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祎达：从冷门文献发现寻常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青年科研人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型智库建设、理论宣讲宣传事业的新锐力量，是学术传承与创新的未来和希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特别推出“社科新青年”栏目，生动展现近两年新进院的青年科研人员扎根学术、锐意创新的青春风采，激发广大社科青年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新时代首都发展的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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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冷门文献发现寻常

本期新青年：孙祎达

· 入职时间：2025年6月

· 所在部门：史志学研究所

· 研究领域：河西、江南地域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冷门文献研究

河西与江南

长期以来从事历史学的科研，研究范围主要涉及河西、江南两个地域。河西自古为多元文化交汇、族群交融之地。近代以来，著名的敦煌藏经洞之发现，催生了国际性学科“敦煌学”。而我的兴趣，集中在藏经洞封闭之后西夏、蒙元统治河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段传世记载匮乏，出土西夏文、汉文等多语材料较为丰富。江南地域为传统文脉所系，历代修志赓续不绝。明清以来，文人颇好为名山古寺修志。我的研究具体聚焦于山寺志的近代流变，以江南为核心，兼及全国其他区域。两地虽然遥隔数千里，历史上却不乏文化互动。如元代杭州作为雕版中心，不仅刊刻汉文大藏经，还刊刻西夏文大藏经《河西藏》，刊印后又流传至莫高窟等地；江南腹地的飞来峰石窟，亦多留存西夏风格。江南成熟的山寺志编纂传统，亦逐步传播，在民国时期影响直至大西北。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跨区域的文化交流，都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有密切关联。

文献学与史学史

文献学与史学史既是我长期接受的学术训练，也影响到我的研究取向。文献学（Philology）侧重版本、校勘与多语言对勘，以精准解读文本为目的，但亦为探索历史提供基础。史学史（Historiography）作为史学之反思，有助于理解史料的生成机制与情境，把握既往研究的背景及特性。二者虽然不是直接研究历史，但却对治史多有裨益。大学期间，我先后探索清代西夏史著作的史源与书写，以及近代西夏学家等问题。研究生阶段，我主持“《十二国史》与事语类史书考论”学生课题，一方面通过多语对勘进一步释读西夏文《十二国（史）》，另一方面尝试从史学发展的脉络理解该书及同类史籍，并且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唐至民国修史机构与史注纂集”，撰写硕士论文《西夏史学探微》，后来拓展至辽西夏元时期的史学。读博期间，我还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与数据建设”，在点校整理相关古籍的基础上，考察此类方志在近代的演变，撰写博士论文《民国佛教方志研究》。此外，主持有“早期西夏学史探研”学生课题，丰富对近代学术演进的认识。进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所工作后，北京历史文献成为新的研究对象，目前主持青年课题“北京庙宇志研究”，参与院课题“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整体而言，我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不仅非正经正史，而且还均属于所谓“冷门”文献，但其内在却不冷僻。大漠古城出土的番文“天书”，和当代民间的日用典籍，在内容上往往并无二致。庄严玄妙的尘外方志，字里行间也多是一方水土的社会百态与人间烟火。

云居寺历史文献的保护与研究

进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研究所工作后，随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成立，以云居寺藏经为主的北京历史文献，成为我新的研究对象。云居寺藏有隋代以来在千余年时间里陆续刊刻的万余块石经，有“石经长城”之誉，具有珍贵的版本、艺术和史料价值。刻经事业对华北文化的发展和区域社会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云居寺还藏有明清两代的大藏经雕版、印刷品，以及众多汉文、藏文、汉藏文合璧的单刻经典。虽然云居寺很早被称作“北京的敦煌”，但是同敦煌学相比，云居寺研究仍有不少拓展的空间。期待与同事和研究同仁一起，推进云居寺历史文献的保护利用与学术研究。

责任编辑：张弛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603/129344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