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熠：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薛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党委书记

点此查看完整报告

点此查看课件

编者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把握战略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抉择。本文立足全球变局与国家发展全局，系统梳理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逻辑与时代必然性，深入剖析了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鲜明内涵与主要特征。文章紧密结合首都功能定位，辩证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战略机遇与现实挑战，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精准发力的重点任务与实践路径。全文史论结合、以理明志，聚焦规则对接、金融安全、区域协同等关键环节进行了深入思考，对于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认识、在新征程上推动开放发展走深走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路径。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应对百年变局、把握战略主动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举措，更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

从数据来看，202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45.47万亿元，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外资企业进出口13.27万亿元，增长3.7%，开放型经济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些成果的取得，既是国家战略指引的结果，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

一、深刻认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必然性与战略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是简单的开放范围拓展，而是服务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必然性和重大战略意义。要深刻理解这一点，不能只看当下，而要从历史、现实、战略多个维度，认识开放为什么重要、能应对什么、能解决什么，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国家战略部署上来。

（一）历史维度

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从“局部开放”到“全面开放”的艰难探索和伟大跨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大幕。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成立，随后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相继设立，开启了局部开放的试点探索。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1992年，浦东新区正式设立，成为继深圳之后的又一个开放龙头。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阶段。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在服务业开放、负面清单、人民币自由兑换等方面先行探索，改革经验逐步向全国复制推广；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成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第五种国际储备货币，这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彰显了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

我们可以从这一历史脉络中清晰地看到：开放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应对风险挑战、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举措。“十五五”时期，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更为艰巨的发展任务，更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二）国际维度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格局变乱交织、动荡不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碎片化趋势明显。个别发达国家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试图对我国展开全方位战略打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是被动妥协，而是主动破局，是打破封闭孤立、破解霸权遏制的有效途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国通过开放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并培育本土企业，2025年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261.5万辆，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拓展多边合作格局，我们能够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掌握更多主动权，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有效规避单一市场依赖风险。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效显著：肯尼亚“非洲硅谷”项目加快落地，带动当地数字化转型；尼加拉瓜鲁班工坊教学标准纳入该国职业教育体系并全国推广；中老铁路老挝段本地员工占比已超67%……这些合作成果不仅彰显了开放合作的诚意，也让我们赢得了更多国际支持，有效应对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

（三）发展维度

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的主题，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是我国发展的宝贵经验。通过扩大开放，能够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壁垒；能够引进全球高端要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双向投资报告2025》显示，2024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5.9万家，同比增长9.9%。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领域对外资吸引力增强。这充分说明，扩大开放能够有效汇聚全球优质资源，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四）民生维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根本立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最终目的是让开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从日常生活看，随着开放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走进普通家庭，来自全球的优质农产品、消费品以及先进医疗、教育、文化资源不断涌入，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从就业和收入看，开放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外资企业的入驻、对外贸易的发展、跨境合作的推进，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在服务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同时，开放推动了产业升级和企业效益提升，也带动了职工收入增长，让人民群众得以共享开放发展成果。

 

二、准确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内涵与主要特征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核心要求，明确了对外开放向“制度型”转变的方向。高水平对外开放并非单一领域的开放，而是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的系统工程。

（一）核心内涵

制度型开放是指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创新为核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通过完善国内制度体系，实现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衔接适配，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对外开放从“边境上开放”向“边境后开放”转变、从政策引导型向制度保障型转变的更高层次开放模式。其核心不是简单的“放多少”，而是“怎么放”“放得稳”，强调将开放的举措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形成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环境，让企业在更加公平、规范的环境中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包含四层要义：

第一，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这是制度型开放的本质要求。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我们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即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数据流动、监管协同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目前，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压减至29条，制造业领域限制全面取消，服务业开放成为主战场；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82.81分，制度型开放根基不断夯实。

第二，坚持自主开放、有序推进，把握开放的节奏和力度。高水平开放不是被动融入，而是立足我国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实际需要的主动开放，核心是自主把握开放领域、节奏和力度，兼顾发展与安全。23个自贸试验区承担压力测试功能，成熟一项、推广一项，形成了“顶层设计+基层探索”的渐进模式。2025年12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我国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制度型开放迈出坚实一步。

第三，聚焦全要素开放，推动货物、服务、技术、数据、人才高效流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特征是打破单一货物贸易开放格局，向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全领域延伸，促进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安全便利流动，提升跨境配置效率。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突破45万亿元，连续9年保持增长；服务贸易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跨境资金往来活跃度持续提升，高端人才跨境流动渠道不断拓宽，为实体经济筑牢资金和人才保障。

第四，坚持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利共赢。既要通过开放获得发展机遇，也要让世界更好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红利。目前，我国已与29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并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2025年，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283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民生改善等领域，带动了当地就业和产业水平提升，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二）主要特征

面向“十五五”，我国对外开放将进入持续提升开放广度力度深度的新阶段，呈现出与此前时期既一脉相承又显著跃升的鲜明时代特质。

第一，战略性。高水平对外开放始终立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重大战略任务系统推进。开放的方向、领域、节奏与国家总体战略同频共振，在推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开放的同时，将开放与产业安全、能源安全、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等统筹衔接，既主动融入全球体系，又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第二，制度性。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创新为核心，推动开放从政策引导型向制度保障型转变。不再依赖短期优惠政策，而是通过完善涉外法律法规、健全市场准入、强化公平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优化监管协同，把成熟举措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形成长效机制。

第三，协同性。坚持系统观念，实现多维度、全方位协同推进。一是区域协同，推动东中西、海陆内外联动开放；二是领域协同，推动贸易、投资、产业、科技、数据、服务等领域开放相互促进、一体推进；三是内外协同，促进内需与外需、“引进来”与“走出去”良性互动；四是改革与开放协同，以开放倒逼改革深化，以改革支撑开放扩大；五是发展与安全协同，在开放中提升安全能力，在安全保障下拓展开放空间。

第四，创新性。创新性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动力。立足新质生产力培育需求，推动开放领域、贸易形态、合作模式的全方位创新，如培育壮大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形态，推动贸易结构优化和投资方式升级，让创新成为扩大开放的核心支撑。

第五，普惠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开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覆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扩大优质商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等供给，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通过促进产业升级、稳定就业、激发创业创新活力，让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共享开放红利。

 

三、当前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我国“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结合北京实际，当前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面临国家战略赋能、自身优势集聚的多重机遇，也面临外部环境复杂、内部短板制约的现实挑战，尤其在金融开放与安全领域，风险与机遇交织，必须辩证看待、科学应对。

（一）重大机遇

第一，国家战略机遇。“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摆在突出位置，明确提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大部署，为各地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撑。北京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肩负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在跨境金融服务创新、外资金融机构准入、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监管协同等方面具备先行先试优势。近年来，北京牢牢把握“两区”建设契机，打造“自贸试验区+重点园区+综合保税区”多元开放格局，在全国首批开展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制度型开放试点，为全国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二，自身优势集聚机遇。北京拥有“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独特优势，金融资源高度集聚，金融街集聚各类金融机构1900余家，总部企业175家；金融市场体系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信托等全品类，除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北京股权交易中心等平台外，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交所）作为核心金融基础设施，更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第三，产业升级机遇。“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北京正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5.5%和7.5%，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新能源汽车、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分别增长1.4倍和1.2倍，绿色制造能级跃升，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根基。产业升级与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合，既能吸引全球高端资源集聚，又能催生更多开放需求，推动发展与开放互促共进。

第四，平台赋能机遇。服贸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三大国家级平台，已成为北京链接全球、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这些平台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合作、服务贸易、规则对接等领域，有效汇聚全球资源。依托三大平台，北京持续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先行先试，不断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交往功能，为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注入强劲动力。

（二）现实挑战

第一，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际竞争与风险传导加剧。百年变局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碎片化趋势明显，我国在更深层次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过程中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北京地处对外开放前沿，是各类外部风险传导的重要关口，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跨境资本异动等感知更为直接。在开放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统筹开放发展与风险防范、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

第二，制度型开放对接存在短板，规则适配与监管能力有待提升。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我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环境标准、数字经济等领域仍存在需要进一步对接和完善的地方。以金融领域为例，北交所作为重要开放载体，在制度型开放进程中仍面临短板：一是与境外市场双向联通渠道有限，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待加强；二是全球金融中心竞争激烈，北交所在品牌声誉、市场深度、流动性等方面短期内难以与纽约、伦敦、新加坡等传统金融中心全面匹敌，在争夺全球优质资产与资本时面临挑战。

第三，开放协同性不足，市场活力与要素集聚功能有待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与国内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市场建设紧密协同。当前，开放政策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特别是与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结合度仍有提升空间。以北京金融基础设施为例，北交所的市场流动性有待进一步增强，吸引长期资金和机构投资者难度较大，这些短板制约了要素集聚功能的充分发挥。

第四，金融风险防控压力加大，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体系亟待完善。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必然面临更多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数据跨境传输等安全隐患，对前瞻预警、精准识别、高效处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加快完善与高水平开放相适配的风险监测预警和防控体系，确保开放进程稳步有序。

第五，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迫切需要一大批熟悉国际规则、精通涉外业务、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战略思维的专业人才。无论是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开展国际谈判，还是市场主体跨国经营、合规应对，以及金融监管机构处理跨境复杂业态，都离不开高素质专业队伍。加强人才培养、引进和合理使用，是支撑开放事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面对上述内外挑战，退缩封闭没有出路，被动防御难以根本化解风险。唯有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拓展市场空间、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才能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为牵引，倒逼深层次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吸引全球资本、技术、人才和数据，引入长期资金和成熟理念，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市场建设注入新活力。

 

四、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与实践路径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系统部署，明确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等重大任务。结合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功能定位，落实规划要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立足首都实际，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以“两区”建设为抓手，统筹开放与安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新格局，打造新时代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样板。

（一）做实制度型开放，完善规则体系并强化经验复制推广

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将开放政策转化为可落地、可感知、可遵循的规则体系，让企业切实感受到制度环境的优化。

一是深化“两区”建设实效。以“两区”建设为抓手，聚焦市场准入、数据流动、金融开放、知识产权等关键领域，结合企业实际需求开展压力测试。针对审批流程繁琐、规则不透明等问题，逐项梳理优化，形成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让“两区”建设真正惠及企业。

二是健全稳定透明的规则体系。聚焦企业反映的规则不确定性问题，完善市场准入机制，持续缩减负面清单，实现清单之外无限制，杜绝隐性壁垒；完善监管机制，推进监管透明化、规范化、公正化，杜绝选择性监管；完善涉外法治保障机制，健全涉外仲裁和纠纷解决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维权渠道。

三是强化经验复制推广。建立健全制度创新经验总结推广机制，定期梳理“两区”建设中筛选出的可复制、可推广成果，重点向京津冀地区及全国辐射，避免试点经验“锁在笼子里”，切实扛起首都服务全国开放大局的政治责任。

（二）推动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做强优势领域

立足北京服务经济、数字经济优势，摒弃拼规模、拼成本的“老路”，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是做强优势服务贸易。聚焦金融服务、科技服务、医疗健康、文化创意等优势领域，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提升出口质量。充分发挥服贸会国家级平台作用，突出项目撮合、订单签约功能，推动平台从办会向促合作、促成交转变，带动服务贸易落地。

二是规范发展数字贸易。坚持安全优先、有序开放，完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跨境流动规则和合规管理体系，明确数据跨境流动的流程、标准和责任，筑牢数字贸易安全屏障，推动数字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是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着力推动国内国际规则衔接、标准对接、渠道打通，建立健全内外贸一体化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规则解读、标准适配等服务，引导企业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综合竞争力。

（三）提升双向投资质量，推动“引进来”提质、“走出去”稳健

转变招商引资理念，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聚焦质量提升和功能强化，推动双向投资高质量发展。

在“引进来”方面，聚焦总部型机构、研发中心、结算中心等三类功能性机构，精准开展招商引资，重点吸引能带动产业链升级、带来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的优质外资。优化外资服务保障，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及时解决企业实际困难，推动外资企业在京长期稳定发展，实现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在“走出去”方面，坚持稳健有序，开展国别风险评估，建立数据库为企业提供参考；加强对外投资合规指导，开展合规培训，帮助企业熟悉当地规则；建立健全海外风险应对机制，联动驻外机构为境外企业提供预警和应急处置服务，保障对外投资可持续发展。

（四）以开放赋能科技创新，推动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

立足北京高校、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优势，以开放促创新、以创新强开放。

一是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在前沿技术、关键共性技术领域开展联合攻关，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建立国际科技合作对接机制，推动国内外创新资源深度对接。

二是提升创新平台效能。充分发挥中关村论坛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用，聚焦创新资源集聚和项目落地，完善平台服务功能，推动技术、人才、资本跨境深度对接，让平台真正成为开放合作的重要载体。

三是打通科技创新链条。针对科研成果转化慢、企业融资难、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等问题，完善跨境研发、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体系，建立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健全科技融资服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打通“科研－转化－产业”全链条，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五）推动京津冀开放联动，提升区域整体开放能级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强化首都辐射带动作用，破解区域协同不足短板。

一是推动政策协同。将北京“两区”建设、制度创新、营商环境改革等成熟经验，结合津冀实际逐步复制推广，推动三地市场准入、规则标准、监管服务一体化，减少区域壁垒，降低企业跨区域发展成本。

二是推动要素流动。聚焦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高端要素，打通区域流动堵点，建立人才跨区域流动绿色通道、技术成果共享平台和资本跨境流动服务体系，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优势互补。

三是推动产业协同。立足三地功能定位，形成北京研发、津冀落地、面向全球的产业开放格局。北京聚焦高端研发、总部经济和服务，津冀聚焦产业落地和制造配套，避免同质化竞争，提升京津冀产业链在全球的竞争力。

（六）统筹开放与安全，筑牢高水平开放风险防控屏障

坚持底线思维，将风险防控贯穿高水平对外开放全过程，构建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体系，重点防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金融风险。

必须扎实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建立风险监测机制，运用数字化手段整合多部门数据，实时感知风险动态，实现风险看得见、摸得着；二是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组建专业团队，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防范；三是建立风险处置机制，明确处置流程和责任分工，强化跨部门协同，确保高效应对，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实现放得开、管得住。

 

五、加强党的领导，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强保障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方面全过程，为对外开放工作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能力保障。

（一）把牢政治方向，确保对外开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深刻认识对外开放的政治属性，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足首都功能定位，自觉将北京开放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全局，切实扛起服务国家开放大局的政治责任。

（二）强化统筹协调，形成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工作合力

针对部门协同不足问题，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明确牵头单位、配合单位、责任单位分工，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牵头负责、部门协同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强化央地协同，主动对接中央部委，争取政策、平台和项目支持，推动国家开放战略在京先试先行。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定期听取企业意见建议，避免政策闭门造车。

（三）提升专业能力，建设高素质的开放型干部队伍

聚焦高水平开放对干部能力的要求，着力提升四种能力：一是国际规则理解能力，开展常态化培训，提升规则对接和适应能力；二是涉外沟通能力，加强涉外语言和沟通技巧培训，提升与国际机构、外资企业的沟通水平；三是风险判断能力，加强风险防控知识培训，增强对各类开放风险的识别研判；四是项目推进能力，提升开放项目落地和政策落实的执行力。同时，注重在开放一线培养锻炼干部，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专业队伍。

（四）优化营商环境，营造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良好生态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增强北京开放吸引力和竞争力。保持政策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杜绝朝令夕改，让企业安心规划长期发展。坚持公平公正，落实内外资一视同仁，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清理各类隐性壁垒。提升服务效能，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审批流程。同时，加强北京开放形象宣传，讲好开放故事，多渠道展示开放环境和政策优势，提升国际影响力。

经过多年接续奋斗，北京在金融资源、科技创新、国际交往、平台载体等方面积累了坚实基础，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走在前列。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把中央的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把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成效。只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正创新、系统推进，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加快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开放高地，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报告人 | 薛熠

责编 | 王瑱

校对 | 赵苇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刘斌

责任编辑：王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26/0626/1295293.shtml