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旭：共同富裕的理论源流与中国化实践

 

陈文旭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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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文深入剖析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演进过程，聚焦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实践，分析了我们党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历程，对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启示意义。

一、共同富裕的理论源流：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形成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中，并在指导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兴盛时期。资产阶级的富裕建立在无产者赤贫的基础上，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促使无产阶级的觉醒。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带领下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最终在新的生产关系变革中创建新的社会。《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将不再被资产阶级独占而属于社会大众，从而促进分配上的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背景下，生产力不发达阶段主要采用按劳分配的方式，进入生产力高度发达阶段，就会建立按需分配的方式。这两种分配制度都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消除资本主导生产分配条件下的分配不均问题，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走向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资料为全社会共同所有，生产将会在积极有序的计划中进行，避免市场竞争中的无序和浪费，分配也将按照生产者的劳动成果进行平等和有原则的分配。在这种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下，生产力将会实现极大发展，物质也将实现极大丰富。

（二）物质基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人类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阐明了物质生产力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作用，强调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活动。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满足人民需要、保障社会稳固发展的基础，只有物质利益的不断满足才能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唯物史观阐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动力，指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自身社会形态所容纳不了的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新换代。《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论述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下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的自身悖论，不仅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束缚自身发展的障碍，而且将会促进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最终将被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推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化解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

生产力的发展为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富裕就无从谈起，生产力落后或不够发展下的共同富裕没有实质的财富支撑只能沦为口号，或者可能会导致共同贫困，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为共同富裕提供物质保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保证人民获得充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基本特征：历史性、必然性和渐进性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揭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地说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但马克思已洞悉了其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敏锐地察觉到自掘坟墓的资产阶级最终将会被其培养的掘墓人，也就是逐步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无产阶级所埋葬。马克思以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把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分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对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收入分配原则和劳动者间的富裕程度进行了分析。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相较于之前的阶级社会已经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但是毕竟刚刚脱胎于旧社会，这个时候的共同富裕存在着个人消费资料分配和占有上的差别，不是一种绝对的“均贫富”。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描绘的：“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是一个真正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社会，这个时候的共同富裕已经不仅是物质财富占有上的完全平等，而且体现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文明程度极高。

（四）最终目标：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构想的未来社会，财富将惠及每一个人，即一切社会成员。广大无产阶级作为创造者创造了财富，也将充分地享有它。因此，在未来社会中，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研究的课题，他认为只有解放了受压迫和剥削程度最深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全人类的救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再被异化所束缚，不再被自身生产的财富所限制，才能平等而符合道德地享有自身创造的财富。届时，每个人既是美好社会的建设者更是享有者，可以自由地展现自身的才能，在贡献自身能力的同时拥有着自由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因此，共同富裕就是在物质富足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恩格斯提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二、共同富裕的中国化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探索

中国共产党是在先进理论指导下成立和发展壮大的，一经成立就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自觉地担负起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任务，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孕育了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萌芽，并进行了初步实践。李大钊在对中国的未来进行构想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担任中共太行分局书记时提出“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思想。“贫的变富，富的更富”与共同富裕思想存在内在的承续关系，但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共同富裕思想的原始形态。此后，邓小平同志将这一政策取向继续完善，核心是兼顾各阶层合理合法的正当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同富裕”一词第一次出现于党的重要文献和重要报刊，是在1953年。这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布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周年口号，口号的第38条号召全国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员们和合作社的社员们“团结一致，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增加收入，争取共同富裕的生活”。同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向全国公布，其中提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同年10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

在提出共同富裕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成功建立起来，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此后，我国进行各方面探索和建设实践，既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探索。然而，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产生了共同富裕的提法，但当时的理解主要是平均主义的“同等富裕”或“同步富裕”。真正的共同富裕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推进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深化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三、共同富裕的中国化实践：改革开放后的阶段性演进

（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践

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回顾这一思想的提出与演进过程，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时代具有启示意义。

1.打破平均主义

推动共同富裕，首先要克服的，是共同贫穷的严重问题；首先要打破的，是平均主义的沉重桎梏。

195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看来，有些共产党员的头脑里平均主义思想还不少”“我们不能讲平均主义”。在1978年“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1978年底，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允许先富”，是为了反对积弊甚久的平均主义，目的是“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真正的共同富裕，产生于“允许先富”的必要条件之下。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这篇讲话还专门谈到，“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此后，共同富裕思想迅速为人民群众所知晓，并落实于生产实践之中。

提出共同富裕思想后，邓小平同志着眼于大力发展生产，从整体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强调，“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提出共同富裕思想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进入了邓小平同志的考虑范围。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与外宾谈话时创造性地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还提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可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紧密联系。以后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两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而且，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考，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对“产生剥削阶级”的警惕，这与“消除两极分化”的观点具有重要联系。

与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1979年底小康目标的诞生。邓小平同志提出小康目标并逐步将其拓展完善，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件事情，使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饥饿和贫困，达到小康状态。”“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这个目标就使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就为人类做了一件大事情。”在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我国进行着改革开放的初步实践，国家和社会的面貌得以迅速改变，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

实践证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好办法。邓小平同志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2.防止两极分化

1984年11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书记处书记贾恩卡洛·巴叶塔时指出：“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这段话主要聚焦解决区域差异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有两大障碍，即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平均主义之后，防止两极分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逐渐凸显。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是两极分化？邓小平同志作出明确界定：“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的差别，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绝不是那种极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两极分化。”邓小平同志深入思考“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一问题，明确提出“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公有制的重要作用，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防止两极分化的认识更加深入。198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相对于出现新阶级的表述，这段话聚焦社会经济现象，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更有利于实践中的把握，同时对遏制社会贫富差距的自然产生提出更高要求。

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确保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始终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既要克服旧体制习惯力量的阻碍，也要排除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干扰。邓小平同志鲜明提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

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同志从主动作为的角度出发，提出“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

3.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明确了其理论地位。

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具体措施，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并与实践相结合。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通过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实践，很早就开展起来了。我国提出东部与西部建立经济协作区进行经济协作与联合，并设立上海和山西两个经济协作区。邓小平同志对此给与肯定：“搞经济协作区，这个路子是很对的。”邓小平同志提出：“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在东部地区较快发展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帮助中西部地区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提高广大中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执行扶持政策，帮助其发展生产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逐步改变落后面貌，达到兴边富民的目标。

又如，邓小平同志考虑通过调节分配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1993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在具体方法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调节分配，“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

邓小平同志正视共同富裕是我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同志预见到，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二）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践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比较了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坚持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江泽民同志看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警示中国一定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大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党对共同富裕事业的引领作用的认识，强调“再分配注重公平”。

（三）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践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要求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突出维护社会公平的重大意义。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中国共产党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长期奋斗的历史进程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而逐步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

报告人 | 陈文旭

责编 | 范璧萱

校对 | 李天翼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刘斌

责任编辑：范璧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5/1128/127859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