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第二个结合”的学理、道理与哲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深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破浪前行。在这一宏阔的历史背景下，思想理论界的中心任务，愈发清晰地聚焦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其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作为开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理论命题，自提出以来，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

当前，学界围绕“第二个结合”的研究成果斐然，深刻揭示了其作为根本遵循的重大意义。然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部分研究仍存在对命题进行概念性复述、结论性排列的倾向，对其何以可能、何以必然、何以成功的内在机理缺乏更深刻的学理洞察。一些讨论在“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的关系上，未能完全摆脱并列式或递进式的简单化理解，从而遮蔽了二者之间更复杂的辩证统一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为了更好地“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我们亟需超越对“第二个结合”的现象描述与价值颂扬，深入其思想内核，系统探究其深厚的学理依据、严密的内在道理与高远的实践哲理，从而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一、“第二个结合”的学理依据：历史必然性与理论原创性的统一

任何伟大的理论结合，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偶然现象，而是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其学理根基深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余年的历史实践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深厚底蕴之中。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历史必然。回顾党的历史，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到今天我们强调的“两个结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而中国的国情，绝非仅仅是经济、政治层面的“具体实际”，更是由数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共同构成的深层土壤。可以说，“第一个结合”自始至终都内含着与中华文化相遇、对话乃至融合的维度。正式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对这一历史实践规律的深刻总结与理论升华，它使得这一内隐的过程显性化、自觉化，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二个结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原创性。如果说“第一个结合”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问题，那么“第二个结合”则深刻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生根”乃至“开花结果”的问题。这一结合，绝非简单的“物理拼接”或“文化点缀”，而是旨在激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自的优良基因，促成一场深刻的“化学反应”，最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深刻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种双重的忠实继承，共同构成了我们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根基，也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阐释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这一过程让马克思主义呈现出鲜明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以浓郁的中华文化底色。

二、“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道理：守正与创新、主体性与开放性的辩证法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关键在于把握其内在的辩证逻辑。当前学术探讨中的一些分歧或模糊认识往往源于未能精准把握其间的张力与统一。其内在的“道理”，集中体现为守正与创新、主体性与开放性两对核心范畴的辩证统一。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结合”，而不是“取代”。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等基本原理，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与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若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会迷失方向，陷入文化复古主义的泥潭。创新，则是在守好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正”的基础上，大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例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我们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文化滋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为我们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东方哲理；“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治理理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基因。这种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的”，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本身更加丰富、更具说服力。

文化主体性与文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第二个结合”是确立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精神上曾一度陷入被动。推进“第二个结合”，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挨打”之后可能产生的“失语”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重新激活中华文明的强大基因，塑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和话语体系。这种主体性的确立，绝非走向文化保守或文明封闭。恰恰相反，一个拥有强大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才具备真正的文化自信，才能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保持从容与定力。因此，“第二个结合”铸就的文化主体性，是开放的、包容的。它让我们有底气、有能力在与世界各文明的对话中，既不照搬照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以平等的姿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三、“第二个结合”的深层哲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石

超越具体操作层面，“第二个结合”蕴含着更深邃的哲学意蕴和文明价值，它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色，并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无一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深度契合。共同富裕蕴含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公平观和“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精神文明建设呼应着“文以化人、成风化俗”的教化传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源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宇宙观；和平发展道路则是“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国际关系哲学的现代体现。可以说，“第二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这条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崭新道路，提供了最坚实、最深厚的文明支撑，使其不仅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力量，更具有中华文明的道义力量。

“第二个结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基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与中华文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博大胸襟和“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相结合，共同孕育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伟大构想。这种结合所产生的世界观，既反对资本主义的零和博弈逻辑，也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文明优越感。它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公正理想与中华文化的“和合”理念在当代全球问题上的创造性应用。因此，“第二个结合”的成功实践，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提供了来自东方的哲学启示。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征程中达到了新的理论自觉，是从理论自觉到实践深耕的时代呼唤。我们必须响应时代的呼唤，推动研究从宏观阐发转向微观深耕，从理论概括走向实践赋能。未来的研究，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深化学理辨析，围绕“结合”的具体机制、转化路径、评判标准等核心问题，展开更精细的文本研究、概念史考察和比较哲学分析，厘清理论边界，回应实践困惑。二是强化体系建构，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互贯通、相互成就的思想资源，并将其有机融入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三是推动实践转化，深入研究如何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成果，有效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方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动力以及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有力武器。

“第二个结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文明实践。对其学理、道理与哲理的不断探索，本身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场伟大结合的不断深化，一个在21世纪闪耀着真理光芒和文明华彩的马克思主义，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辉煌的贡献。

（作者简介：吴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基层党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张慕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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