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 | 从技术赋能到范式重构：“十五五”推动未来产业形成的机理、路径与政策展望

 

编者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十五五”时期加快未来产业培育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时代要求→内涵解析→形成机理→发展路径→政策展望”的递进框架，系统探讨未来产业的形成机制、发展路径与政策转向。文章从未来产业培育是一个由种子萌发（创新源头）、灯塔指引（战略导向）、沃土滋养（生态支撑）、河道疏浚（制度优化）、市场飞轮（动力循环）五大机制共同驱动的复杂系统工程这一研究出发，深刻探讨其发展遵循技术驱动、应用驱动、融合赋能、平台生态、基建先行和标准引领六条核心路径，提出为加快未来产业发展，亟需推动政策理念的三大转变、政策体系的五维度创新，对于认识把握未来产业发展新机遇，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提供了可行性路径分析。

一、发展未来产业的时代背景

当前，全球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刻洗礼，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群体性突破，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和产业生态。这一轮科技革命呈现技术融合加速、创新周期缩短、产业边界模糊等显著特征，为未来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十五五”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加快未来产业培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紧迫的现实需求。

（一）前沿技术交叉融合催生发展新机遇

麦肯锡发布的《2024年下一代“竞技场”报告》指出，技术交叉融合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合成生物技术预计在本世纪末前创造高达30万亿美元的价值，而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融合催生的精准医疗产业已形成千亿美元级市场。伴随人工智能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迈进，大语言模型、多模态AI等技术突破正在重塑人机交互方式。研究显示，全球AI产业投资规模在2023年达到近2000亿美元，生成式AI应用场景已覆盖内容创作、软件开发、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量子计算从理论探索走向工程实践，谷歌、IBM等公司已实现数十个量子比特的处理器，量子优越性实验不断取得突破。合成生物学从基因编辑向生命体设计拓展，CRISPR技术使基因编辑成本大幅降低，人工合成生命体成为可能。这些技术的突破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更创造了全新的产业形态和价值空间。

（二）供给创造需求引领构筑增长新范式

世界银行2025年6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仅为2.3%，这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慢增速。在传统需求趋于饱和、全球经济动力不足的背景下，未来产业的核心价值在于能够通过革命性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激发和创造全新的市场需求，从而摆脱对存量市场的过度依赖。培育未来产业，我们不是在已有的“红海”中分蛋糕，而是在创造新的“蓝海”和“第二成长曲线”。无论是元宇宙带来的沉浸式体验经济，还是可控核聚变可能引发的能源革命，都不是对旧模式的修补，而是开创性的“供给创造需求”。这不仅有效对冲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压力，更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安装上源源不断的“新引擎”。

（三）掌控技术主权攸关大国竞争新格局

2019年以来，美国陆续发布了《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等领域作为国家优先发展方向。欧盟也计划在互联且清洁的自动驾驶汽车、氢技术及其系统、智能健康等六大产业领域提升全球竞争力和领导力。未来产业的竞争，本质上是国家间关于未来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权的博弈。谁掌握了核心技术和主导设计，谁就掌握了未来经济和安全的命脉。若不加快布局，不仅在关键领域将受制于人，更可能在未来的战略竞争中陷入被动。尤其是在量子计算、新一代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领域，我们必须尽早建立起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关乎一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与话语权。因此，培育未来产业是保障国家战略安全、赢得未来竞争主动权的必然选择。

（四）全球产业分工重构亟需抢占新赛道

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强化高端制造优势。美国投入2800亿美元推动制造业回流，已带动半导体产业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预计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德国《2025年高科技战略》选择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等六个前沿领域重点布局。法国实施“法国2030”计划，重点支持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战略产业，计划投资540亿欧元。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2024—2025财年印度信息技术出口额将达到2100亿美元，占全球信息技术外包总支出的18%。2024年越南吸引外资达到382亿美元，其中电子制造业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5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创新版图呈现“北美—欧洲—亚太”三极并立格局，北美东西海岸、欧洲“蓝香蕉”城市群及中日韩构成核心创新热点。三大创新中心形成了“技术—市场—制造”的全球分工体系：北美以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见长；欧洲在工程技术和标准制定方面具有优势；亚洲在制造能力和市场规模方面表现突出。

目前，中国在5G通信、高铁、新能源等领域，已经实现从技术追随到技术引领的转变，面临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机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创新高地正在形成，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区域支撑。凭借庞大的用户体量、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一极。“十五五”我国必须在前沿技术领域抢占先机，避免陷入“中等技术陷阱”。

二、未来产业内涵及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较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未来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产业是基于前沿科学技术突破，具有重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潜在产业形态，具有以下六点核心特征：

（一）前瞻引领

未来产业代表着技术发展的前沿方向，具有引领产业变革的潜力。如量子信息、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领域，虽然当前市场规模有限，但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以量子计算为例，虽然目前受限于量子比特稳定性与纠错瓶颈，但其指数级超越经典计算的潜力清晰可见，有望彻底革新密码学、药物设计等领域。

（二）技术颠覆

未来产业往往基于全新的技术原理和科学发现，可能颠覆现有产业格局。如具身智能将重塑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与交付方式。生成式AI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内容创作方式，更可能重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模式。

（三）险变相生

未来产业的发展路径、商业模式和市场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需要长期投入和风险容忍。以脑机接口为例，技术路线尚未统一，应用场景仍在探索，商业模式存在多种可能。

（四）跨界融创

未来产业往往是多学科技术融合的产物，如脑科学与人工智能、材料科学、微电子工程融合催生的神经接口与增强现实产业。这种交叉融合不仅在技术层面交互，更体现在知识体系、研究方法、人才结构等多个方面。

（五）生态依赖

未来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支撑，包括人才、资本、政策等多重要素。单一技术突破难以形成产业，需要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六）战略攸关

未来产业往往与国家战略安全和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半导体产业关系到信息技术安全，新能源产业关系到能源安全，生物技术产业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都属于创新驱动的产业形态，但在技术特征、发展阶段、创新模式、风险特征、成长周期、生态需求和政策导向七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如表1所示：

综上所述，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正在形成规模、引领当前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未来产业则代表着技术路线尚未完全明朗、风险更高但潜力巨大的前沿探索。二者共同构成了面向中长期的国家产业创新梯队，前者为后者提供应用场景和产业化经验，后者则为前者持续输送前沿技术和未来方向。

三、未来产业的形成机制

技术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技术的发展通常要经历萌芽、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由此审视，未来产业的演进也将遵循“技术突破→概念验证→原型开发→示范应用→产业化”的路径。创新扩散理论强调，新技术在社会传播和采纳的过程中，技术、市场、政策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发展。未来产业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技术、市场、政策、资本等多重要素的协同。

基于对国内外未来产业发展的研判，提出未来产业五大形成机制如下：

（一）种子萌发机制：基础研究的颠覆发现

种子萌发机制是未来产业孕育诞生的源头机制，强调从“0到1”的根本性突破。美国科学政策专家唐纳德·斯托克斯提出的巴斯德象限模型，为理解未来产业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他将科学研究划分为四个象限：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纯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和技术开发（技术象限）。其中最具创新价值的是“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即巴斯德象限）——同时追求理论突破与现实问题解决的双重目标。这种研究模式恰恰是未来产业形成的理论基石。

量子计算产业的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巴斯德象限模型的应用价值。从理论层面看，1982年理查德·费曼提出量子计算概念，标志着量子力学理论向计算科学应用的重大转向；到1994年肖尔算法的提出，证明了量子计算机在因数分解等具体问题上的理论优势；直至2019年谷歌宣布实现“量子霸权”，完成了从理论验证到技术突破的关键跨越。这一完整的技术演进链条，不仅体现了基础科学研究对产业发展的根本性推动作用，更展示了巴斯德象限研究在连接科学发现与产业应用之间的桥梁作用。

种子萌发机制强调基础科学突破→关键技术原理验证→实验室原型开发的未来产业形成路径，这一过程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将主要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国家实验室承担。

（二）灯塔指引机制：战略导向的资源配置

灯塔指引机制强调，需求变迁与重大社会挑战构成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牵引力。诱导性创新与使命型创新成为理解这一机制的两大理论依据。前者认为，市场需求变化（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短缺）会诱导企业定向开发节约稀缺要素的技术。后者认为，国家通过设定“碳中和”“数智化转型”等愿景目标，以中长期战略引导资源投入，主动开拓需求空间。

按照灯塔指引机制的阐释逻辑，明确的重大社会需求/挑战→定义技术解决方案愿景→集中资源进行定向研发与应用示范，是某些未来产业形成的典型路径，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例如，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中国牵引光伏、风电、氢能、储能等未来能源产业的发展。为加快全社会数智化转型，中国在2017年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聚焦基础理论突破（如深度学习、类脑智能）、技术转化和产业生态构建；202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布局经济社会关键领域的六大重点行动，政策重心从技术追赶转向“AI与经济社会全领域融合”。

（三）沃土滋养机制：创新生态的系统构建

沃土滋养机制认为，未来产业的孕育依赖于多主体协同演化与异质性要素聚合的创新生态，而非孤立的技术突破。该机制的理论根基包含两大互补视角：一是，三螺旋模型。大学—产业—政府通过角色渗透（如学者创业、企业研发实验室、政策沙盒）形成创新合力。典型案例如硅谷生态，斯坦福大学输出核心技术（如VLSI设计）、风险资本提供“耐心资本”（年均投入超300亿美元）、初创企业实现商业化（纳斯达克上市科技公司中占比37%），三方互动构成正向循环。二是，模块化生态体系。复杂技术被解耦为标准化模块（如AI芯片架构、电池电芯配方），由专业化企业并行开发，再通过开源协议（如Apache 2.0）或行业标准（如USB-C接口）实现系统集成。这种结构既降低创新门槛（新企业可专注单一模块），又加速生态繁荣（如安卓系统吸引200万开发者）。

在此机制下，未来产业呈现链式生态发展路径：核心技术突破（如量子退火算法）→撬动风险投资（2023年全球量子融资8.2亿美元）→集聚配套产业链（低温器件制造商、量子软件商涌现）→衍生专业服务（量子知识产权律所、认证机构）→构建自增强生态（人才回流率提升35%，专利交叉许可增长4倍）。

（四）河道疏浚机制：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共演

技术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技术的发展不仅遵循内在逻辑的演进路径，更是由用户、生产者、利益集团及管理者等多元社会主体通过协商、冲突与共识动态塑造的结果。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前沿技术要转化为具有规模效应的支柱产业，必须依赖与其创新特性深度适配的制度生态——包括政策法规、市场机制与文化认知的协同重构。例如，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既依赖算法开源社区（生产者）与用户反馈的迭代循环，也取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合规边界的界定（制度适配），更涉及公众对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价值认知（文化建构）。

面对未来产业的高度不确定性，基于确定性框架的传统静态管制模式正陷入系统性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两个根本性矛盾：其一，监管规则因技术迭代加速而遭遇预见性失灵，往往在立法程序尚未完成时便已滞后于现实发展，形成“制定即过时”的被动循环；其二，刚性准入标准与惩罚性追责机制迫使企业回避高风险原创探索，导致创新动力在合规焦虑中被消解。为破解这一困局，“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等适应性治理工具逐渐成为关键制度创新——其本质是构建一个“技术—规则”协同演化的实验性场域，允许前沿技术在风险缓冲机制保护下进入真实场景测试，同时驱动监管规则基于实验数据迭代和完善。

从技术社会建构的视角切入，河道疏浚机制强调未来产业的形成是技术与制度互为适应的协同演化过程，典型路径将表现为新技术出现→与旧有制度（法律、标准、伦理、社会规范）冲突→通过试点、辩论、协商→催生新的适配性制度框架→为新产业扫清障碍、保驾护航。

（五）市场飞轮机制：供需互促的规模发展

市场飞轮机制揭示了未来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即市场需求通过正反馈循环不断强化技术路径的竞争优势，并可能引发“赢家通吃”的路径锁定效应。路径依赖与报酬递增以及颠覆性创新理论为阐释这一机制提供依据。前者认为，特定技术可能因早期偶然优势（如初始用户积累）、学习效应（经验曲线降低成本）、协调效应（配套生态协同）及适应性预期（市场心理强化），形成自我强化的报酬递增循环，即使该技术并非客观最优解，也可能被锁定为市场主流（例如，新能源中的锂电路径因消费电子产业链的成熟生态，压制了能量密度更高的氢燃料电池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渗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颠覆性创新理论，主张未来产业往往以“性能尚不完善但具备差异化优势”的形态（如早期电动汽车续航短但使用成本低），从边缘市场或新兴需求场景切入；通过持续迭代改进性能参数（如电池能量密度提升），逐步蚕食主流市场，最终颠覆现有巨头的主导地位（典型如数码相机替代胶卷产业）。这两个理论共同阐释了市场飞轮的双重特性：路径依赖理论解释了既有技术轨道的惯性力量，而颠覆性创新理论则揭示了打破锁定、重构飞轮方向的破局路径。

市场飞轮机制揭示的未来产业形成路径表现为：初始市场切入→形成用户基础和供应链→成本因规模效应和学习曲线而下降→吸引更多资源和参与者→技术性能和可靠性持续提升→最终成为主导设计和产业标准。该机制对未来产业形成的核心解释在于，技术创新通过初始市场需求触发的正反馈循环，不断强化特定技术路线的竞争优势，最终导向规模化垄断或系统性颠覆的双重可能。

综上分析，未来产业的形成不是单一机制作用的结果，而是五大机制协同作用的复杂过程。种子萌发机制为未来产业提供技术基础，灯塔指引机制提供战略方向引导，沃土滋养机制构建创新环境支持，河道疏浚机制扫清制度梗阻障碍，市场飞轮机制形成发展动力源泉。五大机制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推动未来产业从概念走向现实的系统性引擎。这种动态嵌套与反馈强化，正是理解未来产业跨越“死亡之谷”的重要支撑。

 

四、未来产业的典型培育路径

未来产业的发展并非单一的线性模式，而是根据不同产业的特质、驱动因素和外部环境，呈现出多样化的演进轨迹。下面提出六条培育路径，为政策制定和产业实践提供参考。

（一）技术驱动型路径：从原理突破到产品验证

该路径代表未来产业培育的经典线性范式，遵循“基础科学突破→关键技术原理验证→实验室原型→工程样机/中试→商品化产品→新兴市场形成”的递进链条。其核心特征是以原始理论创新为起点（如量子纠缠理论），逐步跨越“死亡之谷”（原理验证到工程样机的技术风险断层），最终实现市场价值。该路径尤其适用于源头创新性高、技术壁垒高、周期与风险高的“三高型”未来产业。

（二）需求驱动型路径：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

这条路径主要表现为：明确痛点/需求→技术集成与方案构建→场景试点与验证→商业模式探索→产业生态形成。该路径强调以解决实际问题和满足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技术通常在其中扮演解决方案的角色，它比较适用于问题/需求导向明确，注重技术集成和应用拓展，致力于场景创新的未来产业。以低空经济产业为典型，城市交通拥堵（痛点）催生了无人机物流、空中出租（eVTOL）等概念，进而牵引了飞行器制造、飞行控制、空中交通管理等一系列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三）融合赋能型路径：从产业更替到叠加重构

未来产业的融合赋能路径，本质是以突破性技术为引擎，通过与传统产业体系的深度嫁接，触发全产业链的流程再造、模式创新与价值链重塑，最终催生叠加式新业态而非替代性新产业。这一路径中，技术成熟度构成融合前提——当未来产业技术跨越应用阈值后（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通过“技术模块嵌入”改造传统行业运行逻辑：传媒领域重构内容生产流程（如AI辅助的实时新闻生成），教育领域创新个性化交互模式（自适应学习系统替代标准化教学）。这类变革不是创造孤立的新兴产业，而是将技术势能转化为千行百业的“创新乘数”，一方面，横向提升传统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纵向重构产业竞争规则（如影视行业从导演中心制转向“人类创意+AI执行”协同范式），最终形成技术扩散与产业演进的正反馈循环。

（四）平台生态型路径：从孤立节点到网络共生

未来产业的平台化发展路径，核心在于由技术先驱或开源共同体构建具有生态吸附力的基础性操作系统，通过标准化接口与价值共享机制吸引全球开发者及产业伙伴进行协同创新，形成“平台赋能—生态反哺”的增强回路。这一模式下，主导者提供底层技术架构与开发工具链（如模块化硬件接口、数据协议、测试环境），大幅降低创新门槛；生态伙伴则贡献垂直场景解决方案与增量技术模块，共同推动平台能力呈指数级扩张。华为鸿蒙系统（HarmonyOS）的演进完美诠释了这一范式：作为全球首个面向全场景智能终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它通过三大战略突破奠定生态基石——首创“元服务”原子化架构实现一次开发多端部署，OpenHarmony内核构建可信技术底座，发布DevEco Studio工具链降低开发门槛。在此平台上，赛力斯汽车深度集成鸿蒙座舱系统，实现与手机/手表/家居设备的无感互联。这种协同催生了两级生态跃迁：横向形成“1+8+N”设备网络（搭载设备超8.4亿台），纵向重构产业价值链——硬件厂商通过接入鸿蒙提升产品溢价，开发者通过鸿蒙生态商店获得分成收益，华为则借由“设备+服务”模式突破硬件封锁。

（五）基建先行型路径：从按部就班到超前建设

对于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与公共产品属性的未来产业而言，规模化发展的前提往往是构建覆盖全域的基础设施网络，这种前置性投入不仅需要克服巨额沉没成本壁垒，更需要在技术标准尚未定型的产业孵化期同步推进物理设施建设。以下一代网络技术为例，尽管6G的太赫兹频段应用、星地融合架构等关键技术仍在国际标准化组织论证阶段，但各国已启动国家级基础设施竞赛：美国SpaceX通过“星链”计划部署逾6000颗低轨卫星构建全球覆盖能力，中国同步推进“GW星座”计划并成立星网集团统筹低轨星座建设。私营巨头企业与政府主体之所以在技术迷雾中超前布局，主要为争夺三重战略制高点：电磁频谱轨道资源排他性（国际电联“先到先得”原则），网络效应触发的用户粘性（“星链”全球用户超300万），标准制定中的事实话语权（试验网数据支撑提案权重）。这种“基建先行—标准跟进”的逆向发展路径，本质是通过基础设施的不可逆投入压缩技术产业化周期，为后续应用爆发铺就快速通道。

（六）标准引领型路径：从跟随适应到规则定义

该路径的核心是通过“建立规则话语权”来主导产业发展方向，通过“专利灌木丛—标准体系—治理框架”三层控制链争夺产业制高点。华为5G的实践完整演绎了这一战略可行且有效。首先，构建技术雷区。在5G技术萌芽期布局全球最大专利组合（占SEP核心专利14%），仅2023年专利许可收入即达5.6亿美元，迫使苹果/三星等支付专利转让费。其次，定义技术框架。2016年推动Polar码成为5G控制信道国际标准（打破欧美Turbo/LDPC垄断），奠定华为5G设备全球市占率第一（35%）基础，主导FlexE切片技术标准，定义全球工业互联网传输协议。第三，输出规则标准。在欧洲电信标准协会主导制定《6G可信安全架构白皮书》，将中国“安全可控”理念植入国际规范；通过国际电信联盟推动量子密钥分发（QKD）安全标准，迫使诺基亚/爱立信兼容中国技术方案。通过规则架构定义技术演进方向，华为实现从2G/3G时代的规则适应者向5G时代规则制定者的跃迁。

综上所述，未来产业的发展普遍呈现多路径共生与动态交织特征。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其演化同时贯穿技术驱动（如深度强化学习解决运动控制泛化难题）、融合赋能（机械臂+视觉大模型重构汽车生产线）、规则标准引领（OpenAI与英伟达争夺ROS2.0框架接口标准）三条核心路径。对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而言，关键在于识别产业的核心驱动逻辑，选择最适合的主导路径，同时密切关注其他路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动态调整策略。

五、未来产业的政策展望

推动未来产业发展，需要革新政策理念与政策工具，可以预见，未来的产业政策亟需实现三大核心转变：

（一）从“直接干预者”转向“生态共建者”

政府的角色不再是传统“挑选赢家”式的行政遴选与事后补贴，而是作为创新生态的建筑师、市场失灵的填补者与风险资本的催化剂，致力于连接各方，构建一个能够激发原始创新、包容不确定性并能快速适应变化的政策体系。作为建筑师，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构建多主体协作网络；作为填补者，聚焦市场排斥的高不确定性领域，提供共性技术研发平台，解决单家企业无力承担的底层技术攻关；作为催化剂，通过政策工具激活生态自组织能力。这种转变本质是提升政策韧性，即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分散创新风险、强化知识溢出，使创新生态具备抗脆性（Anti-fragility）与自适应进化能力。

（二）从“供给导向”转向“供需协同”

打破单向补贴研发的供给思维桎梏，政府需要通过需求侧政策工具创造市场牵引力，构建“技术—市场”协同演化的正向激励回路。政府不仅要支持研发（供给侧），更要通过“创新采购”等手段主动创造需求（需求侧），为新技术的首次应用提供宝贵的试验场和市场。一方面，政府通过前瞻性应用场景采购为新技术提供首次商业化出口。例如，欧盟“创新先导者计划”强制要求成员国将GDP的3%用于采购绿色科技，使小型堆核电站、碳捕获技术获得首单验证；另一方面，设计市场培育组合拳，中央政府实施“首台套”保险补偿，地方政府发布“揭榜挂帅”需求清单，企业中标后可直接获得商业化订单。这类政策通过消解“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缩短实验室创新向产品市场化转换的耗时。

（三）从“刚性规划”转向“适应性治理”

针对未来产业的不可预测性，政府的监管模式需要从静态规划立法升级为动态适应性治理，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实验性、反馈闭环与韧性容错。在操作层面构建三级机制：首先，“监管沙盒”的敏捷迭代，例如美国货币监理署（OCC）针对加密资产托管服务推出“有条件许可”沙盒，允许持牌银行在报备后自动获得24个月试点权限，同步建立链上交易实时监控系统驱动规则更新；其次，政策实验室的快速验证，北京海淀区设立“人工智能政策实验室”，通过城市大脑仿真系统预演自动驾驶路权分配规则，收集百万级交通流量数据生成18种决策方案，对比测试通行效率；再次，法律弹性化改造，《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规定每6个月依据事故数据库更新责任认定算法，实现数据驱动决策。适应性治理的关键是承认未知的合法性，通过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制度演进动力，在秩序与变革间建立动态平衡。

基于理念的转变，未来的政策有望在以下五个维度进一步深化与创新。

第一，科研组织方式的变革。打破传统学科壁垒与短期绩效导向，构建“使命驱动—前沿探索”的双轨机制：国家层面围绕“碳中和”、“数字中国”等战略目标设立专项计划，组织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神经形态芯片等颠覆性技术；同步设立国家级未来产业基金，通过风险容忍度更高的母基金架构，定向支持量子计算、下一代网络等长周期项目。第二，政府双重身份激活市场。政府可以“首购用户+标准制定者”双重身份激活市场：一方面扩大创新采购比例，为自动驾驶、氢能公交车提供初始订单；另一方面建设国家级试验场，开放港口、地铁等复杂场景提供商业化验证环境。第三，创新主体的生态化培育。构建“灯塔企业—专精特新—开源社区”三级联动的共生网络，通过知识溢出、能力互补与价值共享机制，构建多层次协同进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大树下长灌木，灌木丛生新苗”的生态竞争力。第四，治理规则的韧性化演进。为应对技术迭代速度超前立法执法能力的困境，面向未来产业的治理亟需构建“穿透式监管框架+AI增强决策”的双轮驱动体系，通过建立动态适应性规则引擎和数据驱动的智能治理中枢，将法律条文从刚性文本转化为“可计算的规则代码”，使监管具备与技术创新同步进化的韧性。第五，全球治理的主动型嵌入。通过“专利卡位—规则主导—联盟构建”三位一体战略，系统性提升科技治理话语权。具体路径包括：围绕6G、量子传感等前沿领域布局高价值专利组合，锁定专利高地；深度参与ISO、IEC等标准组织，推动国内技术规范转化为国际通用规则；构建“选择性开放”创新共同体（如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平衡技术主权与开放创新。

作者 | 吴俊

责编 | 赵苇

校对 | 张一博

审核 | 孙楠、叶其英

监审 | 彭亚南、刘斌

责任编辑：赵苇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202/128347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