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超：坚持内需主导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王君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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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大国经济的纵深与潜力，在于其内部市场的规模与活力。本文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变化，深入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置于首要任务的战略深意。文章系统阐述了扩大内需从政策选项上升为战略基点的必然逻辑，并从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推动供需协同发力、强化逆周期调节等多维度，构建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路径与政策框架。这些论述不仅紧扣当前经济工作的核心关切，也为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与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202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这次会议部署了2026年八项重点任务，其中“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位居八项任务之首。这一定位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标志着扩大内需从一项重要政策选项全面升级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

2025年第24期《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这篇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0月至2025年10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系统阐明了扩大内需战略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大国经济优势所在。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并不矛盾。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一、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第一项就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并在这一目标下指出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这里的表述是针对前十年居民消费率上升不明显，坚决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如矿产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这对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既是应对风险挑战、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

（一）善于发挥大国经济的优势，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优势之一。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扩大内需并不是应对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依靠“大水漫灌”或单纯扩大政府投入，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通过制度性变革释放内需潜力，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推动居民消费扩容提质，使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发展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与美、欧、日相比，中国的“内部可循环”潜力巨大，具体体现如下：首先，规模与纵深无与伦比。一是单一市场。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而欧盟则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市场组成的联盟。在中国，企业可以依托统一的法律、货币和基础设施，触达相当于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总和的消费群体。二是需求层次丰富。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城乡发展存在差异，形成了从高端到基础、从传统到新兴的多元化、多层次需求格局，这为各类企业、各种技术和商业模式提供了广阔的生存与实验空间。三是增长动能强劲，消费贡献率高。过去4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86.4%，表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牢固地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相比之下，德国、日本等传统出口大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更高。四是持续升级迭代。中国消费市场并非静态，它正快速从汽车、家电等商品消费向旅游、文娱、冰雪运动等服务消费扩展。2025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速快于商品零售。同时，以“人工智能+消费”、“IP+消费”为代表的新兴消费模式蓬勃发展。

其次，供给与需求的良性循环。强大的国内市场不仅是需求的来源，也是供给创新的催化剂。巨大的市场容量能快速摊薄企业研发和创新的成本，并为新技术、新产品（如新能源汽车、AI手机）提供快速商业化应用的场景。政策层面也在打通循环堵点，比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施“以旧换新”政策，这些都激发了消费潜力、促进了产业升级。

内需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挑战，突出表现为居民消费率偏低。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9%，美国是67.9%，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偏低。这反映出我国仍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导向型经济结构的特点。2024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34.2%，而美国只有7.5%。2025年，我国贸易顺差超过一万亿美元，一方面展现了强大的出口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究其原因，一是居民就业增收面临压力，消费能力受到制约；二是部分消费领域还存在一些限制性措施，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能充分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导致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

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下一步关键是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将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二）我国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

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历史进程中迈进，数字经济、创意经济等是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内部可循环”的典型领域，产业生态完整，技术创新内生，市场应用广泛。

我国数字经济正从“消费互联”迈向“数实融合”的新阶段。中国数字经济的内循环特征十分明显：拥有海量数据、丰富应用场景和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正从资源化走向资产化，并赋能千行百业。与美欧日相比，我国数据规模和市场应用场景全球领先，消费互联网的渗透率极高，产业互联网正快速推进。

数字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和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人均每天上网时间（包括使用智能手机）5.5小时。2025年1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字消费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数字消费规模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额近一半，其中实物商品占66.3%、数字服务占29.2%、数字内容占4.5%，用户总量突破9.58亿，占网民85.3%，主力群体包括“Z世代”用户2.61亿，“银发族”1.17亿，农村用户2.49亿。中国庞大的用户基础和产业体系，为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绝佳的内循环试验场。

我国在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探索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海量数据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生产要素和资产，催生了多元消费新趋势。67%的用户选择“平替”商品，61%的用户愿为兴趣和情绪价值付费，超39%网民购买过智能产品，网购盲盒、IP周边的用户规模超9000万，“非遗+电商”、数字化工坊推动传统文创热销，数字文旅、微短剧用户达6.26亿，撬动多领域消费，在线餐饮外卖、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家政等服务消费规模显著。

当前数字消费的理念趋于复杂与融合，呈现出理性与感性并存的特点。人们在追求性价比的同时，也乐于为品质、兴趣和情绪支付溢价。用户超1.43亿的二手闲置经济与用户1.64亿的“以旧换新”共同繁荣，即时零售的便捷与VR、AR等沉浸式“慢体验”互补，构成了当前数字消费的新图景。智慧街区、数字商圈、线上直播间等新业态将线下体验与线上传播结合。购物中心正转变为集消费与社交于一体的体验社交场，AR试妆、智能货架等提升了购物体验。

数字消费正站在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变革的交汇点上，2026年是AI商业化运用的元年，未来可能是AI驱动发展新范式，“人工智能+消费”模式蕴藏着巨大潜力。我国未来的发展将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需求做细。AI将通过动态用户画像和场景构建，实现数据驱动、实时迭代的消费新生态，释放多层次消费潜力。二是供给做强。加速开发人工智能终端产品，推动场景化智能服务供给升级。三是供需做通。更多智能终端成为数字入口，消费数据将反向驱动制造业实现柔性生产和敏捷响应。四是增长做广。企业将借助AI技术优化生产与物流体系，并通过“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推动商品高质量出海与本地化供给。

创意经济是文化、旅游、科技、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文化科技融合促进创意经济发展，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迭代升级。创意经济以科技为手段，以文化、创意为主要内容，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对各业态之间的资源进行重组，从而逐步形成新产业。创意经济属于一种不断演化推进的概念，它包括科学技术、产品产权、娱乐休闲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知识产权作为创意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保障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创意经济作为一个可行的发展方案，它的落地需要创新的、多领域的政策回应和各部门的协调行动，能够有效推进产业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催生商业模式创新。

创意产业是创意经济的载体，是传统文化产业与新媒体、新技术结合后的新兴业态。创意产业的崛起是当今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以及网络技术（ICT）与当地文化、创意深度融合的结果。文化创意与审美境界能够显著提升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据统计，目前我国“情绪价值”的市场规模在五万亿以上。

（三）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消费的重要基础

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是引领消费结构向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升级的中坚力量，对于扩大内需有强大支撑作用。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争取用15年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番，由现在的4亿人增加到8亿人，使之成为扩大消费的主力军。目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绝对规模世界最大。

 

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 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增加收入、扩大消费的痛点、堵点、增长点，进一步深化改革，强调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切切实实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报酬和社会各阶层的幸福感获得感。可以说，《决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体制机制，有不少新举措。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也就是，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一）提高“两个比重”，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

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由国民经济中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经济地位决定。推进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效率建设，首先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关系，要让居民收入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同步。在国民收入分配整体构成中，劳动报酬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综合所得，如果劳动报酬过低，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很难与经济发展同步。因此，提高“两个比重”是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的基础，要让新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更多地向劳动者这个最重要的工资收入分配对象倾斜，增加居民收入总额及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入手，实现国民经济的高质量良性循环。这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稳健发展的深层逻辑和迫切需要。

其次，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这句话的现实针对性在于，进城务工人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我国农民工规模已达近3亿人，占就业人口的40%左右。这部分社会人群流动性强，经济贡献大，但收入偏低，自我保护能力弱，权益保障存在不少短板。新市民是我国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流汗出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理应受到尊重，理应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要清理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各种歧视政策，逐步取消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防范进城务工人员失业返乡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中断等。要综合运用最低工资标准、劳资协商谈判和薪酬制度改革等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劳动者工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最后，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这就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土地住宅、金融资本、教育科技等领域市场化、法治化为导向的改革，进一步培育产权、知识产权、数据产权等要素商品化的价值发现功能。

（二）坚持“两个规范”，健全完善分配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优化分配结构，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这些让最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加获得感的有效举措，给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动力源，也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因此，《决定》把“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上升到“制度体系”的高度。

首先，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由于我国低收入者人数仍然很多，根本着力点在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未来实行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政策等，就有可能把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提升为中等收入者。各种惠农资金、转移补贴和社会托底政策使得中等收入者比重持续扩大。西部及农村地区还存在相当大比例的中低收入群体，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要通过合作社、农业公司，延长农业产业链，让农民不仅获取第一产业的利润，而且能分享到第二、第三产业的利润。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宅基地流转和置换方式创新，让农村居民能合理分享到土地升值收益。

其次，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消费总需求不足，而消费总需求不足问题的症结在于收入需求结构现在还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缺乏一个实力雄厚的中等收入群体。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于城市地区或发达省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扩大其比重明显有利于社会稳定。在政策导向上，迫切需要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以减轻生活负担和改善对未来的预期。再就是把提高财产性收入作为扩大并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拓宽土地、股息、红利、租金等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收渠道，进而充分发挥消费潜力和切实扩大内需。

最后，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要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不是把高收入者的收入拉下来而成为中等收入者，而是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三）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

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在进一步深化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方面，要加快健全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要在“刚性兑现”“提质扩面”上下功夫，要更大范围、分层分类落实管理人员经营管理责任，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等机制要在“更广”“更深”上下功夫。从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角度，在设计结构性薪资总额时，要加强兜底保障，向基层苦脏险累一线岗位倾斜。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各级负责人薪酬、津贴补贴等，要设计多样化薪资结构，把短期的薪酬收入与中长期的股票、期权等相结合，物质报酬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为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三、统筹好供给侧和需求侧 协同发力提振消费

（一）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这就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要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错位、循环不畅，是经济金融领域重大风险的根源之一，统筹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助于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

（二）把握好消费的结构性变化，从供需两侧发力提振消费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2026年要把握消费的结构性变化，从供需两侧发力提振消费。我国当前正处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的时期，一些领域商品消费增速放缓，但文旅、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根据最新数据，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已经占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6.1%，这也意味着，人们每消费10元，其中约有4.6元用于购买服务。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供需更加适配。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壮大家政、旅居康养等万亿级消费新增长点。要有效释放消费需求潜力，持续清理不合理限制措施，支持有条件地区推广中小学春秋假，把职工带薪错峰休假落实到位。打造“购在中国”品牌，释放入境消费巨大增量空间。

扩大服务消费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我国现阶段的消费不足主要是服务消费不足。从服务消费占GDP比重来看，中国为26%，美国则达到了55%。服务消费是发展型消费，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等方面，是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密切相关，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与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密切相关。我们要大力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服务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首发经济等。我国服务消费经济如今已是多点开花，未来五年定会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四、进一步强化逆周期调节政策 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一）进一步强化逆周期调节政策

经济周期通常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景气程度高，企业投资生产需求旺盛，就业市场活跃，居民就业、收入和消费需求会进一步提高，多数经济主体对未来预期较为乐观。与之相反，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市场景气程度低，企业投资生产需求低，就业和居民收入低，整个社会形成悲观预期。这就必然要求政府能够对经济周期进行逆周期调节。在经济衰退期，各类经济主体需求不足，政府进行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思路是扩大政府投资，增加国内需求，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也就是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作用，来“熨平”经济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始终保持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态势，这使得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更多运用的是顺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思路。然而，长期的高速增长趋势不能永远持续，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长阶段转型不可避免。正是因为这种增速的持续下降，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性开始凸显。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随后，“逆周期调节”这一概念多次出现在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和文件中，这充分表明我国的逆周期调节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经济部门探索并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逆周期调节体系，始终立足于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原则，既有货币政策及其包含的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普惠性金融工具、定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各类金融产品和工具，又有财政政策及其包含的对居民的消费补贴、对企业的减税降费，还有产业政策对新产业与新基建的持续投资等。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我们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

（二）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优化实施‘两重’项目，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2026年要着眼惠民生增后劲，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当前投资出现下滑，但我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改善民生等方面还有不少短板弱项。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统筹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加快建设停车场、充电桩、旅游公路等消费基础设施，提高养老、托育、医疗等民生类投资比重，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着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优化实施“两重”项目，靠前实施具备条件的“十五五”重大项目，发挥重大工程牵引带动作用。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落实好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铁路、核电等领域重大项目，引导民间投资向高技术、服务业等新赛道拓展，以更实举措增强民间投资信心。我们相信，通过投资消费联动、政府市场协同，完全有条件推动内需，实现持续增长。

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当前，民间投资预期较弱，政府投资必须发挥好引导作用，这是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有力工具。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特别提到“雅下水电工程开工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令人倍感振奋。我国政府2024年12月25日正式批准修建位于西藏墨脱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是一个超级大工程。雅鲁藏布江水利资源极其丰富，几千米的落差，在中国境内的最大水流是每年1600亿立方米，末端年流量多达6400亿立方米。该项目于2025年7月正式开工，是一个在技术难度和战略意义上都备受瞩目的世纪工程。总投资约1.2万亿元，工程机械相关投资市场规模预计超过1800亿元，总装机容量高达6000万千瓦，是长江三峡水电站的三倍。年发电量预计约3000亿千瓦时，可满足约3亿人一年的用电需求。建设周期计划约10～15年。

这个超级工程带来的效益是全方位的，覆盖能源、经济、区域发展和战略层面。一是优化能源结构。工程提供的巨大清洁电量，每年可替代约9000万吨标准煤，减少约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对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二是形成多能互补。项目将整合周边水能、太阳能和风能，形成“水风光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从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电网稳定性。三是直接拉动经济。巨额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拉动作用。据测算，每年可为西藏增加约200亿元以上的财政收入，并直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四是带动关联产业。工程建设期间将产生庞大的原材料需求，预估消耗钢材超200万吨、水泥超4000万吨，将有力带动工程机械、物流运输、商贸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五是促进西藏发展。工程建设将提升西藏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水平，并将清洁电力通过“西电东送”送往中东部地区。六是保障能源安全。增加自主可控的清洁能源供给，有助于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和增强区域合作潜力。清洁电力未来有望输送至南亚地区，为构建区域能源合作提供了可能。

（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弥补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大幅度下降、止跌回稳房地产市场的可替代选择。一是聚焦绿色发展，建设绿色城市。比如，建设好房子、好社区，推进未来社区建设，强化历史文化传承和城乡风貌管控，严禁大规模社区拆迁。二是聚焦安全发展，建设韧性城市。比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治理建筑垃圾，防止城市内涝、汛期台风，建设城市生命线。三是聚焦数字发展，建设智慧城市。比如，建设住建大脑、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管理等。

《决定》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因此，从长期来看，深化改革的机制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展望未来，当下的幸福与未来的进步，恰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目标，我们正迈步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历史征程之上！

报告人 | 王君超

责编 | 王瑱

校对 | 赵苇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李文鼐、刘斌

责任编辑：王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304/128550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