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课堂】孙照红：以上率下是党风建设的必然逻辑

 

孙照红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点此查看完整报告

点此查看视频专辑

点此查看课件

编者按：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本文立足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系统梳理党风建设的历史传承与时代要求，深刻阐释以上率下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提供方法论指引。

2012年12月4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针对中央政治局同志改进工作作风提出明确要求。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将作风要求从中央政治局延伸至全体党员。这一安排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作风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的工作方法。

一、党风建设的重要性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可见，党的作风建设对于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关于党风建设重要性的理论论述

党内最早提出“党风”概念的是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段话既提出了整风的对象和任务，也明确了党风的作用，即在党内可以纠正错误、在党外可以引领教育群众。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他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始终把加强和改进党风作为党的建设的战略任务。197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强调党风对于军风、民风的关键作用。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这些论述精准抓住了党风建设的“牛鼻子”。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深刻体现了党对作风建设规律的整体认知和系统把握。

这些重要论述，说明我们党对党风和党风建设的重视始终如一，同时也说明，党的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二）“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抗战期间，不少爱国华侨对祖国伸出援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旅居在新加坡的陈嘉庚。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各属华侨回国慰劳团”，回祖国慰劳视察。国民党政府为此准备了相当有排面的接待活动。面对大大小小的宴会，陈嘉庚阵阵心寒，在重庆报纸上刊登“罢宴”声明：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此后，陈嘉庚决定前往延安访问。虽然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但接待的晚宴则显得尤为寒酸。毛泽东同志搬出一张没有油漆的圆桌面放置在门口石桌上，四周摆了几个高低不同的小凳子，桌面上铺了几张白纸当作桌布。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和一坛子鸡汤。这坛鸡汤还是毛泽东同志的邻居大娘知道有远客来，特意准备的。简朴的环境、简单的饭菜、质朴的语言，与国民党的奢侈浪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个党派之间高下立见：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追求享乐、奢靡成风、贪腐横行；另一个则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与百姓同甘共苦。从饭桌上，陈嘉庚看到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西安作风”，“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延安作风”，看到了一个生活艰苦朴素、心中装着百姓的政党的光明前景。

1940年12月15日，陈嘉庚回南洋时由衷地发出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是一个预言式的结论。我们知道，抗战结束后，中国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挑起内战。国共两党之间的博弈，是军队实力的博弈，更是作风的较量。“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历史地证实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二、以上率下的必然性

（一）历史逻辑：以上率下是对百余年党风建设的经验总结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以上率下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是百余年党风建设的经验总结。

延安的好作风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这就是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方法，通过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44年3月，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通过复盘1644年（甲申年）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从胜利到溃败的全过程，揭示作风与民心、政权存续的关系。李自成指挥有方、治军严明，行军路过城镇禁止惊扰百姓，深得百姓拥护；但攻克北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享乐、士兵劫掠百姓，原本的“民心所向”变成“民心背离”，最终短短40天便兵败如山倒。毛泽东同志将其列为延安整风的补充学习材料向全党推荐学习。这一案例说明，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延安军民的鱼水情和国民党与老百姓的油水关系，两相对比，民心向背的选择清晰呈现。

延安整风是党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的典范。第一，在顶层设计上，从整风的动因分析、目标设定到路径设计，都是由党中央顶层决策，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亲自牵头。第二，在推进路径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机关率先针对“党八股”等问题整改，为全党树立了榜样。第三，在监督保障上，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同志任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督察延安和全党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总结概括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标杆。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给杨开智写了一封家书。杨开智是毛泽东同志夫人杨开慧烈士的胞兄，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他在杨开慧牺牲后妥善地处理了她的后事，并将毛泽东同志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辗转送往上海，使他们得到救助。他还将自己的女儿杨展送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不幸的是，杨展在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这样一位对革命、对毛泽东同志本人有重要贡献的亲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写信希望“在北京安排工作”或“在湖南谋个厅长职位”，似乎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同志却义正言辞断然拒绝：“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三个“不”，似乎不近人情，但这是毛泽东同志反对特权、恪守规矩的微观缩影，回答了“如何对待权力、人情与规矩”的核心命题。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朱德同志手握权力却跟家人“约法三章”：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穿、住、玩。“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杜绝特殊待遇，在权力面前守住底线；“不准亲友相求”，斩断裙带关系，在亲情面前站稳立场；“不准讲究吃、穿、住、玩”，坚守艰苦奋斗的本色，是生活作风的体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更是新时代加强党风建设必须传承的红色根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党政干部强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源于针对部队不良风气而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行军宿营到作战训练，从“上门板”“捆铺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等简单明了的规定中，我们能够看出人民军队不扰百姓、不损民利的立场本色、优良作风和严明纪律，在点滴行动中筑牢了军民鱼水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良的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人民军队才能凝聚起强大的群众支持力量，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生活特殊化”等不良风气，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正式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包括：同劳动同食堂；待人和气；办事公道；买卖公平；如实反映情况；提高政治水平；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工作作风到个人品行，都有明确的行为底线，有效规范和约束了党员干部的行为，有效纠正了当时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为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党领导人民战胜当时面临的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9年11月，改革开放刚刚迈出脚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强调高级干部必须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就高级干部住房、用车、外出休养、文化娱乐、遗属生活安排等作了严格细致规定，恢复和发扬党艰苦朴素、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直面党内政治生活失序、作风建设滑坡、制度约束缺位等问题，以12条具体准则为抓手，为全党划定了行为红线与作风标杆。

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对加强作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并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着力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中央政治局抓起，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新时代作风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能够刹住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

 

（二）理论逻辑：以上率下是对作风传导规律的深刻认识

要理解作风建设以上率下的深层逻辑，需先厘清作风传导的本质和规律。作为一种自然现象，风是空气流动形成的，风不可能静止不动，动态传导是其基本特点。作风也一样，具有强烈的示范传导性。这种示范传导性主要通过两种渠道进行。其一是层级示范传导，主要体现为从“上层”向“基层”的动态扩散，即“上层带动下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怎么做，上层怎么做，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其二是人际示范传导，主要体现为从“关键少数”向“绝大多数”的动态传导，即“一人影响一群”。领导干部之所以被称为“关键少数”，是因为领导干部虽然是“少数”，但作用很“关键”。领导干部普遍受人关注，言行无小事。一篇讲话、一次活动，一项决策、一个部署，甚至一餐饭、一杯酒，都会影响着周边、影响着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党的形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其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性和放大效应，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所以，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是党内风气的“风向标”。

中央政治局处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最高层，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而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关键”。新时代党风建设将以上率下作为核心抓手，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是精准把握了“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和作风建设上下传导、上下贯通、上行下效的规律。

作风传导具有正向和负向之分。正向，即优良作风的示范传导。比如，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开垦土地种菜，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带动延安军民通过大生产运动实现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成为风尚。负向，即不良作风的扩散蔓延。不良作风若不及时遏制，也会快速扩散，从局部问题变成系统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作风不过关，不过硬，党风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

倘若上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其传导到中层、基层，那么，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必落到实处。相反，倘若上层搞形式主义，下面就会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上层搞官僚主义，下面就会溜须拍马、阿谀逢迎；上层搞享乐主义、刮奢靡之风，下面就会投其所好、超标接待、铺张浪费。

倘若上层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那么，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必蔚然成风。相反，倘若上层挑错而不容错，使问责泛化，乱追责，基层干部便会以“躺平”规避问责，以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避险心态应对。

倘若“关键少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绝大多数”便会自觉对标，扑下身子、沉到一线，为民服务必扎根基层。相反，倘若“一把手”摆架子、走过场、务虚功，下面便以表面文章代替实际行动、以敷衍代替实干。

倘若上层在干部选拔中任人唯贤，下面必然形成比能力、实绩、口碑的正向氛围。相反，如果上面任人唯亲，下面就会形成比关系、背景、人情的消极氛围，把“搞关系、抱大腿”当作晋升捷径，通过讨好“一把手”来谋求晋升，从而逐渐形成不健康的政治生态。

理解作风“如风吹动”的动态传导特性，是做好作风建设的关键。只有主动利用正向传导规律，让优良作风吹遍全党、惠及群众，同时坚决阻断不良作风的扩散链条，才能让作风建设真正形成长效，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良好态势。

（三）实践逻辑：以上率下是对“头雁效应”失灵的积极回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以上率下，本质是发挥“头雁效应”，通过“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带动“绝大多数”作风向好。可现实中，“头雁效应”也会失灵。

第一，“头雁”不飞，其实质是“头雁”缺位，表现是领导干部作风松散、不愿带头、不能带头。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采取“双重标准”，将作风建设视为下属的事，要求下级做，自己不做，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就是只喊口号不落实。比如，口头上强调改进调查研究，但在调研时仍然是前呼后拥、层层陪同，或者坐在办公室听汇报、只看材料不看现场，导致调研流于形式。这就是“头雁”没动静，“雁群”没方向。

第二，“头雁”单飞，其实质是“头雁”独飞，表现是少数领导干部孤军奋进、缺乏带动。有些地方、单位过度依赖“一把手”的个人作用，认为只要“一把手”重视，作风建设就没问题，靠“一把手”个人威望推动作风建设，忽视了团队建设和制度建设。从后果来看，一旦“一把手”调离，作风问题就会反弹。所以，要真正实现以上率下，不仅“上”要身体力行，还要发挥“率”的作用。“率”，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名词表示表率、榜样，领导干部自身首先要强大起来，所谓“打铁必须自身硬”；二是作为动词表示率领、带领，即上下联动、共同行动，这就要靠组织建设和制度保障，特别是领导制度建设。在这一意义上，“率”是“上”和“下”连接的关键，是“上”和“下”共同行动的关键。

第三，“头雁”乱飞，其实质是“头雁”偏航，表现是个别领导干部自身存在作风问题，从而带偏方向。比如，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公款吃喝、任人唯亲、搞特殊待遇等。“头雁”乱飞不仅危及自身，还会污染政治生态和政治风气。“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在一个单位中，如果“一把手”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就能带动整个单位形成优良风气。反之，若“一把手”作风失范、底线失守，其负向传导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诱发系统性腐败风险。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把握“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目标要求。“干部清正”是第一位的，只有个体廉洁清正，才能有组织层面的清廉。这就是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以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深层原因之所在。以上率下强党风，正是直击“头雁”不飞、“头雁”单飞、“头雁”乱飞痛点的对症之策，要求“头雁”既要主动领航，也要飞得正、带得好。

报告人 | 孙照红

责编 | 范璧萱

校对 | 李天翼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李文鼐、刘斌

责任编辑：范璧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128/12832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