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平：明清时期的大运河与北京

 

倪玉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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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大运河是人类工程的奇迹，是中华民族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奇迹，是政治之河、经济之河和文化之河。本文立足明清史书资料，生动描述了大运河在明清北京城建设、明清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全景展现了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商业、关税、对外交流等方面的社会风貌。

北京与大运河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人说北京是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北京是怎么形成的，又因何在成为六朝古都后仍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随着我国历史发展大势不断演变，元明清时期建立的统一中央王朝将都城定在北京。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都在北方，而经济中心则在南方，水运是沟通彼此的重要手段。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境内很多大河都是东西走向的，而人工开凿的运河则多为南北走向的。

一、大运河与明清北京城兴建

中国大运河全长3200公里，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2014年6月22日，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说文解字》认为，“大”为“天大，地大，人亦大”。“大”体现了大运河的气势。“运，移徙也”，体现大运河沟通连接的作用。“河”在《说文解字》中专指黄河，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河”泛指河道，表明大运河的载体。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长度最长、利用时间最久的人类水利水运工程杰作。

2019年，大运河被列入首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行列。当前，我国拥有5个国家文化公园，除大运河外，还有长征、长城、黄河、长江。其中，只有长城和大运河是人工修建或开凿的工程，且都辐射北京，二者一静一动、一阳一阴。此外，长城的修建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起到隔绝内外的作用，大运河则起到内部沟通连接的作用。

大运河的沟通连接作用十分重要，时至今日大运河上仍有船只往来。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先生认为，“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许多文学作品，如四大名著的诞生，均与运河相关。《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在淮河边长大，听了许多南来北往的人讲故事。《水浒传》中“水泊梁山”是大运河上有名的“水柜”。“水柜”是给大运河提供水源的湖泊河流，即蓄水池的意思。《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虽是太原人，但长期在江淮地区活动，与施耐庵极为相熟。曹雪芹家在张家湾一带很有影响力，《红楼梦》中林黛玉上京与回家奔丧都是从运河走的。明清时期，记录大运河的文人日记超过上百本。比如，林则徐曾多次利用运河往返，留下了重要历史资料。

关于大运河的走向变化，隋唐时期是往洛阳走的，由于洛阳和长安之间隔着三门峡，水运不便，大运河只通到洛阳。当时的皇帝经常到洛阳就食，唐高宗在位的一半时间都在洛阳，武则天在位22年间，有20年都在洛阳。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历史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皮日休则给出了较高评价，“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大禹划定九州，疏浚道路，其所开创的疏川导滞法成为开凿大运河的重要理论基础。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就利用这一原理，减少了很多工程量。到了元朝时，郭守敬主持开凿运河，引白浮泉水、设水闸蓄水济运，打通了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明朝时期，修建山东临清南旺枢纽工程，工程通过戴村坝拦截汶水、开挖小汶河引水至南旺分水口，采用弧形河岸与“T”字形水口设计实现南北分水。该工程是在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下进行的，“老人”是职位名字，负责管理十个泉夫。

北京作为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公元前1045年起，北京城为蓟、燕等诸侯国的都城。秦汉以来，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重镇，先后被称为蓟城、燕都、燕京、大都、北平、顺天府等。五代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的地缘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此前北京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而且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区，城市职能以军事为主，加之经常成为战场，经济和商业并不发达。公元938年，辽朝以北京为陪都；公元1153年，金朝以北京为中都，北京的城市职能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地位大为提高。元朝定都北京并称之为大都。萧洵在《元故宫遗录》中记载：“凡门阙楼台殿宇之美丽深邃，栏槛琐窗屏障金碧之流辉，园苑奇花异卉，峰石之罗列，高下曲折，以至广寒秘密之所，莫不详具该载，一何盛哉！”明代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基本形制。到了清代，北京成为“天下四聚”之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选择北京作为首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北京日益成为国际大都市。

 

明初，朱元璋想把皇位传给其子朱标，派他寻找新的都城。然而在西安考察回去后不久，朱标就死了，朱元璋此后放弃了更换都城的想法。朱标死后，朱元璋将皇位传给了朱允炆，也就是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以次第削夺诸王权势。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设北京为陪都，决定重建北京。朱棣认识到北京的重要战略地位，当时北方持续面临蒙古的骚扰，北京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尤为凸显，明史记载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

为兴建北京，朱棣甚至动用了藩属国的力量，“交阯（越南）诸色工匠七千七百人至京”。此外，“遣工部尚书宋礼诣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诣湖广，户部左侍郎古朴诣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诣浙江，右佥都御史仲成诣山西，督军民采木……命泰宁侯陈珪、北京刑部侍郎张思恭督军民匠砖瓦造……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修建皇宫所需的砖瓦，“在外临清砖厂，京师琉璃、黑窑厂，皆造砖瓦，以供营缮”。为将湖南一带的木材运至北京，“十万众入山，辟道路，召商贾，军役得贸易，事以办”。这些材料都依靠大运河运到北京。《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经由运河进入皇城，他们为皇宫建筑运来了大量木材、梁柱和平板……这样的木排来自遥远的四川省，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到首都。其中有一根梁就价值三千金币之多，有些木排长达两英里。”“中国人喜欢用砖而不用石，供皇宫所用的砖可能是由大船从一千五百英里之外运来的。仅是为此就使用了许多船只，日夜不断运行。沿途可以看到大量的建筑材料，不仅足以建筑一座皇宫而且还能建成整个的村镇。”

从永乐五年（1407年）开始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结束，修建紫禁城和扩建北京城的工程得以竣工。同年十一月，朱棣“以迁都北京诏天下”，次年正月“奉安五庙神主于太庙。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大祀天地于南郊”，标志着北京再一次成为中原王朝的首都。

二、大运河与北京经济社会发展

（一）明代北京

为保障北京的交通便利和粮食供应，在修建北京城时，明廷也开始着手疏浚河道。永乐九年（1411年），朝廷重修会通河和通惠河。运河开通后，交通便利，“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明代北京重新恢复了全国商品集散地的地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都通过大运河进入北京，甚至远达广州的商品也能通过运河被运送到北京的市场之上，“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其物值既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者，为重糈也”。这里以槟榔为例，嘉庆皇帝很喜欢吃槟榔，他曾给粤海关监督延丰的奏折中批注：“朕常服食槟榔，汝可随时具进。”槟榔从南方先运到杭州，再通过贡鲜船运到北京。在运河上，贡鲜船可优先通行，其次是‌漕运官船，排在最后的是商民船只‌。此外，朱批奏折也是通过运河运送的。

随着运河而来的外来人口，或是从事私营手工业，或是外地商人，极大地带动了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明代如何在北京落户？正统年间，明廷规定“原籍千里之外不能还乡者，许各所在官司行原籍官司照勘，原系军民匠籍，照旧收附”，大批的外来人口便附籍于北京。正统十三年（1448年），北京城市人口已达到96万，算上顺天府所辖各县，人口已突破219万。

随着行业的高度分化，北京城内的市场也按专业分布，有米市、羊市、猪市、果子市、粮市、煤市、花市、油市，等等。北京盛行“前店后坊”的经营模式，许多同行业的作坊集中于一个地点，从而形成了诸多市场，如帽儿胡同、当铺胡同、棺材胡同、钱市胡同、煤铺胡同，等等。

北京是文化中心，城内有大量官员、文人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对书籍等文化商品有很大需求，书籍成为北京市场上的重要商品。根据不同时期，北京书市分布也有变化，平日里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辰门之西”，因为该地区是朝廷衙门集中所在；每逢会试时，则“列于场前”，供来京考生购买；在特定日期的集市开张时，书市就会在集市中开张，“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瀚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此外，随着北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花之风开始盛行，全年任何季节，商场上都有鲜花出售。当时北京市民普遍喜欢丁香花和茉莉花。

 

（二）清代北京

清朝入关后，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北京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渐恢复，城市稳步发展，人口增加。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时，北京地区人口已达164万余人，城市人口有76万余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北京城市人口已达百万。人口增加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也带来了巨大的消费能力和需求，促进了商业发展。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他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提出“1793年北京的面积远不如伦敦，但人口是伦敦人口的二到三倍”。

随着分工的精细化，北京形成了以市场商业买卖为主导的城市功能区域。崇文门外商业街区是行业较集中的地方。这里中药栈多，药铺主要是门市零售，而药栈是药材的大宗批发，不做零售买卖。与药栈相似，酒市也在这一区域。不论大饭庄、小饭铺还是酒缸等，都到崇文门外大街来趸酒。五金行，以及专业批发的粮食市、菜市、果子市、骡马市等专业市场也集中于这片区域。

每逢考试，“去棘闱最近诸巷，西则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则裱背胡同，东则牌坊胡同，北则总捕胡同，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每房三五金或十金，辄遣妻子归宁以避之”。“东单牌楼左近，百货麕集，其直则昂于平日十之三，负戴往来者至夜不息。当此时人数骤增至数万，市侩行商欣欣喜色”。为保证北京商业发展，康熙帝下令加强城内治安，将原属兵部督捕衙门的巡捕三营交由步军统领管理，“京城内外，一体巡察”。

北京还有不少外国商人前来贸易，18世纪就有很多外国货物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乾隆年间的访华使者马戛尔尼等人，在通州看到英国的布匹，令他们感到十分惊讶。

在所有商品中，最重要的物资就是漕粮。运河沿岸省份每年要向北京提供300到400万石粮食，供皇室亲贵、官员、百姓、兵丁等食用，源源不断的漕粮极大地保障了北京物价的稳定。清初，通州至大通桥闸河这一段的运河由于运送漕粮的需要，“向无民船往来”，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下诏“今应令小舟泛载、于民殊有利济”，此后“今运丁及商人、互为推挽、甚是两便。百姓各造小船，将通州货物运至京师甚易，而雨水时往来行人亦便，皆感激皇恩，名其船曰便民”。

通州至城内的运河“外扩而内狭”，商船、漕船数量众多，无法尽数通行，因此不少商货是在通州起岸，“太仓官廪兵糈，暨廛市南北百货，舍舟遵陆径趋朝阳门，以舟缓而车便南北之用有不同也”，商旅往来频繁，“轮蹄络织，曳挽邪许，欢声彻听夕不休”，“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路，相望于道”。清初这段商路“初未甃石，往往积涔成洼，经潦作泞，行者弗便”。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在这条路上铺设石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复修，从而大大改善了交通环境。

清代漕船可携带其他商品至京贸易，回空漕船也可以载货南归。康熙年间，允许漕船回空时携载黄豆、瓜果、麦子等农作物，上限为每船60石，雍正七年（1729年）时增至百石，嘉庆四年（1799年）增加为150石，均免税。同治五年（1866年），规定回空漕船可以携带成本银500两的货物。从南方运往北方的商品，主要有棉布、丝绸、茶叶、木材、纸张、铁器等。从北方运回南方的则主要是棉花、干鲜果品。

北京商业发达，商税征收数额巨大，“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余所”，明代顺天府的税务衙门，在正阳门外、正阳门、张家湾、卢沟桥四处设有宣课司，安定门外、安定门二处设有税课司，崇文门、德胜门二处设有税课分司。清初设立了左、右翼。左翼负责北京东部的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左安六门的税收；右翼负责北京西部的德胜、西直、阜城、西便、广安、右安、永定七门的税收。除征收商税外，左、右翼还征收北京的房地税银（房产交易税），每年税收从几百至千两不等。

康熙、乾隆两朝先后南巡，对稳定南方政局起到重要作用。康熙、乾隆先后设立博学鸿儒、博学鸿词，录取天下名士，极大地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促进满汉统治阶级合流。

很多西方人来到北京，留下珍贵记载，比如《马可·波罗行纪》《荷使初访中国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等。这些资料生动展现了运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总结而言，大运河是一条经济之河、政治之河、文化之河。北京是大运河上“漂”过来的城市，是大运河滋养繁荣起来的城市。今日，我们不是要恢复大运河的漕运功能，而是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彰显大运河文化、生态、旅游优势，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报告人 | 倪玉平

责编 | 范璧萱

校对 | 李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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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璧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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