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闪耀跨时代光芒

 

编者按：任何治国理念的成熟，都离不开对历史智慧的汲取与对时代课题的回应。本文立足中华文明传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宏阔视野，系统梳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实践路径与时代价值，深入剖析其从传统民本思想到现代治国之道的创造性飞跃。文章以史为鉴、以理明志，不仅阐释了这一思想在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国家治理等领域的生动实践，更在比较视野中凸显其对“资本至上”发展逻辑的超越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启示。本文论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发展理念的理解，更为新征程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与实践参照。

任何伟大的思想，都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牢牢锚定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战略部署的情况下，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完成了一次从治国“术”到治国“道”的伟大飞跃。

一、从“民为邦本”的朴素理想到“人民至上”的科学自觉

人类历史的壮阔画卷，始终在对发展根本命题的持续追问与探索中铺展。发展的目的为何？动力源自何处？成果该由谁共享？这一系列关乎文明走向与人类命运的终极之问，如同一条隐秘脉络，贯穿于国家治理、社会建构与文明演进的全过程。历史长河中，不同的答案映照出迥异的道路选择：既有为少数权贵立传的宏大叙事，也有将国家荣耀与经济数据奉为唯一标尺的片面追求，更有以资本无限增殖为核心逻辑的异化发展路径。当人类文明步入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旧有发展模式累积的增长乏力、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生态危机等全球性痼疾日益凸显，时代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穿透迷雾、指引前路的思想灯塔。

正是在这样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其穿越时空的洞察力、直面现实的勇气、胸怀天下的格局与直抵人心的温度，焕发出璀璨夺目的真理光芒。这一思想并非书斋中的理论教条，而是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治理智慧，淬炼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人民立场，升华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余年奋斗实践——从革命年代“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新时代“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始终坚守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更是对当今世界深刻变革与迫切需求的积极回应，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部署一脉相承。它如同一座巍然屹立的精神灯塔，光芒连接着古老文明的深沉智慧与未来社会的远大理想，沟通着中国特色的生动实践与人类共同的发展难题，最终坚定指向发展的本真价值皈依——人自身的存在、尊严与全面发展。这束思想之光，因深厚的历史根基而沉稳坚实，因鲜明的实践品格而活力迸发，因宽阔的文明视野而博大包容，因终极的人文关怀而温暖永恒。深入阐释其跨越时代的价值意蕴，不仅关乎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更为思考人类文明未来图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追溯思想源流，方能明晰其生命厚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与历史密码，蕴藏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浩瀚海洋。纵观中国数千年政治思想史，“重民”“富民”“教民”“恤民”的民本思想，如一条鲜明红线贯穿始终，构成古代治国理政的核心逻辑与独特智慧。《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论断，首次在国家治理层面确立了民众的基础性地位。先秦儒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警语强调民众向背的决定性意义。后世沿循这一脉络，贾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唐太宗秉持“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治国体悟，程朱理学深化“仁民爱物”的哲学阐释，明末清初黄宗羲更猛烈抨击君主专制，民本思想在传承发展中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品格，并催生了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赈灾济贫、兴修水利等维护社会稳定的治理实践。

然而，以历史辩证的眼光审视，传统民本思想不可避免带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民众福祉高度依赖统治者的个人品德、政治智慧与开明程度，具有极强的偶然性与不稳定性。因此，传统民本理念虽蕴含宝贵治国智慧，本质上仍未超越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范畴，是一种带有朴素民主色彩但不彻底的、服务于阶级统治的价值观。

历史的转折点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这一科学理论如一道强光，照亮了中国思想界的探索迷雾，为古老民本思想的现代性飞跃提供了关键理论武器与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一论断石破天惊，将人民群众从历史的被动客体、旁观者，彻底提升为历史的能动主体与真正创造者——他们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源泉，更是社会变革与制度更迭的决定性力量。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核心关怀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强调发展的终极目标绝非单纯的物质富足，而是要彻底消除导致人异化的社会关系，让每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充分释放潜能、发展个性、实现自我。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从经济基础上确保人民主体地位，并在上层建筑领域确立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这一结合在发展理论上的集中体现与重大创新，更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在新时代的具象化表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其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一部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这一思想并非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性扬弃与创造性升华，实现了三大根本性范式转变：其一，从“统治根基”到“价值本位”的转变。人民不再是巩固政权的工具与手段，其自身的解放、福祉与全面发展，成为发展的最高目的、核心价值与最终归宿，一切发展战略、方针、政策的成效，均以人民是否真正受益、生活是否切实改善、权益是否得到保障为最高衡量标准。其二，从“被动客体”到“能动主体”的转变。人民不仅是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发展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与核心推动力量，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激发蕴藏于群众中的无穷智慧与创造活力，为发展注入最广泛、最可靠、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其三，从“施政理念”到“制度保障”的转变。这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精神高度契合，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将“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法律化、常态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从各层面、各领域确保人民能通过多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身命运的主人。

从“民为邦本”的朴素理想，到“人民至上”的科学自觉，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治国理政的认识与实践上，完成了一次从感性直觉到理性自觉、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从治理策略到根本宗旨的伟大历史性跨越。这束思想之光，因深厚的历史底蕴而沉稳坚实，因科学的理论品格而璀璨夺目，更因始终坚守党的初心使命而具有穿越时空的凝聚力与感召力。

 

二、破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根本指引

理论的伟力，在于观照现实、回应时代、指引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过数十年奋斗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人民的需求已从“吃饱穿暖”等基本生存型需求，升级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发展型需求——既期盼更优质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也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渴望更广泛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保障合法权益、更公正的司法环境、更公平的社会分配与更宜居的生态空间。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深刻把握这一主要矛盾变化、引领中国发展航船破浪前行的总纲领和总钥匙。它明确要求发展必须紧跟人民需求升级步伐，将重心从解决“有没有”转向破解“好不好”，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速与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共同富裕逐步实现。这一思想绝非抽象的文件表述与口号，而是具体转化为一系列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决策部署，在神州大地上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实践史诗，也生动践行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核心要求。

脱贫攻坚战作为“以人民为中心”最生动的实践注脚，更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我们党始终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瞄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未能彻底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摒弃“大水漫灌”式扶持，通过“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与“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创新路径，确保扶贫资源精准滴灌、直达根部。同时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内生动力，依靠群众自身劳动改变贫困命运。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战役，最终实现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既极大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物质文化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以铁一般的事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责任与承诺，雄辩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显著优势，兑现了“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庄严承诺。

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与战略部署，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部署一脉相承。这标志着中国发展战略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先富带后富”的基础上更注重发展成果公平共享，着力避免两极分化、夯实社会长期稳定基石。这一系统工程构建了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初次分配中，强化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再分配中，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加大调节力度与精准性，突出公平导向；第三次分配中，鼓励支持慈善事业等社会公益行为，形成有益补充。其核心目标是构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有效扩大内需、增强社会流动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筑牢最广泛、最深厚的民意基础与动力源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生态文明领域的深刻内涵与价值取向，呼应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这一理念打破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的传统思维，深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明确清新空气、清洁水源、美丽山川、肥沃土地等生态资源，并非经济发展可随意牺牲的“免费品”，而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本身蕴含巨大经济价值。为此，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农业投入结构优化调整，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一系列硬招、实招换来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生态画卷，回应了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夯实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根基，让当代人与后代子孙既能享有丰富物质文明成果，又能在美好自然中诗意栖居。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正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通过这些具体实践，“以人民为中心”从宏大思想理念，具象为贫困群众的幸福笑容、中等收入家庭的从容生活、城乡大地的生态美景、社区邻里的和谐氛围，让发展温度可感可触、进步成果真实具体，筑牢了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

当前，“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将“坚持人民至上”融入发展战略核心，深刻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与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等重大行动，“提升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些部署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化、路径化，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超越“资本至上”的文明新路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光芒，绝非局限于中国一域的发展思想，而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文明探索。将其置于全球发展的宏大坐标系与比较视野中审视，更能凸显其超越性价值与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的全新可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中“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生动体现。

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一条以资本无限扩张与增殖为核心逻辑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推动科技革命、促成全球市场形成等方面虽取得历史性成就，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内在的深层次矛盾与弊端日益凸显，甚至演变为全球性危机：其一，贫富悬殊与社会撕裂加剧。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天然属性，必然导致财富向少数群体与资本集团高度集中，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不断侵蚀社会团结根基，引发中产阶级萎缩、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停滞，进而滋生社会对立、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浪潮。其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金融资本过度膨胀并陷入自我循环，日益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催生资产泡沫与频繁的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集中爆发），既弱化了经济发展的坚实根基，也加剧了全球资源错配与风险积累。其三，短视主义冲击可持续发展。在资本短期逐利本能驱动下，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生态环境恣意破坏成为常态，引发生态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生态危机；同时，资本对公共教育、基础科研、全民医疗、社会保障等长期公益性领域的投资规避，损害了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长远发展潜力。其四，人的异化与精神危机蔓延。在纯粹市场经济逻辑下，人被简化为“劳动力商品”或“消费符号”，价值评判局限于利润创造或消费能力，导致劳动与人的本质疏离、人际关系物化，滋生普遍的意义失落、精神空虚与心理焦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其核心要义是将发展根本逻辑从“资本主导”系统扭转为“人民主导”，这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部署深度契合，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一，在发展目标上，确立以人民福祉为核心的综合性目标体系。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基础，社会公平正义是保障，政治稳定清廉是前提，文化繁荣兴盛是支撑，生态宜居可持续是底线，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重要衡量指标而非唯一标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会和谐稳定程度，生态环境改善成效等，共同构成发展成败的关键标尺，使发展更具整体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其二，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突破西方模式“非此即彼”的钟摆困境。“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制度化设计，在高质量发展中同步推进共同富裕，既坚决反对扼杀活力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又坚决防范财富占有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探索出一条既能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能保障公平正义的中间道路，实现效率与公平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其三，在国家能力运用上，依托强大的战略规划、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能力，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羁绊与短视行为干扰，集中力量实施投资周期长、回报慢、外部性强但关乎长远发展与民生根本的重大项目——从全国性交通、水利、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到跨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再到全国一盘棋的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有效破解了单纯市场机制难以应对的全局性、长期性、普惠性问题，彰显了制度优势。

对于仍在探寻适合自身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的“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部署，绝非孤立的政策选择，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发展阶段的继续深化与实践具象，更是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精神的践行。这些战略深刻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性困境——既渴望摆脱对外部技术、资本的依附，实现经济自主与产业升级，又亟须破解城乡差距、区域失衡、民生短板等发展难题，让现代化成果真正惠及普通民众。以科技自立自强为例，中国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搭建普惠性创新平台，既突破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制约，又让技术进步转化为就业岗位、民生改善的实在成效，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科技为民”的自主创新之路提供了鲜活参照；产业链优化升级注重培育本土产业生态、保障就业质量，避免了单一依赖资源出口或低端加工的发展陷阱；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则聚焦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平衡城乡、区域关系的迫切需求。这一系列实践有力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保持政治独立、文化主体性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国家建构凝聚发展共识、科学的战略规划锚定发展方向、市场经济激发发展活力的有机结合，走出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速度与质量的现代化道路。它无需照搬西方“资本主导、梯度转移、依附发展”的模式，更不必以牺牲国家主权、文化根脉或社会公平为代价，而是能够通过精准对接民众需求的政策设计，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让发展成果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而非被少数精英或国际资本所垄断。这种“以人民福祉为导向、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协调发展为路径”的现代化探索，极大地破除了长期笼罩在发展理论与实践领域的“现代化=西方化”单一线性史观迷思，打破了“只有遵循西方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认知桎梏。它向世界昭示，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身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发展阶段选择适合的发展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可控、普惠共享的现代化新道路注入了强大信心，也激发了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制度创新、模式创新的无限想象力。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仍处于持续探索、完善的过程中，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严峻挑战。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战略定力，并持续推进自我修正、自我完善与自我革新。这一发展范式绝非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而是以成功实践为人类发展知识宝库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为反思全球发展困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想资源与实践参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与历史担当。

 

四、通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旨归

一切发展的最深层动力与最终极目的，必然回归人性本身，落脚于对人的存在意义与自我实现的永恒追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深刻的理论光芒，正在于其直抵人心的价值指向——全面回应人性多层次、多维度的内在需求，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崇高理想一脉相承，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终极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致力于为人民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个健全的社会，离不开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全面观照并涵养人性的丰富维度：在物质需求层面，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公平分好“蛋糕”，为人民享有有尊严、有保障、有品质的生活筑牢物质根基，夯实人的自由发展的现实前提；在社会需求层面，立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质属性，通过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平等权利，畅通向上流动渠道，破除特权壁垒，让每个人都能在参与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中，彰显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尊严与价值；在精神需求层面，顺应人作为思想性、情感性、价值性存在的更高追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以文化人、以文润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创造需求层面，尊重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这一人的“类本质”，通过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为每个人的潜能发挥、才华施展与梦想实现搭建广阔平台，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尤为重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内在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扬弃，彰显着对人“本真”存在状态的回归追求，这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等部署相互支撑，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其劳动产品、生产活动、“类本质”及他人相异化，劳动沦为外在的强制性谋生手段，人成为自身创造物的奴隶，这是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障碍。而“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着力克服劳动与享受的对立，让劳动者更多享有自身创造的成果，重拾劳动的光荣与创造的快乐；通过确立人民主体地位，恢复人在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通过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完善民主管理与监督机制，让劳动过程充分体现人的意志、智慧与创造性；通过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坚决对抗片面发展模式下人的“单向度”异化，通过促进教育公平、文化普惠、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建设，全面提升人的德、智、体、美、劳综合素养，摒弃将人驯化为资本增殖工具的“经济人”“消费机器”认知。

在个体与集体的辩证关系上，“以人民为中心”中的“人民”是集合性与个体性的辩证统一——既指向每一个有血有肉、有独特个性与需求的鲜活个体，也涵盖由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共同文化凝聚而成的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追求个体发展与集体进步的和谐共生，实现“小我”与“大我”的有机融合：一方面充分尊重和保障每个个体的合法权利、个性发展与自由空间，坚决反对以抽象集体之名压制或剥夺个体正当权益；另一方面明确个体发展离不开社会共同体提供的平台、条件与支持，个体价值的终极实现在于对他人、社会与国家的责任担当。正是在个体积极性充分发挥与集体力量有效凝聚的良性互动中，个人才能获得最广阔的发展空间、最深厚的社会支持与最高层次的人生意义。

从根本上而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直指马克思、恩格斯畅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崇高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向世人昭示：发展的最终图景，绝非冷冰冰的物质堆砌，而是暖洋洋的生命自由绽放与个性充分发展；绝非少数人的骄奢淫逸与多数人的艰难匍匐，而是每个个体的尊严得到维护、权利得到保障、潜能得到实现、梦想得以成真。这束思想之光，因对人性最深切的关照、对人的价值最坚定的捍卫、对人类最美好社会理想最执着的追求，具备了穿透时空阻隔、直抵人心深处并激发永恒共鸣的磅礴力量。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正是这一思想在政策层面的系统性贯彻与路径化落地，全面承接了党的初心使命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规划建议立足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在教育领域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扩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式提升，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呼应了全会“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要求；在健康领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完善公共卫生防护网，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践行了全会“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的部署；在文化领域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鼓励文艺创作创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落实了全会“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的安排；在体育领域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促进人的身体素质与意志品质全面提升。这些系统部署层层递进、相互支撑，既着力解决当下人民群众在发展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痛点难点，又着眼于长远培育人的综合素养与发展能力，为每个人提供更公平、更高质量的发展平台，持续铺就通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康庄大道，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畅想的崇高理想在新时代中国大地上逐步变为现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兼具贯通历史的深邃、直面现实的勇毅、胸怀天下的格局与洞察人性的温暖，堪称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启迪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强音与精神旗帜。其严谨逻辑与辉煌实践深刻昭示：无论科技如何迭代、发展模式如何革新、国际格局如何激荡，发展的核心始终是具体鲜活的人。衡量社会文明的终极标尺，从来不是摩天大楼的高度或股票指数的涨跌，而是对普通、平凡、弱势群体的态度——能否让公平正义普照每个角落，能否为每个梦想提供生长沃土。发展航船唯有始终以人民福祉为罗盘、以人民创造伟力为引擎、以人民共同梦想为彼岸，方能在历史激流与全球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无畏风浪考验、坚定驶向光辉远方。

这一思想之光，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淬炼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洗礼，成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更牢牢锚定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部署要求。它既深植中国的民族特质与实践禀赋，又蕴含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共同价值追求：既为中国独有，为破解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又立足中国发展阶段特征，照鉴人类文明长远走向。作为其重要实践载体，“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持续推动中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绿色转型中建设美丽中国、在制度创新中提升治理效能。这束植根文明沃土、淬炼真理力量、深耕实践征程的思想之光，终将照亮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未来。

作者 | 徐辉冠

责编 | 王瑱

校对 | 赵苇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彭亚南、刘斌

责任编辑：王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121/128263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