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部署既回应了全球产业变革的趋势，也为新时代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稳居世界首位，2022年占全世界比重为30.2%。目前，我国已形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按照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会呈现出“退二进三”的变化。这一规律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得到了普遍验证，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20%以下。配第—克拉克定律在中国也有所表现：2011年之后，中国服务业增速明显高于制造业增速。为什么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央依然强调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为什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将先进制造业置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位置？深入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跳出单纯的产业比重变化表象，从工业化规律、制造业产业结构、数字时代的产业特征以及中国既有的产业基础等维度进行系统性分析。

一

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兼具多重关键功能的综合性发展引擎。从产业关联视角看，制造业具有极强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能够带动上下游众多产业协同发展。从技术创新视角看，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和扩散平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大多源于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从就业与收入视角看，制造业能够吸纳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同时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从国家能力建设视角看，制造业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配套能力提升，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基础。同时，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也能够推动国家经济治理水平的提升。正因如此，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理论一直将制造业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跃升的重要引擎。经济史的研究也表明，除少数石油国之外，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制造业富国”这一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未经历制造业的长期拉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即，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过早下降至较低水平。过早去工业化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制造业占比下降速度过快，且下降过程不可逆；二是制造业内部结构低端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过高，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缺乏核心竞争力；三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脱节，服务业以低附加值的传统服务业为主，无法为制造业提供高端生产性服务支撑。过早去工业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产业层面，制造业发展不足导致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或低端服务业，经济抗风险能力弱；就业层面，制造业无法提供充足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能力建设层面，制造业发展滞后使得国家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受限。

从统计数据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普遍较低，长期以来，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均在15%以下，德国、日本相对较高，也仅在20%左右。这一现象常常被误解为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时“制造业已不再重要”。事实上，从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过程看，发达国家历史上的“退二”过程大多较为稳定且历时较长。从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快速下降，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济快速全球化时期，与之相伴的则是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快速上升。

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偏低”，还和其统计口径、全球分工与贸易秩序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发展，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将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剥离，这些环节创造的价值被计入服务业，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被低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全球产业分工，将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保留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先进制造业核心环节。这些核心环节虽然就业人数不多，但却是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支撑。

二

一国制造业的规模变化，与其制造业结构紧密相关。按照帕维特分类法，制造业可以分为上游行业的科学基础型（SB）和专业供应商型（SS）、中游行业的规模密集型（SI）和下游的供应商主导型（SD）。其中，上游行业的科学基础型（SB）提供核心技术（如半导体），专业供应商型（SS）提供专用设备（如半导体生产机械），二者共同构成技术供给端；中游行业的规模密集型（SI）则通过大规模生产将上游技术转化为标准化产品（如用半导体和机械生产汽车），属于规模转化端；下游的供应商主导型（SD）行业则主要依赖中游行业提供的设备去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如用纺织机生产服装），是终端应用端。这种分工定位也决定了各行业的技术复杂度与附加值——越靠近上游，技术壁垒与附加值越高；越靠近下游，越依赖外部技术与规模。

如果一国的产业发展路径始终停留在规模密集型（SI）和供应商主导型（SD）这类中下游行业，其工业化进程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快速上升和快速衰减。即，制造业规模峰值很快就能达到，但制造业规模衰减也更为剧烈。这也意味着，如果制造业结构中成本敏感型的行业占比过高，不仅会导致过早、过快去工业化，而且结构缺陷又会进一步削弱产业升级的基础，形成“去工业化—产业升级停滞—中等收入陷阱”的恶性循环。正因如此，中等收入陷阱也普遍被视为是中等技术陷阱或中等产业陷阱，其本质是未能从低附加值、低知识溢出效应和低关联效应的行业跃迁到更高附加值、更广产业关联和具有大范围知识溢出效应的产业。

实现产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跃迁绝非易事。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并在原有制造业基础上“提炼”出先进制造业是关键。一般而言，低附加值行业的生产活动多停留于“know-how”（操作经验）层面，难以积累“know-why”（技术原理），而高附加值产业通过复杂生产流程、研发投入和全球市场竞争，能够推动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和产业协同能力的系统性提升，这种能力积累是产业现代化、高级化、复杂化的关键。

一国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变化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早期的生产能力积累阶段，主要通过大规模生产实践积累“know-how”经验；中期的技术能力突破阶段，主要将生产积累的经验转化为技术创新动力，使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形成正向反馈，形成“生产—研发—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到了知识驱动跃迁阶段，则主要基于积累的技术能力推动制造业向先进领域拓展。生产能力强调规模，技术能力强调研发。生产能力可以为技术能力提供实践积累的可能性，技术能力则能为生产能力赋予高附加值和竞争力。两者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早期以生产能力积累支撑技术学习，中期以技术能力突破带动生产升级，后期以技术能力引领生产拓展，最终实现制造业从成本敏感型向技术驱动型的转变，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反之，若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脱节，例如仅注重生产规模扩张而忽视研发，或盲目追求技术突破而脱离现有生产基础，则难以实现产业跃迁。

三

中国强调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三者并行发展，并将目标定位于“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基础与优势，另一方面也深刻折射出产业升级的内在规律。

智能化与绿色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催生出新部门、新技术、新行业，更需要对传统非智能、非绿色部门进行深度渗透与改造，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技术扩散与产业结构重构的必然结果，也是融合化必然成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主要特征的根本原因。技术扩散的历史和理论表明，重大颠覆性技术的价值实现，离不开其在全产业范围内的广泛应用，这就要求产业结构重构过程中需要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实现资源的优化重组。我国拥有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产业部门，既有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也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不同产业的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差异显著。在产业升级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单纯依靠新兴产业的单兵突进难以实现整体产业水平的跃升，传统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融合化应成为衔接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推动技术扩散与结构优化的关键路径。正因如此，保持制造业合理规模就十分必要。

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三化合一”的最终指向，是要催生孕育出先进制造业这一现代产业体系的“筋骨”，充分发挥先进制造业的知识外溢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的本质，是打破“相关多样化”的路径依赖，实现向“非相关多样化”的价值跃迁。从世界各国产业升级的历史看，这一过程必然会体现为多样化的减少和复杂性的提升。换言之，一国制造业的“多”与“精”之间的关系，高度依赖于发展阶段。在工业化早中期，产品类型的“多”与产品技术含量的“精”之间往往同步发展：生产的产品品类呈指数增长，以产品复杂程度标识的经济复杂性指数也随之增长。但这种关系在成功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发生变化：产品品类的增长会放缓，以产品复杂程度标识的经济复杂性指数则会进一步提高，并逐步集中于更为专业、复杂度更高的产品生产。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GII）中，中国排名第10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研发支出和高科技出口表现突出。2024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已接近60%，正在形成“制造+智造”双轮驱动的格局。这意味着，在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后，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从大到强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缓解多样化减少带来的冲击，又要提升产业转型的效率，从制造业的既有规模和结构中凝练、锻造出先进制造业这一关键骨干。先进制造业作为产品和技术都具有高复杂性的领域，在中国制造业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跃升过程中必须要发挥关键引领作用。这就需要保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比重，来作为制造业结构调整时期的压舱石发挥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创新引领和产业孵化中的作用，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升级之路。

（作者：冯鹏程 杨虎涛，分别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王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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