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融通中外的现代化话语体系

话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和人类交往的重要中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这一重要论述为把握新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要义，构建融通中外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融通中外，意味着构建能够自我阐释同时能够他释的话语体系，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概念、范畴，进而在文明互鉴中实现价值共鸣、在话语交流中凝聚发展共识。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基本方向，是各国发展的共同追求和国际话语交流的核心命题。构建融通中外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再阐释，有助于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认知需求的迫切需要，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力。

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构建以“现代化=西方化”“文明=西方文明”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长期垄断全球叙事权，通过将自身发展模式绝对化、价值理念普世化的叙事策略，确立西方主导的全球话语秩序，将非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与价值选择置于从属地位。在当今世界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全球南方的发展意味着多元文明共生共荣的现实与西方单一话语格局形成张力。西方话语体系以自身现代化经验为模板，以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为导向，以解决西方文明内生矛盾为核心指向，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与地域狭隘性难以准确把握和阐释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成就，难以涵盖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差异与发展道路多样性。“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正是西方话语基于自身偏见对中国发展进行片面解读的产物，这些认知偏差的根源就在于西方话语的片面叙事。构建融通中外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本质是对这一历史变局的主动回应，打造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话语表达，破解西方话语对“现代化”“文明”“全球治理”等核心概念的定义，推动全球话语格局从西方中心向多元共生转型。

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完善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当今世界，发展失衡、贫富分化、生态危机、地缘冲突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话语共识是行动协同的前提，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在交流互鉴中凝聚共识。中国在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积累的实践经验，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中蕴含的“互利共赢”“文明互鉴”等理念，能够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提供新路径。构建融通中外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核心是将中国实践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社会听得懂、能接受的话语表达，推动中国理念融入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变革提供话语支撑，促进各国在共识基础上协同应对共同挑战。

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诉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指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几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理论体系的成熟必然要求话语体系的协同建构，清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理论创新性与实践有效性，澄清所谓共同富裕即平均主义、生态保护即发展停滞等认知误区，破解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偏差。构建融通中外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并非单纯的理论阐释，而是与民族复兴进程内在耦合的战略举措，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话语赋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转化为内外共识，实现话语复兴与民族复兴的同构互塑。

以深厚的文明底蕴提供文化滋养。文化是话语体系的精神基因，构建融通中外的现代化话语体系，首要在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一方面，提炼共通性价值符号，将中华文化中历经千年沉淀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可对接全球的话语素材。“民为邦本”的治理智慧、“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是构建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传承包容性文明基因，发挥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天然优势。中华文化中兼容并蓄的基因，决定着基于其构建的话语体系具备“融通”的天然优势。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包容儒道法墨等多元思想，到汉唐时期吸纳佛教文化并实现中国化，再到近现代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文化始终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实现自我革新。这种包容而非排斥、对话而非对抗的特质，让中国话语既能坚守自身立场，又能尊重文明多样性，在跨文化互动中融入国际语境中。

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现实支撑。在国际话语场中，某一话语体系能否彰显话语权威，根本取决于其背后现代化历史实践的厚度与效度。近代中国话语困境的实质是，受限于西方所提供的概念范畴框架，导致现代化定位标识的窄化和话语认知的失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中国话语的载体、基础和依托，不准确把握现代化实践，就难以有效建构中国话语并推进话语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其成功实践本身能够为构建融通中外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最鲜活的素材和支撑。在脱贫攻坚领域，以“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等话语诠释中国的减贫实践，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有益借鉴；在生态文明领域，以“两山”理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话语，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以坚定的主体自信提供重要保障。所谓文化主体性，即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工业文明以来，西方文明借助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占据世界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位，通过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等多种方式垄断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体的文化表达，导致近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消解。在跨文明话语互动的复杂语境中，缺乏文化主体性的话语体系容易陷入路径依赖，机械复刻西方强势话语的叙事逻辑或刻意弱化自身文化基因，丧失对自身实践的阐释权与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摆在突出位置，提出“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要范畴和概念，将文化自信界定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和“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以文化自信为核心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能够推动话语体系在融通中外的过程中保持民族特质不迷失方向，实现自我阐释与他者认同的有机统一，为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基本性、持续性的保障。需要明确的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封闭保守，而是在坚守自身核心立场与文化基因的前提下，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交流互鉴中动态丰富完善中国话语的内涵与表达，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共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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