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察举制度对官德官风的塑造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察举制度是两汉官员选拔的重要制度，形成于西汉初年至汉武帝时期。察举的科目，按照举荐的频次，分为常举与特举。常举有固定的举荐周期，所举主要为秀才、孝廉。特举是因出现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由皇帝下诏察举，主要科目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明经、明法、勇猛知兵法等。按照举荐的责任主体区分，有州、郡国的察举与公、卿府的举荐。州所举为秀才，郡与王国所举为孝廉、廉吏，公、卿府所举亦为廉吏。尽管各个科目的察举标准与程序不一，但是均对受荐者的官德提出要求，正因如此，察举制度的政治意义超越官员选拔层面，在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官德培育、引领官风导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选官的德行要求与察举制度的建立

西汉初建时，在秦末及楚汉战争中立有功勋的受爵者，成为各级官员的主要来源。①及至汉高祖末期，朝廷开始有意识地选拔有德行的“贤士大夫”。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朝廷布告天下，要求各地郡守举荐以明德著称者。诏书明确规定举荐贤人的程序，郡守需亲自前往，劝勉明德者接受举荐并同意赴京，之后还需安排车辆将其送至相国府，相国府记录下受荐者的事迹、品德与年纪。诏书还规定，如果郡守治下有明德者但未受到举荐，一旦发现，将对责任人予以免职处分。在西汉初年奠定的官员选拔制度中，德行成为重要的标准之一。

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因出现日食，汉文帝下诏反省，要求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均是以德行为举荐标准。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九月，汉文帝下诏让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文帝要亲自予以策问，并采纳其所建言。在诏书中，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被明确表述为“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即需要明达国家大体与人事始终，且具有为国事而直言极谏的道德勇气，这乃是强调官德的公德意涵。在这次举荐中，百余受荐者围绕汉文帝诏策而提出对策，晁错获得高第，由此迁至中大夫。随后，晁错站在朝廷的立场上，提出削减诸侯王势力、更定法令等主张，受到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君主的赏识。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汉武帝下诏，让从丞相以下到诸侯相的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一奏请得到汉武帝的认可。自此以后，西汉的荐举标准逐渐收窄至儒家德行观。董仲舒便是在此次举荐中被举为贤良，他在对策中针砭时弊，指出选官失当之处：一是郎中、中郎从二千石的官僚或资产富裕的家庭中选拔，而郎中、中郎的政治前途是出任负有重要责任的长吏。这一选官标准不仅背离任人唯贤的原则，而且隐含政治风险。二是官员的晋升主要取决于年资，至于是贤或是不肖。无足轻重，如此一来，官德便难以受到重视。董仲舒建议：诸列侯、郡守、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在管辖的官吏与民众中选拔贤者，每年向朝廷举荐两人到宫城担任宿卫。能否举荐贤才，将成为考察这些大臣能力的重要指标。董仲舒还建议，举荐者负有连带责任。如果被举荐者为贤人，举荐者受赏，反之则受罚。董仲舒认为，建立这一选官制度后，诸侯、吏二千石将都会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则有机会入仕，成为选官的对象。董仲舒将选官标准界定为：“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即将贤能、才、德作为官员选拔、官职除授、官位擢定的标准。董仲舒认为，这套制度能够让需要廉者、贤人任职的岗位，不至于被无操守者、不肖者占据。他建议汉武帝实行这一选官制度，劝勉道：“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②

董仲舒的对策受到汉武帝的重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十一月，汉武帝下令让郡国各举孝廉一人。这被视作察举制度的正式定型，不仅规定察举的周期，而且规定察举的责任主体（郡、诸侯国），更为重要的是确定察举的科目（孝廉）。与董仲舒以贤能、才、德为选官标准相比，孝廉的道德涵义更加明确。颜师古解释元光元年诏书中孝、廉的涵义，“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③孝，为社会层面的家族伦理。廉，则是行政层面的官德，意指奉法守职。孝廉之名，贯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各个层面，对官员的人格养成提出“国身通一”的要求。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汉武帝下诏明确指出“兴廉举孝”的目的在于“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④，即着眼于道德建设。以孝廉为标准选拔官员，如同贤良之名一样，遵循的是儒家以德取人的原则，体现出西汉朝廷对德行的尊重⑤。

西汉朝廷推崇德政的治理方式，在郡国等地方层面的落实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察举制度的推行并不顺利，为此，汉武帝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专门下诏严厉批评郡国守相的不作为，诏书曰：“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汉武帝要求中二千石、礼官、博士共同议定郡国守相的不举之罪，最后确定惩处措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⑥一般认为，自此之后，察举制度得到了较好执行。

察廉吏与官德官风的导向

察举制度中的孝廉科目，以已任职之吏及未出仕之民为察举对象。这些人被举荐至京城后，不论此前是否有吏职或本秩高低，皆拜为郎中，担任宿卫。按照黄留珠的统计，两汉可考的举孝廉者共计307人，其中具有儒生与处士身份者为135人，占比57.7%；已任或担任过吏员者有68人，占比29.1%。⑦由此可见，举孝廉主要是以尚未出仕者为察举对象。以郡及王国为责任主体察举孝廉，在制度精神上乃是践行古典文献中诸侯每年须向天子贡士的惯例。与此不同，察举制度中还有廉吏的科目，也由郡国守相负责，对象是已任职的吏员，级别是从斗食到六百石，举荐的标准是履职是否优异。被举荐为廉吏的吏员，可获得升迁、补缺的机会⑧。察廉吏，既是对任职吏员的官德考核，又明确职位升迁的渠道与标准。

汉文帝时，察廉吏已成为吏员录用与晋升的基本制度。察廉吏者，既受劳赐，又在迁调时有优先权。汉景帝时，文翁担任蜀郡守，在郡国层面建立官员培养与察举升迁的完整体系。根据《汉书·循吏传》，文翁在成都市中修起学官，以蜀郡各个属县的民众为招生对象。被选为学官弟子者，获得免除更徭的优待。文翁常常挑选学官僮子，让他们在非正式场合协助处理政事。每当出行属县，文翁会从学官诸生中挑选熟悉经典、谨言慎行者同行，让他们对外传达教令，并能出入郡守居所。通过行政事务，文翁培养学官诸生的实务能力，再从中选拔优异者替补为郡县吏，成绩次等者为孝弟力田。由此完成对郡、县二级吏员的培养与选拔。

对于已经任职的吏员，文翁也予以培养，并利用察廉吏的制度，为其提供晋升机会。文翁在郡县小吏中挑选开敏有才者亲自培养，张叔等十余人入选。待他们学有所成后，文翁将其派遣到京师，在博士官学中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其中有人以律令为主业。郡县小吏在长安的学费及生活费，由蜀郡支付。文翁减省自身用度，所买的刀布蜀物，让赴长安完成上计工作的吏员交付给博士。几年以后，蜀郡派出去的小吏皆学有所成，回到蜀郡后，文翁将其安排到郡级政府中的重要岗位上，又通过察廉吏的察举制度，将其举荐升补。这些原本的郡县小吏，由此得以升迁至郡守、州刺史这样的高层级官位。

经由文翁的几年治理后，蜀郡移风易俗，出现了新的气象。县中吏民争相来当学官弟子，富人甚至出钱求取名额。蜀郡出现向学之风，当地民众得到教化。奔赴长安学习的蜀郡学子，数量已经不少于来自文教盛地齐鲁的学子。汉武帝时，朝廷下令让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文翁在蜀郡培养、选擢吏员的方式得到推广。学官制度与察举制度成为培育官德、推行官风的重要制度依托。

汉武帝时，因察廉吏而得以迁补的记载较多：杨仆被河南守察举以为能，从而得以迁为御史；朱强、杜周被南阳守义纵举为廷尉史。从这些例子可知，察廉吏后是有可能升迁至中央任职的。武、昭、宣之世，涿郡人赵广汉是著名的能吏，他的升迁亦受益于察廉吏之制。赵广汉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从而被举茂材，被任命为大司农属官平准令。在任职平准令期间，赵广汉又以察廉吏而被擢升为阳翟令。此后，因业绩特别优异而升迁为京辅都尉，守京兆尹。

汉朝时期“廉”的涵义，除志节清白有操守之外，还有棱角方正、锐意进取之意。⑨《汉书》载赵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从赵广汉之例，可知西汉对于“廉吏”的理解：一是具有忘我的敬业精神。赵广汉会见吏民，有时会通宵达旦。二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调查研究的能力。赵广汉尤其善于以推理类比来获悉真相。郡中盗贼与闾里轻侠的居所，吏员受贿的金额，赵广汉皆能敏而察之。三是具有果断的行动力。长安城里曾有数位少年聚集于穷里空舍谋划抢劫，他们尚未商议完，赵广汉便派人将其逮捕。四是具有与人为善的心胸。有位叫苏回的富人担任郎官，被两个贼人劫掠。不多时，赵广汉便找到犯罪地点，亲自立于庭下，让长安丞扣门将苏回的身份告知贼人，让其投案自首。贼人既感惊愕，又素闻赵广汉的名声，于是下堂叩头。五是具有善于治下的能力。湖都亭长被赵广汉召至府中公干，在所经之地遇到界上亭长，界上亭长托其向赵广汉致谢。湖都亭长到府后，汇报完毕却未能提及界上亭长所托，于是赵广汉提醒他尚有界上亭长之事未及相言，同时又让他转告界上亭长“勉思职事，有以自效”，告诫其不要与上级拉私人关系。因赵广汉具有上述较为完备的素养，从而被视为廉吏的典型。《汉书·赵广汉传》云：“唯广汉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⑩

察举制度下崇德尚学社会风气的形成

除察举制之外，两汉官员选拔制度，还有皇帝征召与公府辟除。征召、辟除的标准也影响到察举标准的制定。⑪关于公府辟除，应劭《汉官仪》引用东汉光武帝的诏书，归纳出四条标准，其文云：“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所谓四科取士，主要指在德行、学术、法律、性格四个方面提出要求。此外，四科取士还尤其强调须具有孝悌、廉公这两个方面的事迹行为。易言之，孝、廉为四科取士的基本前提。一般认为，公府辟除的四科取士标准，同样也运用于察举制度中。

光武帝以重申的方式肯定西汉丞相府的辟除标准，将其与察举制度作出统一规定，下诏云：“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覈，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⑫诏书要求州刺史、郡守在察举茂才、尤异、孝廉之时，需从县域中去选拔具有英俊、贤行、廉洁、平端等德行之人，并且让其试职以便进一步考察。倘若察举而不得人，则无论是举荐者还是受荐者，皆要被追究责任。

汉和帝时期，有关察举额度的规定被进一步细化。郡国中人口在二十万的每年可举孝廉一人，四十万的举二人，六十万的举三人，八十万的举四人，一百万的举五人，一百二十万的举六人。不满二十万的每两年举一人，不满十万的每三年举一人。察举的制度化发展，除完善官员铨选、考核、叙用等各个环节之外，还培育出崇尚德行、尊重学术的社会风气。

由于察举制度是郡国向朝廷的举才制度，对于各地豪强而言，可以借由这一制度从地方走向中央，进入大一统的政治体系，结交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为此，他们按照四科取士及孝悌、廉公的要求来培养子弟，争取察举的机会。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后，一部分豪强家族转化为文化世族。例如，弘农杨氏世代研习欧阳《尚书》，汝南袁氏世代传习孟氏《易》。除培育家族子弟外，出身文化世族的名儒还会教育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子。追随名儒读书的士人常有数百人、数千人之多。经由名儒的教育普及，崇尚德行的向学之风向各地传播。社会风气的转化带来积极的政治效果，原本因豪强阶层的地方分权要求而出现的分裂风险得到遏制，大一统体制受到文化世族的支持。⑬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察举制度。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历史逻辑与文化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4&ZD193）研究成果】

【注释】

①黄留珠：《西汉前期人事制度的改革》，《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②《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3页。

③④⑥《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0页、第166页、第166—167页。

⑤⑧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2页、第34页。

⑦黄留珠：《两汉孝廉制度考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⑨黄留珠：《汉代的选廉制度》，《唐都学刊》，1998年第1期。

⑩《汉书》卷七十六《赵广汉传》，第3199、3202—3203页。

⑪张欣：《论汉代的辟除四科》，《史学集刊》，2016年第6期。

⑫《续汉书》志二十四《百官志一》，《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59页。

⑬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亢紫彤（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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