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的文化根基

不仅是一种政治要求，更是一种文化自觉——

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的文化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春节团拜会等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的重要性。今年3月，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不仅是一种政治要求，更是一种文化自觉。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沃土，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精神禀赋和政治智慧，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大同理想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孕育出独特的世界观与秩序观，彰显了超越一国之私的宏阔视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使命追求，也是中华民族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基本原则。这种源于五千多年文明的宏阔视野与从容气度，是理解和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最深层的文化密码。

“天下”观念早在《尚书》中就已出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从家族和睦到国家大治，再到万邦协和，最终指向“天下”。这种层层递进的思维结构，反映出中华文明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理解——“天下”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疆域概念，而是一种文明理想和目标追求。《礼记》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点明了中华文明的最高政治理想。天下不是一人、一国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正是这种“公天下”的理想，使中华民族在思考问题时，从来不是以一时一地的得失为尺度，而是以“观天下”的格局审视人类社会的整体走向；不是以邻为壑，而是坚持亲仁善邻、德化天下，始终保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自信从容；不是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而是展现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博大胸襟。

中华文化中这种观天下而非观一国的气度格局、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的王道追求、以和为贵而非以争为胜的和合智慧，是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最深厚的文化根基。当一个国家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天下苍生谋福祉时，自然不会为一时的风浪所动摇、为外部的压力所改变。正如《大学》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知道最终的目标在哪里，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保持定力和耐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这些正是“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古老智慧的时代升华和创新实践，为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指明了方向。

民惟邦本、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人类实践活动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不仅是人们把握客观规律的认知过程，也是追求价值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确立何种目标和立场，直接关涉到执政者的战略和策略能否获得人民的支持，并转化为强烈的共识和坚定的信心。中华文明历来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人民是为政的根基。这一鲜明的价值导向，为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奠定了最坚实的民意基础、最深厚的道义支撑、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民本思想在中国发端很早，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之中。早在《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还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天命与民意相贯通，确立了“民意即天命”的政治逻辑。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将民心向背视为政治成败的关键。孔子以“仁”为基础，进一步丰富民本思想，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则提出了系统的“仁政”思想，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并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极具革命性的思想主张。荀子则以水和舟为喻，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深刻指明人民的重要性。这一脉相承的民本传统，深刻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人民是执政的根基，民心所向是执政最大的底气。

正是这种民惟邦本、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赋予了战略定力以温度、历史耐心以意义。它时刻提醒我们：战略定力之“定”，在于对人民利益的坚定守护；历史耐心之“等”，在于对人民事业的勇敢担当。只要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执政者就能在风浪考验中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在时间淬炼中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耐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将民惟邦本的古老智慧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与人民利益高度统一、与人民期盼深度契合，它便获得了最深厚的合法性根基和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以史为鉴、处变不惊的历史智慧

中华民族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是从历史深处生发出来的独特精神气质和伟大政治智慧。在五千多年的漫长演进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治乱兴衰、荣辱沉浮。正是这种在大风大浪中千锤百炼的历程，使我们积累了应对复杂局面的丰富经验，形成了“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强大定力和耐心。

中华文明历来重视以史为镜，从治乱兴衰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早在《尚书》中，周公就告诫成王“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将历史经验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依据。对于《资治通鉴》，宋神宗的评价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种“重史”传统使我们在应对复杂局面时，总能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到参照，从前人的成败中获得启示。在长期的治乱循环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中华民族逐渐认识和把握了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真正的定力和耐心，不是盲目的自信，更不是一意孤行的刚愎自用，而是在深刻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清醒和笃定。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使得中华民族养成了放眼长周期的宏大视野。当一些文明仍习惯于以“年”为单位思考时，中华文明已经以“百年”“千年”为尺度来谋划。然而，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绝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所作为。中华文化非常强调对“势”的洞察和把握。老子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孟子也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这就告诉我们，战略定力并非僵化不变，历史耐心更不是坐等观望，而是在坚定方向、稳住阵脚的前提下，把准时机，乘势而上，顺势而为。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积淀的历史智慧，是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的独特优势和底气。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展现了对这种历史智慧的深刻把握和卓越运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提出树立大历史观这一具有标识性的重要论断，号召全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并以清醒的历史自觉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使我们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能够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

修身立德、内圣外王的修养传统

心不定，则事不济。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根本上源于内心的坚定。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演进中，形成了修身为本的修养传统，为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提供了深厚滋养。

中华文化历来重视修身立德，将个人品德的砥砺视为担当天下大任的前提。《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指明一切治国理政的根基都要回到个体心性修养之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的扩充逻辑，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只有内圣才能外王。孟子自称“四十不动心”，这种“不动心”的境界，正是定力和耐心在个体心性层面的体现。只有内心安定，遇事才能从容不迫。这些思想虽然表述各异，但都揭示了内在修养与外部事功之间的内在关联。然而，内在修养并非是个人的苦思冥想，而是在艰难困苦中反复磨砺而成的。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揭示了逆境对于心性锤炼的独特价值——唯有历经磨难，方能“动心忍性”。王阳明提出“事上磨炼”的修养路径，认为只有在事上磨炼，方能立得住，方能“动亦定，静亦定”。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传统与党性修养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重大命题，将党性教育作为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要求党员干部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并自觉在担当作为中彰显党性。“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本”，就是共产党人修身为本、立德铸魂的心性根基，就是正心明道、怀德自重的党性自觉。只有潜心静气，不断强化党性修养，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才能在喧嚣中保持定力，在波动中看清方向，真正做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的坚实根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更应珍视这份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资源，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文化自信向国家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确保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行稳致远。

（作者分别为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王梓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420/128994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