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把握“放”与“管”的辩证关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定位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的内容之中。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其中重要一条，即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进入“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正确认识和处理“放”与“管”的关系，对于做好经济等各方面工作、顺利实施“十五五”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要放，又要管。放和管是一对辩证关系。放与管的最大难处，也是最高艺术，是把握好两者的平衡。

多年来，我们始终在探索如何处理好放与管的关系，取得突出成绩，因而保持了中国经济快速而又健康的发展，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这说明，我们还需要深化对放与管辩证关系的认识，提高掌握放与管的分寸、尺度的艺术。

放与管，根本上是由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平衡机制决定的

社会有动力才能前进、发展。动力在哪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但在高度集中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动力实际上被管住了、受到了限制，所以社会缺乏活力，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难以自主和充分地发挥。改革开放放松了传统体制的束缚，社会的动力大大加强，社会的活力也涌现了出来。所以，一方面，“管”必须以保证、保护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为前提，如果在管的名义下，把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削弱了、束缚了、压制了，这就成了“一管就死”，对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产生不利影响，顶多只能算管住了，不能算管好了。

另一方面，“放”也要符合社会平衡的要求。所谓平衡，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比较协调，社会矛盾比较缓和、社会运行比较有序、社会局面比较稳定。如果社会光有活力而没有平衡，就会出现动荡失序，不仅会对人民群众带来灾难性影响，还会危害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历史周期率中的所谓其亡也忽，就是社会矛盾达到无法控制状态后的总爆发。为了避免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就必须把整个社会管理和控制在比较平衡、平稳、平和的状态。这就需要有规范、有法治、有道德、有政府。政府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对社会进行必要的管理和调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平衡的现象，腐败问题也明显增多。于是，党和国家加强治理，从全面从严治党到治理经济秩序，加强社会管理，使某些乱的现象大大减少，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放和管，都是由社会运行机制决定的，也是维持健康的社会运行机制的需要

社会需要放和管，根本上是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必定需要动力活力和秩序平衡两个方面。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保持社会的健康运行。社会没有动力活力，就会处于僵化、停滞状态，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人民群众的要求，最终带来更多的问题、矛盾和麻烦；社会如果没有秩序平衡，就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或一辆没有方向盘和刹车的汽车，随时都可能造成灾难。我们所需要的社会，必须是既有动力活力又有秩序平衡的社会。因此，放和管，必须从根本上把握动力活力与秩序平衡的关系，使这两种机制有机结合，共同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态势。

比如，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战略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但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一直希望共同富裕，实际却是共同贫困呢？就是因为当年的体制用限制社会动力活力、限制人民创造的办法，强制拉平收入分配，造成了社会动力的衰减。今天我们实现共同富裕，不能走这条老路，而必须在激发社会创造动力活力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政策规范、宏观调控、国家帮扶来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其平衡点在于，一方面，要看到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社会都无法达到绝对的平均式的共同富裕，差距是永远存在的，也是必要的，没有差距就没有追赶和竞争，也就没有动力活力。另一方面，要注意收入差距不能过大，过大了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平衡。因此，国家就要通过多种合理合法的方式加以调节和控制，使之处于一个比较合理和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区间。解决贫困问题也是如此。贫困有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我国扶贫脱贫主要是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帮扶收入过低的贫困人口，特别是通过开发式扶贫，增加其内生动力，增强其发展能力，使之能够持久脱贫。这就是脱贫不失动力，扶贫扶在根本。国家推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要把力量集中在实行普惠政策、保证最广泛就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增加公共服务范围、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上。

放和管的背后，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

市场能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但也很容易失序。所以，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要结合起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社会生活的复杂，很多战略性问题已经无法由市场自行解决，政府的宏观规划、引导和管理更显必要。中国高铁迅速发展并走到世界前列，很大程度上既得益于市场的需求和运用，又得益于政府的规划与统筹。如果仅讲经济效益，高铁大多是亏本的，一般的企业很难承担这个责任。但在中国，建设高铁并不仅仅看铁路本身的效益，而是看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所以，无论国家还是地方都非常积极。我们重视的效益已经不仅仅是单条高铁本身的效益，而是整个社会的效益了。这就是市场与政府相结合共同推动发展的典型案例。高铁的建设要靠国家支持，未来的发展则需要高铁和地方在提高各方面效益上下功夫。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实行“有效的政府治理”，但还没有提出“有为政府”的观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不仅提出“有为政府”，而且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六条原则之一，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政府必须有为，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怎样“为”？不能一无所为，也不能无所不为，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的自身经营，由企业自己去为。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由市场自己去为。企业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则要由政府来为。政府之为，主要是制定规范，严格监管，宏观调控，服务保障。特别是长远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单靠市场和企业无法解决，就要由政府统筹运用更广泛的资源，运用新型举国体制，从根本和基础上加以解决。新型举国体制，既有政府的力量，又有市场的作用，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也是动力活力与秩序平衡两种机制的统一。

（作者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王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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