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深刻理解全球治理倡议的生成逻辑

全球治理倡议作为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简称“三大倡议”）的又一重大倡议，体现了我们党对世情、国情的深刻把握，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重要公共产品。全球治理倡议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及实践基础，其扎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及人类解放的思想基础，借鉴和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智慧，赓续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和平外交，并在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和着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内蕴着深刻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及现实逻辑。

一、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及人类解放思想的继承创新

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始终以世界历史为哲学基础，以整体性视野审视历史进程及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在他们看来，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每个文明和国家的发展都与世界紧密相连。正是在世界历史的推动下，历史正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全球治理倡议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致力于推动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的全球发展格局，反对任何试图将世界人为割裂为孤立或对立单元的行为，成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印证。

全球治理倡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发展旨归，致力于“普遍的人的解放”[3]，揭示了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历史趋势[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5]。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全球治理倡议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精髓，着眼于全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增强治理主体的平等性、治理过程的开放性以及治理合作的互惠性，并以命运与共、公平正义、互利共赢超越阵营对抗、赢家通吃、零和博弈等传统治理模式，主张各国共同掌握人类前途命运、共享发展成果，有效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等旧思维，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理论活力，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二、文化逻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智慧的汲取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理念与人文智慧，成为全球治理倡议得以生成的文化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7]事实上，全球治理倡议本身就是对我国古代“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传统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8]《尚书》也提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9]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便是崇尚和平、讲求和睦的民族，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0]。“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合共生”等理想追求与和平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发展大局的向往与认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全球治理倡议秉承共同利益观、遵守国际法治，主张国际社会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国际社会应携手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致力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11]，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及实践智慧，为全球治理倡议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文明滋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以“仁爱”为思想内核，倡导“仁者爱人”[12]、“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等朴素的民本思想。全球治理倡议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4]的民本思想，将“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之一，强调全球治理要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让全球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所有个体，进而造福各国人民。同时，“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也丰富了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内涵。《传习录》有云，“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躬行实践”。全球治理倡议将“坚持力求实效”作为重要原则，主张坚持起而行之、务实合作，既立足当前紧迫性问题，也着眼今后长期挑战，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16]。从中足见，全球治理倡议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思维与人文理念的传承与升华，具有鲜活的文化底蕴。

三、历史逻辑：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和平外交的赓续拓展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对和平发展的不懈努力，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和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便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和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与担当。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7]1953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总结中印两国交往原则时，首次系统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18]，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基石。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迅速从亚洲走向世界，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普遍遵循。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强调，“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9]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新秩序的准则，不断深化和探索世界和平发展之路，有效推动了世界各国的交流互融。可以说，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顺应了世界发展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对世情的深刻洞察与精准把握，孕育了全球治理倡议的雏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世界发展主题，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念，强调“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深化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1]的认识，矢志不渝地“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22]，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贡献了中国方案。概言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世界和平发展的追求者和维护者，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积累了一系列的宝贵经验和有效做法，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破解全球传统治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奠定了坚实基础。全球治理倡议继承弘扬了我们党百余年来在和平外交方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开辟了全球治理的新篇章，成为引领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指南。

四、现实逻辑：对全球治理赤字和时代变革的深刻回应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深刻重构及动荡转型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大国战略竞争持续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逆全球化思潮与保护主义政策不断抬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权威性遭遇侵蚀[23]。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能源粮食安全、数字治理赤字、金融体系脆弱性等新型挑战与日俱增，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太空等新型疆域治理缺位，对多边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现有治理体系在代表性、有效性及合法性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联合国机制弱化、大国选择性退出等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议程设置、规则制定和制度性权力中的代表严重不足，导致治理合法性受损、集体行动困难、执行机制疲软，无法有效应对复合型危机。基于对这些现实困境的敏锐洞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应对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该倡议并非局限于修补现有机制，而是致力于推动传统治理模式升级转型，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重塑公正、合理、包容、高效的全球治理新秩序，成为优化国际治理体系的战略性尝试[24]。

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态势持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作为整体力量正在群体性崛起，日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积极力量。从金砖机制历史性扩员到上海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从“77国集团和中国”在气候议题中的共同立场到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深度合作，全球南方国家正以日益增强的协调性和主动性参与全球议程设置，并提出符合多数国家共同利益的新理念和新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不仅顺应这一历史性转变，更满足了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新期待，为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宝贵机遇。该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奉行“主权平等”，聚焦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通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新兴力量的发展诉求转化为治理变革的内在动力，从而系统性回应全球治理中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交织等全球性挑战，为推动国际秩序走向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注入持久动能。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当下，全球治理倡议应运而生，不仅是对当今全球治理困境的深刻回应，更是对未来全球治理图景的前瞻性规划，体现出鲜明的现实导向及现实针对性。

（作者简介：赵中华，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2][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第194页、第61页、第422页。

[4]龚剑飞、付高生：《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实践》，《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5][1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第71页。

[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78页。

[8]《礼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9][14]《尚书》，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3页、第52页。

[10][12]《论语》，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48页、第156页。

[1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76页。

[13]《孟子》，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330页。

[15]《传习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0页。

[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6页。

[18]《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19]《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4页。

[20][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第537页。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24—425页。

[23]吴晓丹：《全球治理倡议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光明日报》2025年9月11日。

[24]白乐、练志闲、刘雨微：《“这一倡议应运而生，意义重大”——全球治理倡议在国际学术界产生热烈反响》，《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9月9日。

责任编辑：张慕琪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5/1202/127872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