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学理证成与实践路径

一、理论溯源：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统一性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生态维度拓展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其对劳动过程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辩证关系阐释，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属性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并非单纯追求物质产出的增长，而是强调人类劳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共生，将自然视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这一生态叙事构成了生产力理论的本质维度[1]。传统生产力理论在工业化进程中陷入“征服自然”的认知误区，而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回归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内核，将绿色发展要求内嵌于生产力质态革新全过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最新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转向提供了理论指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破传统生产力理论局限，将生态效益纳入生产力发展评价体系，确立“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发展逻辑，推动生产力理论实现从“物的增长”到“人的发展与自然和谐”的范式转换[2]。这种理论创新使新质生产力天然承载绿色发展基因，成为破解发展与保护矛盾的核心载体。

（二）生态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本质契合

从生态政治经济学视域审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在价值追求上高度契合。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下生产要素配置存在显著“生态外部性”缺陷，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过程导致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形成“增长悖论”[3]。而新质生产力通过重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将生态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实现生产力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内在统一，这与绿色生产力“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支撑，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损耗”的核心内涵完全一致。

绿色生产力作为生态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其理论贡献在于打破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二元对立。绿色生产力的本质是“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形态”，核心特征表现为技术绿色化、要素生态化与产出低碳化，这与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天然契合[4]。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颠覆性创新，推动生产要素向绿色化方向重构，正是绿色生产力在新时代的具体呈现形态。

（三）新质生产力绿色属性的学理阐释

新质生产力的“新”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革新，更体现在发展理念与价值取向的转型，绿色属性是其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根本特征之一[5]。这种绿色属性并非外在附加要求，而是内嵌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规定：技术支撑上依赖绿色低碳技术突破性发展，要素配置上强调数据、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高耗能要素的替代，发展目标上追求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属性还体现在对“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新发展上。传统高碳生产力模式下的生产关系难以适应生态保护要求，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生产关系向绿色化变革，绿色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绿色市场规则等新型生产关系逐步建立，与绿色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制度保障体系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构成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完整逻辑链条。

二、实践表征：新质生产力绿色属性的现实呈现

（一）技术创新的绿色导向

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动力，绿色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则是新质生产力绿色属性的直接体现。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绿色低碳技术是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方向，涵盖清洁能源开发、节能减排、碳捕集利用等关键领域，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生产力质态实现绿色跃迁[6]。我国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3年6月，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突破13亿千瓦，光伏、风电技术专利数量稳居全球首位，推动能源生产方式实现从高碳到低碳的根本性转变。

数字技术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应用场景。重庆梁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通过构建鸟类AI监测大数据平台，运用声纹识别、图像分析等数字技术实现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精准保护，鸟类种类从137种增至221种，生动展现了新质生产力“科技向善”的绿色特质。数字技术赋能使得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能够被精准监测与调控，为绿色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高效工具。

（二）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化、高端化转型，与绿色生产力的实践指向高度契合。绿色生产力的实践路径核心在于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而新质生产力通过培育绿色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正成为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动力[7]。新兴产业领域，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碳汇产业等绿色产业快速崛起，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首位，形成完整绿色产业体系；传统产业领域，钢铁、煤炭、化工等高耗能行业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能效提升，单位产品能耗持续下降，展现了新质生产力对传统产业的绿色赋能效应。

产业组织方式的绿色变革是新质生产力实践的重要维度。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生产模式，打破了传统产业“线性生产”的生态局限[8]。这种生产模式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既提升生产效率又减少环境压力，体现了绿色生产力“集约高效”的实践要求。2025年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57%，粉煤灰、矿渣等废弃物转化为再生建材的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

（三）发展理念的绿色重塑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的过程，实践表征不仅体现在技术与产业层面，更体现在发展理念与评价体系的根本转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确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导向，推动发展评价体系从“唯GDP论”向“经济—生态—社会”综合评价转变[9]。这种理念重塑使绿色发展不再是发展的“附加项”，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必选项”，各级政府和企业在发展决策中愈发重视生态效益，绿色GDP、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等制度逐步建立。

公众绿色消费理念的觉醒与践行，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推动企业加速绿色转型。从新能源汽车普及到绿色建材推广，从垃圾分类实施到低碳生活方式践行，公众的绿色消费行为形成强大市场倒逼机制，促使生产端不断优化绿色供给，形成“消费—生产”的绿色良性循环，这正是新质生产力绿色属性在社会层面的生动体现。

三、现实挑战：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的实践梗阻

（一）绿色技术创新转化存在瓶颈

尽管我国绿色技术研发取得显著进展，但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之间仍存在“最后一公里”障碍。碳捕集与封存、高端储能等核心绿色技术虽在实验室层面取得突破，但因成本过高、产业链配套不完善等原因，商业化应用程度较低[10]。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存在“重研发、轻转化”现象，政府主导的科技投入更多集中于基础研究领域，对技术产业化阶段支持不足，导致绿色技术转化率偏低，难以充分发挥对生产力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11]。

技术创新的区域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东部沿海地区凭借资金、人才优势，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中西部地区仍以传统高碳产业为主，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基础薄弱，这种区域差距使得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转型难以形成全国统筹推进格局，影响了绿色生产力的整体提升。

（二）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压力较大

传统高碳产业的绿色转型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在地方经济中占比高、就业贡献大，绿色转型面临转型成本高、收益周期长等现实压力，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存在“转型焦虑”，导致绿色转型进展缓慢[12]。同时，传统产业生产设备和工艺相对落后，绿色改造需大量资金投入，而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以承担转型成本，成为制约绿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也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转型。传统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路径锁定效应，部分地区仍将经济增长建立在资源过度消耗基础上，对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重视不足，导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滞后，绿色生产力难以有效培育[13]。

（三）制度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支撑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存在短板。当前绿色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碳市场交易规则等制度不够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导致绿色生产的外部效益难以内部化，企业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内生动力不足[14]。例如，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和交易活跃度有待提升，碳排放权定价机制不够完善，难以有效发挥市场对碳减排的激励约束作用。

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有待提升。部分绿色发展政策存在“一刀切”现象，缺乏对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差异化考量，政策针对性不强。同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管不到位、考核评价体系不科学等问题，导致政策效果未能充分显现，难以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15]。

四、实践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的实现机制

（一）强化绿色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

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绿色转型，需构建“研发—转化—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要聚焦清洁能源、储能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关键核心绿色技术攻关，依托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平台集中力量突破技术瓶颈。完善绿色技术转化机制，建立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技术转化平台，加大对技术产业化阶段的资金支持，落实绿色技术转化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技术应用成本。

优化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布局，推动创新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建立跨区域绿色技术合作机制，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帮扶等方式提升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鼓励企业成为绿色技术创新主体，支持企业建立技术创新中心，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将绿色技术创新纳入企业考核评价体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二）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优化升级

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与新兴绿色产业培育双轮驱动，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对传统高碳产业实施差异化转型策略，按照“一业一策”原则制定绿色改造方案，推广先进适用的节能减排技术和工艺，推动钢铁、煤炭等行业向低碳化、智能化转型；建立传统产业转型扶持机制，通过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等政策工具帮助企业缓解转型压力。重点培育新能源、节能环保、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集群，推动绿色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极。

完善产业绿色发展的市场机制，健全绿色产品标准体系和认证制度，推行绿色产品标识制度，引导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建立绿色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准入。发展循环经济，推广“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生产模式，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

（三）健全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体系

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提供保障。完善生态产权制度，明确生态资源产权归属，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深化碳市场改革，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完善碳排放权定价机制和交易规则，强化碳市场的激励约束作用。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优化政策支持体系，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和产业政策，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施分类指导，避免“一刀切”；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完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金融工具；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将绿色发展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和企业考核评价体系，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引导各类主体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四）培育绿色发展的社会共识

凝聚全社会绿色发展合力，为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强绿色发展理念宣传教育，通过各类媒体平台普及绿色发展知识，提高公众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公众树立绿色消费、低碳生活理念，形成“人人参与绿色发展”的社会氛围。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公众通过举报、听证等方式参与环境监管，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发力，构建绿色发展的协同治理体系。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加强绿色生产力相关理论研究，为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企业要主动承担绿色发展社会责任，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政府要发挥引导和监管作用，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绿色发展格局，推动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落地见效。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从理论层面看，新质生产力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内核[16]，与绿色生产力在价值追求和本质内涵上高度统一[17]，共同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层面看，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和理念重塑，正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动力，为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提供了有效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五五”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关键时期，推动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面对绿色技术转化不足、传统产业转型困难、制度保障不完善等现实挑战，要通过强化绿色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健全制度体系、培育社会共识等多重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这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核心支撑，必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动力。

（作者简介：马莉，宁夏大学计划财务处副处长、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美国爱荷华大学、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注释：

[1][13][16]沈广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叙事》，《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1期。

[2][9][14]黄承梁、方世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贡献和全球意义》，《经济学动态》2025年第10期。

[3][8][12]朱亭锦、郭丽双：《生态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溯源、现实机理与实践进路》，《贵州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

[4][7][10][15][17]胡长生、周易凡：《绿色生产力：理论贡献和实践指向》，《新视野》2025年第4期。

[5][6][11]宁琳琳：《“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学理化阐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责任编辑：张慕琪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302/12853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