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杰：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周清杰 北京工商大学新商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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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与长远发展的核心议题。本文立足“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系统阐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意义，深入剖析发展与安全之间互为前提、相互支撑的辩证关系，并结合粮食安全、能源保障、产业链韧性、金融稳定等领域的具体实践，梳理我国在构建新安全格局方面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文章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从理念更新、产业优化、社会治理等多维度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针对性，为新征程上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参考与实践启示。

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意义

（一）“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大重要原则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属于顶层设计层面。“坚持高质量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尤其与安全密切相关，即在发展的同时强化安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改革的持续深化是发展的制度保障，旨在通过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制度安排的完善，有效破解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难题，化解以往积累的风险，也就是在发展中不断优化制度环境，从而推动实现更安全、更高质量的发展。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是我国近年来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过程中始终强调的重要理念。需要关注的是，在《建议》的相关表述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顺序相较以往有了调整，即相较于过去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现在更强调“有效市场”而将“有为政府”置于其后。这一顺序的调整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加注重依靠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从而缓解市场供求矛盾，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一个跨领域、综合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这意味着在推动发展的起步阶段，就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特别是基础性的安全，包括国土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同时，要通过持续发展来夯实安全治理的物质与技术基础，包括加强物资保障、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提升治理能力等。因此，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是为强化忧患意识、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必须正确处理的发展进程中的一对重大关系。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前，这一重要理念通常被概括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在这五个维度的总体框架之下，国家安全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等诸多方面。由此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综合性、多维度、跨学科的系统理念。

（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定位

要理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明确战略定位，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把握：第一，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实现未来五年经济稳中有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

第二，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的主要目标。巩固国家安全，不仅要聚焦安全领域本身，也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手段的支撑，二者必须协同推进。

第三，是党治国理政重大原则的延续与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当前统筹发展和安全，正是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办好“两件大事”的具体实践。

第四，是发展与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揭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安全，发展就失去依托；没有发展，安全也难以持久。明确并把握二者辩证关系，正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定位的核心要义。

（四）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应对复杂内外环境的必然选择

第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外部挑战。近年来，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深度调整，霸权主义危害深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对我国发展带来多重风险与挑战。

第二，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矛盾。渐进式改革遵循由易到难、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路径，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部分经济社会风险逐步积累并显现，亟待妥善应对。

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重要转变：从过去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投资，逐步转向着力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要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国内市场潜力。贸易战等在短期内固然构成冲击与挑战，但从中长期看，也为我国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自主创新提供了重要窗口期。

第三，我国经济发展关键期凸显内部风险。例如，近年来持续推进的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化解，以及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等工作，都体现了对内部风险早识别、早应对的治理导向。

第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各国的发展历程都表明，安全和发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具有深刻合理性。

（五）统筹发展和安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作用

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筑牢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基石。安全是第一位的、多维度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没有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教育事业等都将失去依托。只有筑牢安全屏障，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稳步向前推进。

第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座。高质量发展必然是建立在较高安全系数之上的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步排查并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实现更安全、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保障人民幸福安康的内在要求。在微观层面，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为食品安全、药品安全、消费品安全、出行安全、住房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等多个方面，都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强调安全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人民利益、增进民生福祉，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

第四，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支撑。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必须妥善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只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发展中保障安全、在安全中促进发展，才能有效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

 

二、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

（一）概念与内涵

首先，我们从发展与安全两个概念的底层逻辑入手进行阐释。安全的内涵十分丰富，可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一方面，安全（Security）主要指重要物资、关键商品以及核心服务与技术的供给得到保障。例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核心技术安全、网络安全、关键零部件安全等，均可从“供给有保障”这一角度来把握。其强调的是在社会运行与经济循环中，诸如矿产、天然气、原油、粮食、核心技术、关键元器件等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稳定与可靠。另一方面，安全（Safety）亦与人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直接相关，即身心免受危害的状态，更贴近民生，旨在保障人民身心安全。其涵盖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器械安全等，也包括电梯、特种设备等的使用安全，以及游乐场等大型设施的日常场景安全。此外，还有一类安全亟待重视，那就是住房结构、居住环境等的安全。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两个层面对发展进行解析：一方面，侧重于人的发展，即人文意义上的安全与发展，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所关注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等指标。另一方面，更宏观、多领域交织的社会发展，涵盖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公共医疗与居民健康、人口发展与社会救助、公共教育与科技文化，以及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等多个维度。

（二）辩证关系

1.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第一，国家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没有国土安全、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根本依托。正因如此，安全被视作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这一观点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被反复强调。

第二，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本身包含着对安全水平的更高要求。这好比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能达到的速度，始终受到安全条件的制约。经济发展同样如此，所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生活，都必须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为依托。

第三，风险挑战凸显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与迫切性。我们面对着的诸多风险，如地缘军事冲突、外部经济风险输入，以及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对国家社会运转与经济运行构成严峻挑战。能否具备强大的风险预警能力、治理能力和管控能力，是实现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许多安全风险可能演变为阻碍发展的系统性障碍。局部风险可能扩散为全局性风险，单点风险可能蔓延成系统性风险，最终形成影响全国经济运行的重大隐患。因此，必须建立健全早期预警、及时干预的风险应对机制。

2.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第一，发展是国家实力的根本支撑。“十五五”时期，我们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等问题。发展能够为化解风险提供物质基础，是应对风险最为重要的手段。

第二，发展是科技安全的核心保障。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累计提高0.29个百分点。研发能力的增强带动科技水平的显著提升，通过对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既赋能产业升级，也为风险治理提供了更先进的手段、更强的能力与更高的效率。

第三，发展是民生安全的坚实依托。随着经济发展与研发能力提高，检测技术不断进步，产品品质持续改善，从而有效提升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领域的安全水平。

第四，不发展将导致安全根基脆弱。必须清醒认识到，如果发展停滞、经济增长乏力，安全的根基就会不断被削弱甚至坍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劳动力市场出现大规模失业，低收入家庭生活状况急剧恶化，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形势就将面临严峻挑战。这正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发展、通过发展来筑牢安全底线的内在逻辑。

 

三、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成就与挑战

（一）成就

1.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更是创下1.4万亿斤的历史新高。粮食安全是事关国家发展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端牢中国饭碗”，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这主要体现在供给保障层面，即确保粮食这一重要产品的稳定可靠供应。

保障粮食供给，首要在于耕地保护与地力提升。我们不仅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还通过休耕轮作、土壤改良等措施落实“藏粮于地”，确保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耕地。在农业技术未发生根本性突破的背景下，足够的良田沃土是保障粮食安全最基础的要素。其次，“藏粮于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另一重要支柱。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粮食单产水平大幅提高，过去亩产300斤即属良田，如今北方一年两季的“吨粮田”已很常见。技术进步还体现在盐碱地水稻、海水稻等品种的培育上，沙漠与戈壁治理也为拓展农业空间提供了可能。种子是粮食产业的“芯片”，当前我国在小麦、玉米、水稻等主粮品种选育上取得显著进展，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差距。因此，必须在育种领域加大投入，在依托国家级科研队伍和农业院校的同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市场敏感度，培育更适应中国种植条件和消费需求的优良品种。

耕地保护与科技投入的双轮驱动，夯实了我国粮食安全的根基。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持续稳固，这得益于国家层面系统的制度安排，也离不开农业科技战线和广大劳动者的长期奉献。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首要任务，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的“压舱石”。通过持续夯实农业基础、加大科技投入、推进良种培育、升级农机装备、发展智慧农业，我国农业体系正在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为粮食安全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保障。

2.能源安全屏障不断筑牢

在现代工业与服务业体系中，能源已成为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粮食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能源安全不仅包括传统的原油安全，也涵盖光伏、核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可靠供应。通过技术进步不断丰富能源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能力，是实现能源安全战略定位的关键。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稳定的电力与网络供应已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前提。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能源安全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关系到社会正常运转、产业持续运行、人民生活安定。因此，必须多措并举深入推进能源革命，保障能源供给的持续、可靠与高效。近年来，我国在电力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巨大，覆盖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全环节。特别是在特高压输电技术方面，我国已掌握全球领先的核心技术，为能源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传统化石能源，也涵盖光伏、核电、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种清洁能源，共同构成多元化的能源保障体系。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安全领域取得一项关键成就，那就是能源消费增量90%以上依靠国内自主保障。这既得益于传统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也离不开新能源开发力度不断加强。我国在西北地区布局大规模风电和光伏项目，在西南地区推进水力发电建设，能源供给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项目的规划与推进，将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提供重要的清洁能源支撑。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推进，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智慧产业发展加速，对电力供给提出更高要求，这既包括总量的保障，也包括供给的稳定。这成为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水电等清洁能源建设的重要动因。在国际算力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在能源供给领域的长期投入与基础设施优势，将构成未来新质生产力培育、人工智能与算力时代发展的坚实底层支撑。“十四五”期间筑牢的能源安全屏障，不仅为当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撑，也为“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壮大新能源产业、提升未来产业竞争力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物质基础。

3.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显著增强

2020年至2024年，我们经历了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多重考验，这些外部冲击对原有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构成了严峻挑战，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更高要求。在此期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40%提高至2.69%，增幅明显，稳居全球前列。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组织集中攻关、设立专项基金等措施，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取得突破，汽车高端芯片、通信芯片、无人驾驶芯片、消费芯片等领域均实现重要进展。有国际机构指出，美国在半导体等领域对华实施的断供或“脱钩”行为，在导致短期阵痛的同时，客观上倒逼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超常规的研发投入和制度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及核心零部件上加速实现国产化替代。尽管过程艰难，但近五年的发展成果充分证明，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其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韧性、应急响应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具体来看，我国重点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水平快速提高。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自主化能力不断增强；以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业在全球竞争中已建立起显著优势。重点产业链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为未来的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消费升级奠定了更为安全可靠的物质基础，从而全方位提升了我国应对风险的系统韧性。也就是说，经过近年来外部严峻挑战的锤炼，我国产业链韧性实现了快速提升，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黑天鹅”事件——如产业链突然中断、核心技术断供或国际合作链条受阻等——提供了重要的能力保障和物质支撑。

与此同时，我国初步构建起多元化的供应链保障体系。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平陆运河等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以及战略腹地、备份产能的布局，正推动形成更加系统、多元的保障网络。这一体系化建设有力增强了我国在风险预警、早期干预、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环节的全链条应对能力。

4.经济金融风险有序化解

“十四五”期间，房地产领域风险已得到明显缓释，市场泡沫基本消除，有效避免了行业“硬着陆”。在此期间，我们不仅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还陆续出台一系列精准措施，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我们实施了一系列风险化解举措。2024年以来，通过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推动债务置换、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治理融资平台隐性债务等措施，有效化解存量风险。同时，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体系，防止区域性债务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历史经验表明，稳妥化解相关风险是维护经济稳定的关键环节。

再者，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取得积极进展。中小金融机构因资产规模、资产质量及业务范围等因素制约，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在宏观经济波动或监管存在滞后时易出现风险。我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测与处置机制，通过注资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市场化退出等多种方式分类施策，防止单点风险扩散为行业性或区域性风险，有效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金融机构的运行基础在于公众信任，一旦出现挤兑容易产生传染效应，所以早期预警和及时干预至关重要。

此外，我国金融市场整体保持稳健运行，未发生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或外汇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其运行效率与稳定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能和实体经济安全。我们不仅要关注商品市场、劳务市场与要素市场，也要高度重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风险防控。

（二）挑战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外部环境挑战

展望“十五五”，我们首先要应对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所带来的外部环境挑战：一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与地缘政治冲突交织，地区性争端与矛盾日益突出；二是科技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与技术封锁加剧，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如在芯片、半导体等核心元器件领域制造“卡脖子”问题，构成严峻挑战；三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如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网络安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断显现，亟需我们高度重视并妥善应对。

2.我国经济发展关键期的内部矛盾问题

当前，我们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以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阶段。在此过程中，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一方面，产业升级面临传统路径依赖，部分传统产能需要有序退出，涉及税收、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兴产业发展仍需在招商引资、人才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突破瓶颈。实质上，新旧动能转换是利益格局调整和资源配置方式变革的过程。

同时，周期性矛盾也值得关注：一方面，国内市场需求相对疲软，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信心有待提振。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旨在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以往限制较多的领域，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包括市场准入限制、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卡点堵点、双循环衔接中的卡点堵点等，需在深化市场化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进一步破解。

3.未来五年的不确定因素

未来五年，国内经济转型中的矛盾、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可能带来的政策冲击、各类风险的传导叠加等，都将构成不确定因素。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已得到有效缓释，但尚未根除，仍需持续化解。对于这些不确定性，我们需坚持底线思维，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若出现利好机遇，应及时捕捉、充分利用；若遭遇负面冲击，则应快速反应、有效处置，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

（一）更新理念、优化制度

第一，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当前，面对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与外部冲击，我们必须始终坚守安全底线，通过前瞻性压力测试与情景推演，提前设计并完善应对突发、重大、极限事件的预案。唯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才能在风高浪急时从容应对，确保国家发展行稳致远。

第二，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要深刻认识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与基础性作用，在推动发展的全过程持续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治理能力，以高水平安全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同时，要将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维护安全的资源与能力支撑，并不断创新安全治理思路。以粮食安全为例，既要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适度进口调节国内供需波动，也要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平抑短期市场起伏，更需着眼长远，加强盐碱地、戈壁荒漠等边际土地的农业科技研发，通过技术赋能拓展粮食生产空间，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硬支撑。这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必须注重平衡，做到速度与安全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统一。

第三，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提升效率与降低风险的动态平衡。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信息流通效率、促进国内外市场联动等途径，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另一方面，要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风险预警机制，提升风险管控能力，积极运用智慧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增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风险的早期识别与及时干预。在这一动态平衡过程中，我们要妥善协调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远的利益关系，并通过制度优化提供坚实保障。

此外，必须完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工作协调机制。从顶层设计入手，健全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优化法治保障与协调联动机制。同时，要强化国家安全责任制落实，建立健全监督检查与问责追究制度，确保各项安全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产业维度

1.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

近年来，国家已对成渝等地区明确了战略腹地功能定位，并加大了投入力度，未来需进一步聚焦其建设重点与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必须对关系国计民生、影响国家核心竞争力与长远安全的关键产业进行布局备份。要考虑到在极端情境或极限施压下，若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遭受冲击导致产业停摆，位于国家腹地的备份产能能够及时启动，为国民经济安全提供必要支撑。

2.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建设方面，未来五年仍面临大量任务。在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下，特别是应对潜在外部冲击时，必须系统加强重要产业链的安全管理与风险防控能力。

3.强化科技支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彻底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优化研发投入机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机制，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同时，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与金融服务体系，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与规模化提供支撑；优化营商环境，发挥地方政府在产业培育中的引导与助推作用。深圳、杭州的一些地区，以及北京中关村等地区已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应及时总结并推广其成功实践，供其他地区借鉴学习。

4.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安全保障

重大水利工程、关键运输通道（包括铁路、高速公路及海运航线等）对国家整体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需持续提升其安全防护与抗灾能力。随着算力建设的推进，与网络安全密切相关的算力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也将成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议题。此外，与应急物资保障紧密相连的储备设施（如大型仓储体系）建设，也需要进行同步加强。

（三）社会治理

1.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和社会治理效能

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预防转型，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健全应急预案体系，落实早期干预措施。加强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监管，同时强化危化品、矿山、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安全管理。持续提升自然灾害防御能力，完善地震、洪涝、森林火灾等灾害的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体系。积极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要深化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建设数字应急、智慧防控等系统，以科技赋能基层治理，提升其现代化与智能化水平。

2.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实现安全治理模式从事中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完善各类风险预警体系，还要着力提升全民安全素养与应急避险能力。在突发自然灾害或火灾等事件面前，具备基本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公民，其应对能力和最终结果将显著不同。因此，加强公共安全教育与演练是夯实社会安全基础的重要环节。

3.提升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依托航天遥感、人工智能、数字通信等现代科技手段，强化科技对应急管理的支撑作用。必须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与保障体系建设，储备范围除传统防灾救灾物资外，还应涵盖食品、药品等关键民生物资。此外，需加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加大资金与人员投入，并推动无人机、机器人等先进装备在特殊场景下的应用，以显著提升救援效率与安全性。

4.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引导与服务，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支持体系。创新基层治理实践，推广如北京12345热线“接诉即办”等行之有效的模式，形成及时响应、上下联动、线上线下协同的工作机制。通过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加强学习培训，促进治理成果共享，从而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报告人 | 周清杰

责编 | 王瑱

校对 | 赵苇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彭亚南、刘斌

责任编辑：王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121/12826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