故宫文物南运上海的路线大致是，从北平出发，经平汉铁路到郑州，这里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在此交汇，文物经陇海铁路到徐州，再经津浦铁路南下到达南京浦口，在此装船运至上海。

故宫文物在上海存放了三年时间。其间，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南京设立分院，并紧急营建文物保存库。1936年9月，文物保存库落成，存放上海的故宫文物分批迁到南京，保存于此。然而，不久它们就被迫再度转移，这一次是西行。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紧接着，淞沪会战打响，上海沦陷，南京危殆。故宫文物分三路向西南地区疏散：南路文物80箱溯长江而上到汉口，转汉粤铁路到长沙，再经湘桂公路到桂林，之后辗转于贵阳、安顺，落脚于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中路文物9331箱也是先到汉口，中经宜昌转运重庆，又经宜宾转运乐山，秘藏于乐山安谷的一寺六祠；石鼓在内的北路文物7287箱先由津浦铁路至徐州，再经陇海铁路到宝鸡，这里是石鼓出土的地方，千年之后，再度回乡，却是以这样仓皇的姿态，之后文物再由蜀道入川，先后存放于成都、峨眉（当时为县，今为峨眉山市）。然而，由于战事吃紧，仍有2954箱文物来不及运走，留在了南京。

展览中有一幅马衡先生写的对联——“护持故宫庶物，来作峨眉寓公”。马衡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卓有成就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对石鼓文有精深研究，北平解放后，他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又专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将自己收藏的大量文物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这幅写于1944年的对联在边跋中提到，包括石鼓在内的7287箱文物于1939年夏由成都运到峨眉保存，马衡集石鼓文为联纪念此事。这批文物原存放在峨眉县城外的大佛寺和武庙，但日军对乐山城进行轰炸，考虑到大佛寺库房有可能被袭，不得不再迁至他处保存。

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文物安全，为此工作人员辛劳其事，不以奔波为累，而大后方的民众为了国宝的安全，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腾出祠堂、庙宇、山洞让国宝有了临时的家，协助修建库房、运输文物、看护文物，他们守护的不仅是文物，也是希望。

在党的关心下，故宫与南迁文物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在峨眉，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那志良负责存放当地文物的安全，他朝夕与石鼓相处。展览中有一封1942年故宫博物院同仁励乃骥写给他的信，原来那志良的父亲在北平去世，战火纷飞的年月，通信不畅，那志良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得到噩耗，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励乃骥在信中说：“吾兄谊笃天亲，孝行夙着，加之废远日长，久违定省，风木含悲抱痛，知不可解。然亦宜少自节哀，所谓毁不灭性也”，接着宽慰他，在抗战时期“能含苦茹辛，谨守岗位，便是功在国家。他日北定中原，陈言家祭，告慰灵前，亦人子显扬继善之道”。

“北定中原”的一天终于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十四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胜利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山河重光，国宝复归。

1946年1月至1947年3月，存巴县、乐山、峨眉三路故宫文物先集中于重庆，1947年5月至12月，文物再分水陆两路运至南京，存放在朝天宫库房。石鼓由于太重，“装船不便”，所以改走公路，途中经历两次翻车，好在文物并未受损，行至九江时道路中断，只好乘船，一路颠沛，终于到了南京。

此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1948年12月起，2972箱文物分三批迁至台湾。1949年1月16日，北平即将解放之际，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积极准备攻城部署给平津前线总前委聂荣臻等负责人的电报》中，要求“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故宫等重要古迹赖此得以保存下来，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赖此得以保存下来。

展览中展出了194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致华东局、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的电令，电文说：“南京水西门朝天宫有故宫博物院仓库，内存故宫精选古物一万余箱，望特别关照保护。其负责人为欧阳道达科长，即住朝天宫内，请与联络，命其继续负责看管，不得损失，处理情形盼告。”在人民军队的守护下，留存南京的故宫文物安然无恙。

新中国成立后，留存在南京的故宫文物陆续北返。第一批文物于1950年1月26日到达北京，欧阳道达是押运人之一。石鼓是第一批北返的文物，经国家文物部门批准，石鼓划拨给故宫博物院，从此它就在故宫安家了。至1958年，故宫文物北运工作结束，仍有部分文物留存在南京，成为今天南京博物院的重要收藏。

通过文字介绍，我们得以知道展览中呈现的文物在抗战时期经历的漂泊与动荡：这件战国时代的绳纹壶，原存颐和园，抗战时期随故宫文物南迁，曾存于乐山安谷；这件清朝乾隆时代的松石绿地矾红彩云蝠纹葫芦瓶，颜色喜庆，纹饰也充满吉祥寓意，葫芦与“福禄”谐音，遍布瓶身的蝙蝠，正是对“洪福齐天”的祝福，原存故宫宁寿宫，抗战时期曾落脚于峨眉；这一件绿釉鹅式托盘，形象逼真，做工精致，乃是西式茶餐桌上放水果的盘子，原藏故宫英华殿，抗战时期曾隐身于峨眉；这对乾隆时代的紫檀木边框嵌珐琅挂屏，富贵典雅，铜鎏金的屏面上用掐丝珐琅绘出高士观瀑、牧童吹笛，原存故宫慈宁宫，抗战时期曾迁存上海、南京；这幅清代画家恽寿平绘制的《富春山图轴》，向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杰作《富春山居图》致敬，原存故宫钟粹宫，抗战时期曾领略过乐山安谷的山山水水……

展览的最后，是一组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塑像，其中有本文介绍过的马衡、励乃骥、那志良、欧阳道达等人。这组塑像的名字是“功侔鲁壁”。史载，秦始皇焚书时，孔子后人孔鲋将《论语》等儒家经典藏在孔子故宅的墙壁内，使之免于被毁。西汉初，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发现了这批被藏的书籍，由于使用的并非当时通行的隶书，而是更古老的文字，被称为“鲁壁古文”，由此“古文经学”大兴。

古人常用“鲁壁之功”来称赞保护文物的功劳。典守文物、传承文献、赓续文脉是具有深邃历史感的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接力，造就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责任编辑：王梓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5/1107/12769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