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考古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推进与实施，我国边疆各地的考古材料日渐丰富，不断证实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过程。

在东北边疆，西辽河、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从史前时代开始就已经具有独特的中华文明特质。其中，牛河梁、东山嘴等遗址出土的玉器、积石冢等庙坛类建筑，彰显出中华文明以玉礼器构建的独特精神文化内涵，以及敬天法祖的悠久传统。进入中国青铜时代（距今约4000年），燕山和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4000——3500年），发现与中原文化有关的鼎、甗等青铜礼器，以及与黄河流域器物相似的各种纹饰。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2300年）中的青铜器，既有中原类礼器的鼎、鬲、豆等，也有草原、游牧色彩的动物纹饰，以及各类青铜武器如短剑、戈等，印证了文献中山戎、东胡与中原各民族交往融合的记载。在辽西大凌河的喀左窖藏及其周边考古，显现出青铜文化和族群的复杂交流。既有殷商式青铜器、周人的燕侯铭文铜器，也有北方式铃首匕等器物和文献中“孤竹国”的相关痕迹，能反映出商周之际，我国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复杂族群交流面貌。这些考古遗存显示出自青铜时代以来，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北、青藏高原等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联系也十分悠久。在甘肃齐家文化（距今约4300——3500年）中就发现有大量和田玉器物。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其中很多就是产自我国新疆的和田玉，如跪坐玉人就是用和田玉雕琢而成。妇好墓的青铜镜，其形制与甘肃齐家文化铜镜、新疆哈密太阳纹青铜镜之间也有相似之处与文化联系。在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召陈宫殿基址中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顶部有“巫”字符号，长脸高鼻，正是来自西域的“胡巫”形象，显现出周人与西域之间的交流互动。同时能印证《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游至昆仑观“黄帝之宫”，以及与瑶池西王母部族交往的传说与记载。西北地区的昆仑文化，是通往新疆、青海、青藏高原的文化通道。“河出昆仑”与“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知识，正是中华黄河源头与西北地区血脉联系的古老证明。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发现的秦代石刻，记载秦始皇派遣使者五大夫翳，率领众方士乘车前往昆仑采药。所行路线正是先秦、秦汉时期的西北“羌中道”，是通往河西走廊、西域和青藏高原的古老交通要道。而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发现的新莽时期大型石雕“虎符石匮”，刻有铭文“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说明当时中原王朝已在青海湖地区设立西海郡，并进行移民开发。这是中原王朝以西王母、仙海、盐池、昆仑等文化符号为载体，对青藏高原区域进行的经营与早期治理。

汉唐以来中央王朝高度重视经营西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之间进行充分交流融合，考古遗迹众多。在甘肃酒泉的肩水金关遗址中，出土了汉代的《齐论语》，比传世本多《知道》《问王》两篇，敦煌悬泉也有《论语》和《孝经》残片的出土，这些是汉代戍卒将中原文化带到西北边疆的考古证据。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地出土有魏晋到唐代的《诗经》、《易杂占》、郑玄注本《论语》，以及突厥、回鹘等文献。敦煌更是出土了藏译本的《尚书》《战国策》，反映了汉藏文化之间的学习和交融。而来自西域的佛教、景教等文化，也通过西北沿线传向内地。西南巴蜀的丝绸，也通过河西走廊流向西域，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就是来自巴蜀的蜀锦。

在西南边疆，巴蜀地区早在殷周时期就与中原之间存在密切交流。蜀人参与了灭商之战，在彭州竹瓦街、广汉雒城、金沙遗址都出土了来自殷商的青铜觯、觚、簋等礼器。秦灭巴蜀后，大量中原移民迁居巴蜀，如成都金堂老官山汉墓主人就是来自楚地的“景”氏，墓中随葬来自中原的扁鹊学派医书竹简。秦汉王朝以巴蜀为腹地，对西南夷地区的边疆进行开发与治理。在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出土了大量汉代益州郡的封泥与竹简。竹简的文书与档案，表明西南夷地区已经建立起和内地一样的编户齐民制度，以及郡、县、乡、里和亭、邮基层治理体系。《论语》竹简和“黄神越章”等印章，表明中原儒家、道教文化也传播到当地。此外，来自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海贝、象牙、蚀花肉石髓珠、封牛、筰马等物品，也经“西南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原。

众多的考古遗存表明，早在遥远的史前和青铜时代，我国各边疆地区就已经深入参与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之中。从东北边疆沿长城地带，一直到广袤的西北地区、青藏高原、西南边疆，近年来发现的丰富考古资料，见证了中华大地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呈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璀璨面貌。

责任编辑：王梓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306/128582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