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亲睦邻：传统家训的齐家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规划的从内在修养到外在功业的进阶路径。家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传统家训将齐家之道作为教化家人子弟的重要内容，留下了丰富的论述。传统家训的齐家观主要包括“居家之道”和“治家之道”两个方面，旨在维护家庭中的“六亲”关系，敦亲睦邻。

父义母慈 正身率下

所谓居家之道，由调适家庭各种关系的规范组成。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云：“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要使家庭和睦，最要紧的是处理好夫妇、父子、兄弟“六亲”这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是“本”，是“人伦为重者”。

传统家训强调家长的权威，但也有不少家训作者在论述父母子女关系时，也同时对为父母者提出了以“慈”为核心的父母之道。如明代仁孝文皇后《内训·慈幼章第十八》言：“慈者，上之所以抚下也。上慈而不懈，则下顺而益亲。”这一章还就慈与孝的关系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若夫待之不以慈，而欲责之以孝，则下必不安。下不安则心离，心离则忮，忮则不祥莫大焉。为人父母者，其慈乎！其慈乎！”为父母者对子女不慈，却想令其孝顺，必然造成子女内心的不安，从而离心离德，使家庭无法和睦。

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睦亲》讲得更为入情入理。他说“人之父子，或不思各尽其道，而互相责备者，尤启不和之渐也。若各能反思，则无事矣”，不反思自己做得如何，而是相互指责对方，则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必然不和。那么，该如何反思呢？袁采还提供了一些实效性方法。如为人父母者可以想一想，自己今日为人父母，过去曾为人子女，那时侍奉父母若是“每事尽善”，子女必耳闻目睹，不待教导，他们就知道如何孝顺父母，若是那时“事亲之道有所未善”，如今还要责备子女，怎能不有愧于心呢？袁采还提出了一种“以人喻己”的办法，“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这里的“喻”是开导之义，将贤与不贤进行比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相互劝勉，必能和谐。

由于家训的制订、撰作者均为家庭中德高望重的前辈长者，他们多是深受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人士，深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因而，每部家训在论及治家的道德要求时，总是把家长以身作则、正身率下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

北宋司马光家训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南宋赵鼎在《家训笔录》中特别强调子女多的大家庭的家长更要憎爱不偏，“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无一毫欺隐，乃可率下。不可以久远不慎，致坏家风。”《袁氏世范》认为，长辈一般情况下应该对子弟一视同仁，不可偏憎偏爱，否则反倒是害了孩子。原因何在？袁采说：“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谓爱之适所以害之也。”因此做父母的应该“均其所爱”。不仅如此，为人父母者还要避免对子弟的“曲爱”“妄憎”两种错误倾向；要注意教子宜早、宜正，“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只有这样处理父子关系，家庭才能和睦。

传统家训中的夫妇之道多受到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其中有不少糟粕，应当予以否定，但也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如对贤内助的推崇、对夫妇和睦的强调。如清代彭定求在《治家格言》中教诲子弟“为夫妇，和顺好”；清代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指出，“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妇妇，各无惭德，便是羲皇世界”。

孝敬父母 兄友弟恭

“孝”是传统伦理的基本范畴。传统家训无一例外地都把“孝”放在家庭道德的首位加以强调，推崇孝顺父母、恭敬尊长的为子之道。北宋的范质以尚俭著称，他通过诗训方式教子，其《戒从子诗》篇幅很长，开篇就提出“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尊长，不敢生骄易”。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认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

不少家训将“孝”与“敬”联系起来加以要求，认为“养”固然重要，而“敬”更应提倡。如《内训·事父母章第十二》云：“孝敬者，事亲之本也。养非难也，敬为难。以饮食供奉为孝，斯末也。”事亲当然要为父母提供基本的物质需求，但这是不够的，还应以爱与敬的态度，关心其精神需求。该篇在回答何为“事亲之大”时，强调“不辱其身，不违其亲，斯事亲之大者也”。“不辱其身”指向的是子女对自己的约束，“不违其亲”指向的是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事亲之道”。

传统家训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都把兄弟姊妹妯娌之间的和睦相处、团结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规范，认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是“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譬如明代方孝孺的《四箴》，就对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四种关系提出劝导和规诫，其中《兄弟》箴说“兄须爱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纤毫利，伤此骨肉情”。

《颜氏家训》还剖析了兄弟失和、家庭不睦的危害性：“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颜之推反问“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将数万之师，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亲也”！一个人可以结交天下朋友，率领数万兵将，却与兄弟反目成仇，两个反问更显处于乱世中的颜之推对兄弟和睦的渴求。

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开篇一章即为“睦亲”，作者不仅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兴家”“齐家”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系统阐述了保证家庭和睦的具体措施，如“兄弟子侄贫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怀独善之心，又多骄傲；贫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嫉妒，此所以不和”。这时“若富者时分惠其余，不恤其不知恩”，自然也就少了纷争、多了和谐。

写下“一枝一叶总关情”恤民诗的郑板桥，不仅县令任上关心百姓疾苦，治家、教家也十分贴心。清乾隆年间，他在外为官，独子在兴化由其堂弟郑墨协助教养，郑板桥撰写了数十封传世家书给堂弟，其中的家教思想令人感叹。比如《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中要求堂弟：“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家书还叮嘱堂弟务必注重做人教育，培养儿子仁爱品德：“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而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洋溢着浓郁的人道精神和仁爱情怀，读来使人动容。

持家谨严 与邻为善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一个家族的兴衰，与家庭的管理大有关系。传统社会的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故在家政管理上都非常谨慎。例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详细交代了周密藩篱、防火防盗、宅基择选、房屋建造、雇请乳母、管理仓米、置造契书、借贷钱谷、纳税应捐、植种桑果、饲养禽畜等等家务管理的具体事宜。其良苦用心，跃然纸上。在宋元明三朝均获朝廷旌表的浦江义门郑氏，能绵延三百余年，与其家训《郑氏规范》中对制度订立、人员任用、家事料理等所作的详尽周到的规定大有关系。

勤劳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这在历代家训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无论是庶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无不在家训中反复叮嘱家人尚节俭，戒奢靡。北宋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告诉儿子司马康，“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希望其子勿染竞相奢侈的流俗，以俭朴为美德。清代家喻户晓的家训名篇《朱子家训》仅五百多字，但涉及勤劳、俭朴内容的就不下一百多字，告诫子弟“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清代官吏、学者许汝霖在辞官回乡途中，针对当时奢靡之风日甚，撰写了《德星堂家订》这篇著名家训。家训分别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凶丧”“安葬”“祭祀”几个方面的礼节、标准，严格控制开支。规定招待来客不许用“燕窝鱼翅之类”；客人如住数日，中午只以“二簋一汤”相待；要求家人衣着朴素，婚嫁务求俭约，丧葬祭祀从简，不得“鼓乐张筵”，将省下的钱物去立私塾、济孤寡、助婚丧。这些主张不仅节省了开支，资助了家族和地方公益事业，也是倡导回归家礼当初制订时的本意，勿让吃喝什么、嫁妆多少来掩盖家礼本身的内涵，实在难能可贵。

农耕文明时代，一个家庭、家族要能自立于社会并赓续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也要处理好邻里关系。这是因为从小处说，“居宅不可无邻家，虑有火烛，无人救应”；从大的方面说，盗贼土匪侵扰，也好有个照应。因此，许多家训在家庭生活管理中都强调奉行和待乡亲、讲究人道的睦邻之道，体恤孤寡，救难怜贫，相互扶助。如《郑氏规范》就用了大量篇幅谆谆嘱告家人、子孙要“和待乡曲，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家训还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诸如灾荒年月借给穷苦乡亲的粮食不得收息；开一爿药店为无钱请医生的穷人医治疾病；炎夏季节在村口大道旁设免费茶水站，以济行路的“渴者”；捐资修桥补路，“以利行客”；族人中无子嗣者，生活上予以周济；设“义冢”一座，以供无地的乡邻死后安葬等等。

《孟子》云：“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中华民族素有“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邻里之间，彼此体恤，相互扶持。古人重视齐家之道，不仅维系了家族内部的敦睦，也促进了邻里、乡里乃至更大的共同体的团结和睦。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王梓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306/12857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